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由《江苏高数》授权发布 作者：卢晓中 王胜兰 摘要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带动；引领 观点扫描 ●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的常态化应用虽能大大提升教育的技术水平和教学的效率，但这种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并不能产生直接的教育价值。尤其是信息化教学环境支撑下的教学模式变革、教育体系重构并未得到充分彰显。由此，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带动作用遭遇了诸多的质疑。 ●就教育系统外部变革而言，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已进入由点到面发展的关键期，教育信息化不仅要着眼于课堂教学的微观层面和学校教育的中观层面，更要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诸方面发展等宏观背景进行全面认识。 ●教育信息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信息化只能赋能现代化，而不必然导致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创新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理性守护教育的精神特质与伦理诉求。 ●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引入教育领域，目的在于打破教育原有的生态平衡，推动教育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和教育组织体系的创新，这些创新实际上已突破了教育制度的规限，势必遭到教育生态系统的排异。如果没有新制度环境的供给与支撑，信息技术的先进性可能永远无法转化为教育的有效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驱动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信息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教育现代化就是此次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方面。而教育信息化又是伴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教育现代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论及教育信息化离不开教育现代化。本文从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角度，来审思我国教育信息化历史发展的特征、制约因素，并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路向作一探讨，以寻求正确的认识。 一、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及特征 从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角度，我国教育信息化经历了教育信息化“即是”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三个重要时期。 1.教育信息化“即是”教育现代化时期（1978-2000年） 在我国，“教育信息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与“现代化”首次同时出现在国家层面的官方文件，是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1]。但教育信息化实践则远早于其概念的提出，它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启动，以电化教育的推动为肇始。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富有远见地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2]。 随后，国家又成立中央电教馆，批准设立电化教育学科，成立中国电化教育协会，电化教育开始得到有力推动。1997年颁布的《全国电化教育“九五”计划》中明确指出，“电化教育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3]。显然，这里已将电化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紧密关联起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的兴起不断推动电化教育转向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就是信息时代的电化教育，也就是教育信息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信息化得到国家高度重视，在诸多政策文件中均表明教育信息化在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4]。该计划指明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任务，教育信息化事业开始蓬勃发展。 但此时，人们对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影响与作用的认识还比较初步，尤其是在理论认识、政策解读及其实践上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误区，即把教育现代化等同于教育信息化，把教育信息化狭隘理解为教育手段和教育装备的信息化。如在1983年出版的《电化教育》一书中指出，“电化可以理解为现代化，代表最新科技成就，电化教育可以理解为教育的现代化或现代化教育”[5]。 此外，一些省份在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实践中，出现了把教育装备的信息化标准当做教育现代化主要标准的情况。如江苏省1996年发布的《江苏省乡镇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标准（试行）》将“教育装备水平”作为评估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6]。广东省1999年印发的《珠江三角洲中小学基本实现现代化标准》将校园网、多媒体教学应用、网络设备数等量化指标作为衡量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标准[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教育信息化的突出特征就是教育信息化“即是”教育现代化，两者基本没有区别。 2.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时期（2001-2015年） 200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要把教育信息化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8]，这是在阐述二者关系时首次使用了“带动”一词。直到2016年《国家开放大学改革建设“十三五”规划》发布之前，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者文章，对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表述基本都采用了“带动”一词，即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带动”一词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带头引导着前进”；二是 “通过动力使有关部分相应地动起来”[9]。 而教育信息化 “带动”教育现代化主要是：一方面教育信息化要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保障条件和支撑环境；另一方面教育信息化要以特有的技术创新力量，成为驱动教育的理念、目标、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等要素现代化的动力。梳理这一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基本也能反映其对教育现代化的这种“带动”作用。 2001年至2015年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建设驱动期和应用驱动期。实际上，自1998年《面向21世纪的教育振兴行动》宣布启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后，我国便开始进行网络课程、精品课程、远程教育资源库、网络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教育学院建设。2000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强调利用信息技术营造信息化的学习环境，具备数字化校园特征的“校校通”建设逐渐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主流。 经过21世纪前十年的建设驱动期，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基础网络设施和应用支撑平台已初具规模。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要坚持“应用驱动”的工作方针。随后，以应用驱动建设的“班班通”和“人人通”工程开始在全国推进，教育信息化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资源和环境的共享与应用。 