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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然 马楠:黑水城出土刊本《尚书句解》残叶小识

 許學仁 2019-12-31

一、黑水城出土《尚书句解》残叶版本考

黑水城出土M1·1258[F1:W67]号刊本残叶整理者题作“《尚书》残页”,惠宏《黑水城出土〈尚书句解〉残页考》一文首先认定其为朱祖义《尚书句解》。本文将对此残叶的刊刻地点、时间作进一步考证,并将试论其与今存诸本的关系。

由图1可知,黑水城出土《尚书句解》至少为半页十三行本,大字满行约二十三、二十四字,小字双行满行约二十四字左右。版框为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版框左上角有书耳,这提示我们原本最初的装帧形态可能是蝶装,此残叶为一版之左半页。首先,此残叶版式紧凑,有些字的笔画贴合相接,有些甚至深入到相邻字画的内部(见图2-1),这是宋元建本的典型版式特征。其次,此残叶于释音之处施以墨围提示,遇有多音字则运用注音符号说明(见图2-2),这也是宋元建本常用的版式手段。其三,此残叶大字用字较规范,小注之字则有简写、异写(见图2-3),此亦坊刻常见的现象。

综合以上这些信息,可以认定此残叶为宋元建阳坊刻。如果进一步分析字形的结体特点,则可以判断出更为准确的刊刻时间。首先在调查了一定数量宋元建本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南宋建本的字体结构较之元建本具有结字较正(见图3-1、图3-2)、重心略低(见图3- 3、图3-4)、松紧合宜(见图3-5、图3-6)等特征。

前人鉴别宋元建本多经验之谈,如傅增湘在区分宋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时言:“十行本有宋刊有元刊,余曾藏南宋刘叔刚刊《春秋左传注疏》,字画斩然挺劲,与世所传十行本大不同。世所传者实为元翻元明递修本。” 然而南宋本如何“斩然挺劲”,元本又如何“大不同”,读者不得其详。又如《中国版刻图录》在无牌记、刊工等信息的情况下,常据“字体刀法”判定宋建本,然而也没有针对字形的详细分析。今人考证宋元建刻,亦言宋刻“笔画清朗”、元刻“疲遝软弱”,这是很好的形容,但是宋元建刻缘何呈现出这样不同的面貌?恐怕还是要从字形结构的差异着眼,只有通过此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前贤这些极为正确的判断、议论。根据我们总结的宋元建本字体结构的三条主要差异,再将黑水城《尚书句解》残叶字形与之比对(见图3-1至图3-6),其特征显然更接近元刻,此残叶原本当为元建本。

然而此残叶字形笔画又有不同于常见元建本的特征,元建本笔画的起笔往往偏圆,残叶笔画却多呈现出峭立尖锐之形。元敏德书堂也曾刊刻朱祖义此书,题为“直音傍训尚书句解”,此本字画即呈现出典型的元建本风格。现以敏德书堂本为参照,可以见出黑水城本笔画起笔峭立尖锐的特点(见图4)。

黑水城残叶的这一笔画特点更接近于南宋中期以后建本的字体风格,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推测,朱祖义《尚书句解》在南宋晚期已成书并被建阳书坊刊刻,黑水城残叶原书当为南宋建本之元仿刻本或元翻刻本。我们知道,元泰定间福建翻刻南宋建刻十行附释音群经注疏本即残留了些许南宋建本字画峭立尖锐的特征(见图5-1、图5-2)。黑水城原本可能也与泰定十行本情况略同,盖为元仿宋建本或元翻宋建本。

我们还知道,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陆心源皕宋楼旧物《新刊直音傍训纂集东莱毛诗句解》。陆氏《仪顾堂题跋》卷一云:“新刊直音旁训纂集东莱毛诗句解十五卷,题曰'宜春李公凯仲容',宋季坊刊本。每半页十三行,行大字廿二、三,小字廿五、六不等。宋讳有缺有不缺,宋季坊刊往往如此。”《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言此本为南宋末元初间建安刊,左右双边,有界,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注文双行二十四字,经文中有句点、四声点及旁注,有书耳。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种元建本李氏《毛诗句解》,题曰“直音傍训毛诗句解”。将静嘉堂所藏宋季刊本与国图所藏元刊本对比,也可发现宋季本笔画起笔较尖锐,元刊本起笔较圆钝(见图6),这可能就是元建仿宋建的一个实例。李公凯此书性质与朱书相类,南宋至元建阳书坊所刻类似书籍绝非一种,刊刻也绝非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朱氏《尚书句解》南宋晚期已有坊刻,黑水城残叶原本完全有可能是据南宋建本仿刻或翻刻的。

