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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季学期YPC@PKU举办了一场沙龙，请了乔秀岩老师分享为学历程。这是我当时的笔记，未经老师审阅，也未经YPC官方授权。除了回顾个人为学经历外，乔老师还评价了几位学术人物。 lm老师致欢迎词，乔老师是我心目中读书的榜样。先请他讲讲自己求学的经历。 乔老师：30年前东京大学读本科，专业课教学也没什么体系，老师讲课也不上心，读书都是跟学长学，和高年级或者研究生关系都比较好，自己去书库看书。上课多是研习班，上课之前查典故，印出来给大家，上课老师就是骂学生，你为什么引这个版本、引这个版本。学生怕挨骂，事先做功课，一人一段轮流来，一学期轮一两次，一次要准备一两个月。称不上什么体系的教学，但是对基本的文献都有了解，经常泡在资料室。上课都是老师研究什么就教什么，所以日本学生缺乏知识体系。当时日本大学相当于研究生院，默认你基础知识都知道，自己看书能知道的都不讲。但实际上也有做不到，很多日本学者没有基础知识。 后来这些老师不在以后，教学都不行了。现在年轻人都不上研究生了，现在东大京大本校学生不上研究生了，研究生都是外校的或者留学生，本校大学毕业都去美国或者做生意。现在体制很糟糕，以前公立大学经费是平分的，现在公立大学要竞争经费，我有朋友同期开始做研究，名下经费为零，要拿经费必须去申项目。私立高校也改了，教授会 说不上话，现在都是董事会说话。东京现在高校没有可以做学问,比北大差远了。不过东大有一点最好，他们的古籍资料室，学生随便用，可以带回家，因此接触了很多书，一年一次检查的时候拿回去就行。 在北大读博士，我老师说不用上课，期末成绩都是老师出面找任课老师直接给一个。也有一个阅览室，里面也有一些书。现在不一样了，有很多电子版，能接触更多。学文献时，数量很重要，需要多看。看多了才对什么版本是常见的什么不常见有意识。 八九十年代训练主要是查书、查各种资料，天天查佩文韵府、经籍籑诂，后来查索引。要知道各种索引和他的特性，比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引得。日本以前写论文，各种标准的无聊论文都是这么查资料写出来的。（叶老师补充：以前台湾也这样，查各种资料，找一个作家各种作品，分分类就是一个标准的硕博士论文）。不过今天没什么变化，以前查类书，后来查引得，现在查知网和基本古籍库。 （你们现在本科学经学）本科阶段首先要学音韵，花一个学期学音韵，掌握基础的道理，错过就很难补了。其他的比如版本（上课也不重要），课本上讲的也不对。 东京大学有个风气，学生要超越老师，瞧不起老师。这种心态也不是很正常。中国的传统是先学好老师那一套，传统的力量很强。就文科而言，民国的传统延续到今天，这种风气台湾更严重。这有有利的一方面，但也不能限制自己的思考。创新需要基础，比如语言，你不可能自己发明。学问也是一种语言，先学会。不创新不一定不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创新比较有意思。 叶老师：我一开始念专科学校，学电子资料处理，后来参与编辑室，觉得要当个作家，就决定去考插班大学。进了东吴大学，东吴的本部在xx，台北故宫对面，xx部在中央图书馆对面。老师说就把故宫和中图当我们图书馆。而且学校历史较早，藏书比较多。台湾和日本不同，课程是经过规划化的，很多老师开基础课、导读课。很多台大老师也是东吴老师，故宫和中图的老师也来上课，我们当时是故宫副院长讲的版本学。甚至经学课也很有体系，专经都有老师,有专门老师开礼记课、专门老师开春秋等。但现在听说台大本科礼记课都开不起来了，要和研究生班合开才有本科生的礼记课。当时上本科，电脑才开始兴起，老师说要是全世界的电脑都宕机了怎么办，训练更强调去图书馆每天摸书。 台湾的训练也有问题，比较强调传承老师的东西。跟桥本到北京之后回过头看才发现，好像有一点缺失，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老师的东西。桥本也花了很多时间反洗脑。你去读台湾的经学硕博士论文，好像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内容都大同小异，跟了桥本读书之后才发现，我之前认为天经地义的研究路径好像有点问题。但也不否定这个模式能帮我建立了基础，能帮我很快的跟上桥本的读书方法，这种方法能让我感到快乐或者说能更快乐的去认识经学家去为什么会这么思考、这么写作。可能东大、北大的学生比较聪明吧，自己读书，东吴的学生需要老师推着走。我也是等上了研究生班之后才发现自己读书的乐趣，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都是自己读书的心得。 答问环节： 经学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地位？ 还没定下来，还在改变。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学术史方向，但社会上对经学的关注是对传统文化或者复古心态，要可以用的传统文化。但是学术研究，还是（经学）作为学术史可做。八十年代经学是不敢提的，现在可以做的，但是怎么做还没定下来。 （学院）如何读经？ 三礼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有其词汇和语法，不懂这些规则，按古文常识读是读不懂的。我刚开始学仪礼完全看不懂，没办法，就先背。 可以先读今译本。我个人喜欢看注疏。台湾用的艺文，在大陆当时不好买，看的中华的两卷缩印本也有其好处，翻起来很方便，很好翻。两个小时就能翻一遍。当时我的老师都强调要用大的，但是小的也有他的好处。 名物如何认识？ 