这一时期，在国家“三通两平台”工程的推动下，教育信息化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逐步显现：智能一体机、电子白板、电子书包、移动学习终端构建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使教学空间拓展为物理空间、资源空间、社区空间的无缝链接；教育资源服务体系全面建成，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广泛使用和共享；教师信息技能得到提升，开始有意识地引入信息技术变革教学方法；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开始采用信息技术来提高教学管理效率。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以“建设”和“应用”为抓手，基本实现了信息承载数字化、环境设施网络化、资源呈现多媒体化，为实现教育变革提供了外部条件支撑。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学校并未利用技术将课程转化为更个性化、更吸引人的学习体验，而只是将网络学习环境和在线教育资源作为传统教学任务自动化的一种手段，如自动评分、自动考勤、自动指导反馈。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校教育采纳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变革，而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和节约教育成本。事实证明，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的常态化应用虽能大大提升教育的技术水平和教学的效率，但这种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并不能产生直接的教育价值。尤其是信息化教学环境支撑下的教学模式变革、教育体系重构并未得到充分彰显。由此，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带动作用遭遇了诸多的质疑。 究其原因，源于人们受技术乐观主义情绪的感染，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将教育信息化视为纯技术问题，盲目地以为只要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就能实现教育现代化，以至人们将过多精力放在硬件建设和资源开发上，而忽视了那些能从根本上变革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以及新技术环境下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等其他教育要素的创新。 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时期教育信息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一种外在力量，并未内化于教育现代化之中，以至出现了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相对独立的“两张皮”状况，教育信息化缺乏对教育现代化带动的内生动力。 3.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时期（2016年至今） 随着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物质建设工程，更是一个体制与文化变革的过程；信息技术并不会直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只有当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教育制度变革、教育体系重构，教育信息化赋能的教育现代化才有可能全面实现。 进入“十三五”，我国教育信息化开始由“建设驱动与应用驱动”的“第一步”阶段进入“融合创新、智能引领”的 “第二步”阶段。2016年《国家开放大学改革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10]，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11]，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重申信息化对教育变革的内生作用[12]。 由此，教育信息化从“带动”教育现代化转向“引领”教育现代化的新时期。“带动”与“引领”有本质区别，“带动”遵循技术逻辑，强调以技术为工具对传统教育的物质形态进行改造，而不涉及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治理等深层次变革;“引领”是将信息技术由外在于教育场域的器具变成与个体生命成长共生的内蓄力量，其深刻内涵是颠覆、是变革、是重构和再生，即利用信息技术对教育实行全方位改造、颠覆性重构，使其升华为信息时代的新形态。 概而论之，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主要在于“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信息技术的拟人化发展”三方面： （1）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融合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以互补的方式共同发展，产生实质的、有意义的联系，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13]。信息技术最初是作为外在工具引入教育领域的，其目的是提高知识传播效果和效率，最终只带来教学媒介的转换，并未催生教育创新。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也就是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的作用要超越工具的常态化运用，逐步渗透到教育教学全方位，内嵌于教育主体、教育活动、教育环境、教育内容之中，以信息人、信息资源、泛在学习环境、个性化学习路径构成的教育信息生态呈现出来。 在教育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技术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媒体，更是沟通学习者社群、学校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点，使教育的各个要素以最优化的方式共同作用于学习者个体成长。 此外，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并非是技术的单路冒进，而是二者的双向融合。在转换信息技术角色的同时，教育自身也做出调整，为技术变革价值的发挥创造空间。如 “众创空间”、STEAM教育、创客教育、学分银行等新兴教育实践，都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此时的信息技术已逐渐由一种外在于教育过程的技术工具，走向教育过程的内生元素甚至成为教育本身。传统教育在经过技术化改造后，自身的关系和结构也得以优化。 （2）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如果说在“第一步”阶段，教育信息化实际上仅仅是对传统教育的局部优化，那么在“第二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则着眼于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承担引领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角色。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包括教育系统内部变革和教育系统外部变革两方面，教育内部变革的目的在于构建开放、公平、有质量的全纳教育体系，教育外部变革的目的在于创建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间的良性互动关系[14]。 就教育系统内部变革而言，主要依托于技术创新优化教学过程和驱动教育供给侧改革。如依托网络学习空间集成在线教学、资源推送、学籍管理、学习生涯记录等功能，诱发个性化学习、差异化教学、证据型管理和智能化服务；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使互联网企业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成为教育服务的重要供给方，打破学校实体围墙的限制，创建低成本的、灵活的、与社会融合的终身教育服务体系。 就教育系统外部变革而言，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已进入由点到面发展的关键期，教育信息化不仅要着眼于课堂教学的微观层面和学校教育的中观层面，更要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诸方面发展等宏观背景进行全面认识。教育信息化在发挥教育内部变革优势的基础上，配合国家整体战略部署，担负起构建教育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3）信息技术的拟人化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已近半个世纪，但由于最初的技术并不成熟，且社交网络尚未建立，信息技术只能作为准确表征和单向传递教学信息的实体工具。信息技术“工具论”造成教育过程中重教轻学、重物轻人的异化现象，人的主体地位被遮蔽。事实上，任何信息技术都是由去情境性的代码和算法构成，而教育却是个体在活动和互动过程中内化而成的。要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信息技术就要从单纯的“工具”变成“学习伙伴”。 