朱祖义《尚书句解》今存元敏德书堂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通志堂》本间有墨钉、空阙,检敏德书堂本正是版片漶漫处。《四库》本于《通志堂》本墨钉、空阙处或有弥补,或仍空阙。由此可见清以后诸本均为敏德书堂本一系之传。将黑水城本仅存残叶与敏德书堂本对勘,有异文一处。“四夷咸賔”下,黑水城本小注云:“四方之夷皆来賔服。”敏德书堂本作“皆使賔服”。朱氏此注显然源自孔颖达疏文“四夷皆来宾服”,敏德书堂本作“使”恐非。据此推知,黑水城残叶原本定有优于敏德书堂本之处。

二、朱祖义《尚书句解》与“句解”之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尚书句解”条云:“考《元史·选举志》,延佑中定经义取士之制,《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沉《集传》为宗,故王充耘《书义矜式》尚兼用孔传。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传遂独立于学官,业科举者童而习之,莫或出入。祖义是书专为启迪幼学而设,故多宗蔡义,不复考证旧文,于训诂名物之闲亦罕所引据。”《提要》以延佑定制,《书》宗蔡传,祖义此书应时而作,实误。朱氏《句解》南宋晚期已成书刊刻,且其书主夏僎夏柯山,非为元时所复科举之制而作可知。比对夏僎《尚书详解》、朱祖义《尚书句解》,可知《句解》实檃栝《详解》,与蔡传并不相涉:

《尚书》

夏僎《尚书详解》

朱祖义《尚书句解》

备注

《益稷》“车服以庸。”

既观其言,又明以功,于是旌以车服而用之也。

有功则旌以车服而用之。

蔡传:“旌能命德,以厚其报。”

《禹贡》“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按《地理志》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然言冀州之水而及雍之梁岐者,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横流,禹疏通之,谓之孟门。”……以此言之,则其先河出孟门之上,横流别出其东之壶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垫于水,禹于壶口之西辟孟门而始事于壶口,于梁州之北辟龙门而终事于梁山,而余功又及于岐山焉。

壶口山在冀州,河之东北屈县东南,禹始有事于壶口之西,凿为龙门,以通河。

梁山在雍州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山在雍州扶风美阳县西北,苟禹不于梁岐之东凿为龙门以通河,则冀州河水为患,无有平宁。

蔡传“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界休县狐岐之山”。以冀州吕梁、狐岐当《禹贡》“梁岐”,本晁说之。

《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

若夫我国家或有乱政之臣缔交立党同在列位。

于此众有乱政之臣缔交立党同在列位。

夏、朱解“乱政”如字,并不训“乱”为治,与孔传、蔡传并异。

《高宗肜日》“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祖已谓人君无常职,所司者代天敬民而已,则代天敬民者皆天之胤嗣也,若祖若父,皆是天子,岂父亲而祖疎哉,又岂可丰于父而薄于祖哉。

君所司者代天敬民,若祖若父,代天敬民,无非天嗣,凡祀之常典,不可丰于父而薄于祖,丰之于近庙而薄于踈远也。

孔传“王者主民,当敬民事”,蔡传“王之职主于敬民而已”,皆无“代天敬民”语。

《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一曰寿……但享年之永者皆可为寿;二曰富,谓资财丰足也;三曰康宁,谓身心安靖无事也;四曰攸好德,谓所好者在德也;五曰考终命,考,成也,终命,谓命之终乃死也,谓终命之际成全而无亏。

一曰寿,享年之永;二曰富,资财丰足;三曰康宁,身心安静无事;四曰攸好德,所好在德;五曰考终命,成全终命之数而不死于非命。

蔡传:“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故寿先之;富者有廪禄也;康寜者无患难也;攸好德者乐其道也;考终命者顺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缓为先后。”