注疏的认识方式是一种简单化概念化的认识，名物只是作为符号的体系。我们现在的学术是从民国来的，强调看仪礼要看图，这是清朝的传统，民国更甚。但是注疏不是这样的。台湾拍复原很变态的。郑玄没想象过（具体长什么样）的东西，后面越想越实在。照着郑玄贾公彦复原，只能靠脑补。 读经如何避免清学的影响？ 以贾公彦的标准看王引之，会觉得王引之胡说八道，照贾公彦的标准看，王引之压根不懂郑玄。 ——这是我们的过渡任务，民国以来都是用清代学术标准，但是清代学术标准只是对民国来说是正确的。我是有敌人的，我要否定民国以来的学术传统。我否定了，你们就可以更客观的看。王引之那都是假汉学，抄宋人的。你们接手以后，我把这个局面打平了，你们就可以接手去做。 我的老师是沟口，他做近代思想史，当时跟马列的标准作斗争，重新评价曾国藩、李鸿章，拼命推翻过去的评价。他在课堂上说，这个工作是我们这一代的工作，你们不要和我同调，你们应该考虑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应该怎么走。 现在我已经打平了，已经相对化了。清人都是宋人以来的传统，跟汉唐不是一回事。但是你们不用跟我一起骂王引之了。我的老师都是乾嘉万岁，但是文化水平都不高。我的老师都是以乾嘉为标准，把他神话，但具体的内容他们也不懂，根本没有深入的了解。 中国、日本文化都有断层。中国有文革。日本经过战争，传统文化没有继承下来。战后日本把新中国理想化了，当时很多汉学和和汉学没关系的，一批比较有良心的学者都在盲目赞美中国，连文革早期都美化了。这种情况都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是对日本的反思，认为日本要改革，觉得新中国有很美好的理想，拿来批评日本。后来文革结束，日本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这批比较理想主义的学者就收到很大批评，失去了发言权。获得发言权的都是道德不怎么样、没什么理想的。 研究清儒的资料情况和汉唐不一样，怎么研究清儒？ 很有趣的问题，近代学者可以看到日记、文集，古代学者看不到，只能单独看经学著作。但是新资料也是有限的，即使有日记、文集也是局部的材料。需要随时评估材料的自觉，材料多也能看出问题，材料少也能看出问题。我是不怎么相信（利用文集、日记等新材料）这些研究方法，文献和实际还是不一样的。通过文献能形成的印象还是局部的印象，要有所保留，不要简单化。资料多少都不可能避免。 如何看待民国学者的吹捧乾嘉（提问者最近在看梁启超的学术史）？ 梁启超的书很重要，能认不少书名人名，相当于学术语言的基本词汇。但是写的不咋地。梁启超对新疏的评价很高。但是新疏算什么？那是汇编的。为什么梁启超觉得水平很高？因为汇编对梁启超这种不怎么专业的学者很好使，他是个外行。水平很高的都是尖端的，不是汇编的，梁启超是个外行。但是现在条件变了，资料那么多，没必要用梁启超入门。 可是一般社会上的人并不是要直接阅读清代学术著作的，所以社会上的受梁启超影响很大。但是你自己去看，和梁启超的评价肯定很不一样。 （追问：那您觉得谁是尖端） 我个人喜欢段玉裁和（想不起来，和叶老师对视半天，被提醒）顾千里。顾千里很有趣，做的比较小。段玉裁做的很大，《说文注》实际上是一个经学著作，想了很多，但是一个没有被想过的学术传统呢。王引之实际上是一个偏于索引的经学著作，不用动脑子。 但是段玉裁也有问题，他对文献不懂。他文献学没有入门。他没有藏书，没有像顾千里那样看大量的书，没有接触过所以不懂，他是个外行。搞训诂的对文献不重视，这是个传统。 段玉裁写的书动了脑子，是很有趣的，很多学者不值得看或者没什么意思。 有一套京都xx书店的段玉裁遗书在日本读汉学的人手一本，但是大陆没出，很遗憾。虞万里十年前请我写诗经小学三十卷的序，我看了之后吓一跳，这书在段玉裁遗书里，日本（汉学学者）人手一本。 可惜近代以来评价偏于政治、哲学思想，但是从学术来看，戴震、龚自珍、章学成的学术很没意思，从经学史来看没什么意思。从学术上看比较有意思的人，大家都不太重视。 段顾之争？ 很简单，段玉裁和顾千里思考方式完全不同。段玉裁要建立经学体系，顾千里是文献学家。 （段玉裁有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应该有吧，他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为什么不碰出土文献？ 不懂啊，没接触过。这东西刚出现的时候有个风气，通过文献研究探讨汉代的实际情况，是研究历史真相的材料。我们做经学不会把他当做一个真实的历史景象。经学的兴趣和出土文献不一样。——不过我不做经学，只做经学史。经学的可能会考虑出土的文献和礼记内容是否相同。但经学史只考虑郑玄、孔颖达，他们没看过出土文献。我反而对敦煌的感兴趣（有郑玄等）。 （lm老师问）（乔老师前段时间文章提到了福柯）为啥看福柯之类的？ 在教比较文化概论的，上课需要读这些，读着挺有意思的。之前都没看过，我看的书比较少。我受日本学界影响，很早就不看日文书，只看中文书。看古籍比看现代书还多。但现在解放了，开始看日文书。（冲lm老师）韦伯也看了，新教伦理真是学术史的模范。我上学的时候也很奇怪，很多同学都看西方哲学，拿西方哲学解释中国哲学。我比较排斥，就不看，现在想看看我上学的时候那些同学读的书，现在看（西方哲学）起来很有意思。很多学者做中国哲学，拿西方哲学玩文字游戏。 为什么现在去了国际交流学科任教？ 日本找工作很难，我这算不错了，中国文学教职很少，我这教汉语。现在日本汉学很艰难，教职很少，年轻人不愿意学。我觉得要分开考虑，谋生是谋生，看书是看书。北大属于比较好的，你们接触的北大老师都是专门做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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