信息技术拟人化将人类独有的特质赋予技术实体[15]，刺激人与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可能改变技术与人的先训关系，走向技术服务于个体生命成长，这是与教育现代化本质追求相一致的方面。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机器语言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发展使人机交互成为拟人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并开始赋予机器以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具备一定人类智能特征的机器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加个性化、灵活、真实的学习体验。 2018年4月，我国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16]，201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报告[17]，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成为教育变革的强大动力。 目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在自适应/个性化学习、虚拟导师、教育机器人、基于编程和机器人的科技教育、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场景式教育五大方面[18]，随着技术拟人化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将渗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育评价、教育治理乃至整个教育体系，教育将在技术的助推下更加接近其本质。 二、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作为当下和未来教育信息化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趋势，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量变层面和质变层面。“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阶段以“量变”为主要特征，教育信息化亟待解决的任务是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师生的教育技术能力，以信息技术手段快速改变教学环境和信息传递方式。 “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阶段以“质变”为主要特征，注重教育信息化的创新作用，引领教育变革，重塑教育生态。变革取向的转变决定了“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实践工作的难点不再是建设技术环境和推动技术应用，而是如何把技术在工具层面的先进性转化为教育变革的内蓄力量。从理论层面上看，世界各国均对教育信息化给予了极高的期望，但从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技术的先进性未必能有效转化为教育的有效性。 自1928年到现在，不断有研究证明：不同的技术手段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19]。进入21世纪，我国“三通两平台”的推进虽然改变了教育的“器物层面”，但却仍未引发教育的革命性变化。技术的先进性为何不能如期地转化为教育的有效性？这是在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许多研究者先后从学校教育与信息技术的关系[20]、教育过程的复杂性[21]、教育理念[22]等方面进行探寻。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要素，并不是制约技术先进性转化为教育有效性的最大变量。 事实上，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开展一直都秉持先进的教育理念，且信息技术的先进性已经诱发了金融、医疗、交通、军事等社会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却唯独对教育影响甚微。笔者认为制约技术先进性转化为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技术的外生性导致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滞后。从经济学角度看，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基础的颠覆性技术能够提升要素生产率，产生实际的经济价值，因而能被各行业领域迅速采纳。这种靠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现代组织的命脉。但当涉及教育时，情况却大为不同，技术之于教育，不仅在于提高教学过程的效率，更在于提升教育的内在品质，为人的终身幸福奠基。只有当技术成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真正发挥有效性。 但大部分技术都产生于教育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一项新技术顺利进入学校教育，并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一般要经过技术→引入教育领域→二次开发→推广应用→技术整合的演进周期[23]，期间会受到学校组织文化、教育主体的行为习惯和各种社会制度的干扰，这就注定了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滞后。 此外，不同于原始手工技术和近代机械技术必须依赖于人的肢体操作，现代信息技术逐渐形成自己的演进体系和发展逻辑，成为独立于人的存在物。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彰显出“取代人”甚至“超越人”的价值，对一部分技术使用者而言，技术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必须与之对抗的东西。 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努力更新自己已有的教学观念、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才能控制技术。这种人对技术控制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技术对人的反控制，进而引发教师的焦虑感和无所适从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技术的采纳与扩散。 2. 教育的制度惰性消解信息技术变革的有效性。制度惰性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变迁不会随着经济和社会收益的扩大即刻发生，而是有着极为鲜明的外生后发性特征，表现出很强的惰性[24]。 众所周知，现行的教育体系脱胎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兴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满足社会大生产对大批量标准化技术工人的需要。学校教育就是按照工业体系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的模式发展起来，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形成高度固化的学校教育制度，运行至今已有200多年。 自现代学校制度建立以来，人们对教育的时空认识便是，“把学生集中在固定的地方、规定的时间内，采取基于年龄和学科的学习组织模式，对同一学习内容采用相同的教学方式”。 基于这样的认识，家长按照规定的时间送孩子入学，高等院校按照学科培养学生，企业按照学业成绩等标准招录职员，政府管理部门通过集中管控的方式对学校进行管理，从而形成家长群体、教师教育机构、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织间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习俗和利益。 任何一方的改变，都将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以上因素相互作用，形成教育的制度惰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变革的尝试都将导致弱化或表面化。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引入教育领域，目的在于打破教育原有的生态平衡，推动教育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和教育组织体系的创新，这些创新实际上已突破了教育制度的规限，势必遭到教育生态系统的排异。如果没有新制度环境的供给与支撑，信息技术的先进性可能永远无法转化为教育的有效性。 三、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未来路向 基于以上对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制约因素的分析，着眼于未来，我们必须为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确立基本路向。实际上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就指出：“问题不仅是从外部使教育现代化（虽然这是人们时常想做的事情），不仅是简单地解决设备问题，……只有当教育技术真正统一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去的时候，只有当教育技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革新这个教育体系的时候，教育和技术才会有交织。”