《洛诰》“惟洛食。”

惟洛地则龟兆食墨而吉。盖古者卜龟,先用画龟而后灼之,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则谓之吉。

惟洛地则龟兆食墨而吉。盖古者卜龟,先用墨画龟而后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则谓之吉也。

案此本《尚书正义》“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画龟,要坼依此墨,然后灼之求其兆,顺食此墨画之处”,与蔡传“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龟之兆正食其墨也”不同。

《四库提要》“尚书句解”条又云:“然随文诠释,辞意显明,使殷盘周诰诘屈聱牙之句,皆可于展卷之下了然于心口。其亦古者离经辨志之意欤?以视附会穿凿,浮文妨要,反以晦蚀经义者,此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矣,亦未可以其浅近废也。”此说近是。《句解》刺取《详解》,删存其要,如:

《尚书》

夏僎《尚书详解》

朱祖义《尚书句解》

《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武王既使陈牧野之人称戈、比干、立矛以听誓言,于是遂誓以伐纣之意,而举古人之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盖此篇数纣之恶,惟论其用妇人之言,以乱天下,故举古人之言,以谓牝鸡无鸣晨之理,使牝鸡而鸣晨,则反常为孽,家必索而尽,亦如妇人与政,亦是反常,故足丧国。

誓曰:古人言母鸡无鸣晨之理,母鸡鸣晨,则物反常为夭,家必索而尽。

《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成王既戒使之敬,故遂言所当敬之事:谓天威可畏,常辅至诚,观之民情之向背,则可见矣。盖能治民则民归之,民归之则天必与之。不能治民则民不与,民不与则天亦不与,是天之辅与不辅,皆即民情而可见也。

天威虽可畏,常辅人至诚。观民情向背,大可见天之辅不辅。

《梓材》“今王惟曰。”

林少颖谓此三篇之作,虽周公当摄政之日称王命以告之,而其实皆周公丁宁之辞。故《康诰》言“朕其弟”,此篇言“王启监”、“王惟曰”、“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者,盖当其告也,不可不正君臣之分,故称“王若曰”。然其意皆出于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之也。此说极当。然则此所谓“今王惟曰”者,盖周公既称上三节以谕康叔,故举成王之意告康叔,谓今日之意惟言曰。

周公又谓成王之意惟曰。

“句解”之体,即逐句解说,串讲文意,何焯所谓“不过节略旧注,非另出手眼者”。南宋晚期作群经句解者有朱祖义、李公凯、朱申,然三人事迹所存无多。朱祖义,字子由,庐陵人,其《尚书句解》四库馆臣说主蔡九峰,其实主夏柯山;李公凯,字仲容,宜春人,其《周易句解》似主程伊川与杨诚斋、《尚书句解》似主夏柯山、《毛诗句解》似主吕东莱、《论语句解》主朱晦庵;朱申,字周翰,或为建安人,其《孝经句解》标称主朱晦庵,实则“糅杂无序”。三人籍贯所在皆理学兴盛之地,“句解”大多约取檃栝“详解”、“集注”之类,或与一时一地风尚相关。章句之体配以建阳书坊常用的直音、傍训等解释形式,再辅以墨围、注音符号等版式花样,此类书籍便呈现出显易简明的面貌,于启蒙、科考最为适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黑水城出土刊本朱祖义《尚书句解》残叶原书当为元建仿刻或翻刻宋建的一种版本,与今传敏德书堂本不同,且有优于今传本的可能。撰者朱祖义,宋季庐陵人,其书檃栝夏僎《尚书详解》,与蔡传并不相涉,亦非四库馆臣所言为元时所复科举之制而作。“句解”之体,即逐句解说,串讲文意,南宋晚期多有此类纂集之作问世,或为一时一地之风尚。除《尚书句解》外,黑水城另出土有《新编待问集四书疑节》、《孝经》注本多种、《资治通鉴纲目》等经史文献之刊本残叶,这些书籍或为元人于黑水城设置总管府后传入,当有发蒙、备考、教学参考之用。 

原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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