[25] 教育信息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信息化只能赋能现代化，而不必然导致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创新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理性守护教育的精神特质与伦理诉求。 1.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时代内涵 首先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现代关系，我们可从以下两个维度来认识： 第一，面对信息时代的来临，技术的领跑态势催生了诸多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推动了社会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信息技术所重塑的社会形态引发了新的人才需求，这就对培养人才的教育提出了变革要求，这便是信息时代的教育现代化。 第二，信息技术具有变革教育的巨大潜力，以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于教育的重要标志，即教育信息化高度内洽于信息时代的教育现代化，二者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高度一致性形塑着新时代教育的理念、目标、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的现代化样态，准确建构并丰富其关系内涵。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现代关系如图1所示： 值得反思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技术都是作为外在工具发挥作用，造成教育与技术关系的异化。技术“工具论”是与传统的教育观相适应的，传统的教育观把知识看作是对外部事物的客观表征，教师先于学生获得知识，教师通过教学工具把知识准确地传递给学生，就达成了有效教学。 在这种教育观下，教师和教材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技术是承载和传递知识的媒介，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过程是教学设计的重演。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在传统教育框架下，进行简单的技术叠加，即便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改变教育的现有面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冲破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丰富了资源的分布和表现形态，使教学环境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这些转变为个性化、适应性和选择性学习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时间。 在这个时间节点，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不是技术挑战，而是教育挑战。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以深刻的方式抓住这些变化，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学习和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构和重构，重新规划适应时代需求和技术特性的学校观、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质量观和发展观，以引领和推动教育的内生性变革。 2.创新建设现代教育制度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遏制技术创新[26]。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这一关系，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先进技术可以用更低成本为更多人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教育，但技术却无法突破教育隐性的围墙，这堵围墙是制度、习惯和相关的社会资本集结而成的历史产物。 当下技术引发了社会的深刻变革，但却依旧游走于学校边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有教育制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不协调。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旨趣就在于借助信息技术的破坏性创新之力，打破传统教育的僵化格局，构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无缝连接的开放、公平、优质的现代教育体系，这就必然涉及学校的课程管理、学籍管理、学位管理乃至学校的一些组织架构等一系列制度转型与变革，目标是为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在当代教育中的优势。而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则需要给予学校的制度转型与变革提供指引甚至主导，并创设必要的政策环境，这在我国特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往往是至关重要的。 3.理性守护教育的精神特质与伦理诉求 当下，信息技术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融入教与学的各个方面，在信息技术的介入下，学习环境具有了明显的智能化特征，学习方式、教学交互、组织管理、服务方式、教学评价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技术引领的教育变革仍存在建设和使用相关的诸多障碍。 如何突破地理阻隔与空间障碍，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如何提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有效整合技术与课程教学？如何培养个体的自控力，引导学生成为理性的互联网学习者？如何在教育信息化高投入的背景下，准确测评技术投入与教育产出的关系？如何调节技术创新与原有教育体系观念、思维、制度、模式之间的冲突？以上的诘问将伴随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对此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还处于摸索之中，并无太多成功经验可供参考。 如果说信息化具有效率至上的价值诉求，那么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又具有“百年树人”的精神特质。这便决定了教育信息化的未来趋势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渐变过程，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教育信息化这一“慢性特征”，共同守护教育的精神特质。 如何避免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伦理诉求也值得给予足够的理性关注。特别是在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人工智能时代，面对的教育伦理问题不仅会增多，而且更为多样、更加复杂。教育现代化具有强烈的价值属性和伦理规范，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变革间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在讨论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时必须坚守的一个基本立场。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中所指出的，“支持对人工智能领域深层次伦理问题进行稳妥、长期的研究，确保善用人工智能，防止其有害应用”[27]。虽然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了，但对技术伦理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思考必须持续进行下去。如果要实现技术创新服务于教育和人，就必须重申以人类价值为中心的技术使用方法和伦理规。 ［2］任友群.我们该怎样研讨“教育信息化2.0”?[J].远程教育杂志,2018(4):3. ［3］国家教委.全国电化教育“九五”计划[EB/OL].[2019-08-20].http://www./falvfagui/fg22598/35447.shtml. ［4］《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和内容[J].人民教育,1999(1):9. ［5］李祺.电化教育与教育的现代化、信息化、最优化[J].电化教育研究,2003(1):3-8. ［6］江苏省乡镇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标准(试行)[J].江苏教育,1996(4):4-5. ［7］广东教育学会.广东教育现代化之路（上）综合卷[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2002：44-50.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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