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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其发展状况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南朝文学家刘勰曾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这虽然是说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但对于书法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文心雕龙》，刘勰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书法艺术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清新高雅、“气韵生动”，文人气息浓厚。也正是在魏晋时期，书法不再仅限于实用功能，而成为一种艺术。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魏晋呢？ 甲骨文 法国十九世纪批评家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它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那我们今天，就试着从这个方面来聊聊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 政治因素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时期，历代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都为巩固统治实施了一系列稳定人心的政策。巧合的是，其中很多政策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末以来，士族门阀实力强大，曹魏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目的，大力笼络士人名流、知识分子来扩大自己的智囊团，这其中也包括众多书法家。另外，曹操出身宦官之家，是当时的清议之士所鄙薄的对象。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曹操大力扶持书法艺术的发展，鼓励书法创作，收集书法名作，就是为了树立自已的文人形象。 《宣示表》宋拓本，钟繇 除了曹操，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也专门设立了书学博士，这就给了书法家政治上的地位，从官方角度促进了书法的快速发展。 因此，纵使魏晋战乱不断，书法艺术非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成为官僚士族所标榜的风尚，研习书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无怪乎书法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 入魏以来，统治者对书法的推崇和对书法家的重视，直接促进了书法的迅速发展，而另一方面，自曹氏集团开始的禁碑政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书法向着飘逸潇洒的方向发展。 立碑，主要是士族门阀之家为自己歌功颂德之用，进入汉末之后，立碑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七八岁夭折的孩童都要为其立碑，尽言其年少才高。曹操深感此风不可长，并忧豪门士族借立碑提高社会地位，所以于建安十年发布“禁碑令”。曹操的这项政治举措，也间接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因为碑文既然是为大户人家歌功颂德，就必然要请名学者撰文、名书家书写，以求后世流芳，因此汉隶在立碑之风盛行的东汉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众多碑刻名帖，如《张迁碑》、《史晨碑》、《礼器碑》等。汉隶的特点是笔法严谨、质朴古拙、雄沉厚重，虽然也有舒展生动如《尹宙碑》者，但碑刻毕竟是石质，其坚实的质地决定了碑刻文字必然只能是古拙厚重的效果。 张迁碑 曹操下达“禁碑令”后，极大限制了碑刻艺术的发展，却反过来促进了纸上书法的进化。行笔纸上，自然比在石头上刻字要流畅的多，而且纸张较之竹简等早期书写载体也更便于携带，方便文人随时随处抒发感慨、畅快发泄，这无疑为魏晋书法向着飘逸潇洒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法艺术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其艺术载体的进步。南朝虞龢在《论书表》中谈到宋明帝时说“（明帝）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耀日夺目” 即已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纸质的要求之高。 不仅是纸，作为重要书写工具的毛笔，在魏晋时期也发展到一定高度。同样在虞龢的《论书表》中提到“笔别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可见，当时的制笔工艺已经达到能根据书体制作不同型号毛笔的水平了。西晋韦诞更是对毛笔的制作要求极高，他“先次以铁梳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极令均调平好……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韦诞的制笔术使得毛笔刚柔相济，随心应手。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纸张的普及和书写工具的改良，是魏晋文人畅快进行书法创作的基础。 文化因素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着重谈谈对魏晋书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魏晋玄学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但也正是这样的混乱，造就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由于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人们开始对支撑汉王朝的儒家经学产生了怀疑和批判，汉政权崩溃之后，儒学遂丧失了其在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士族门阀阶层极度推崇的《老子》、《庄子》、《易经》这些以道家经典为中心的玄学。 玄学产生绝非偶然。魏晋时期，纷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不断更换的统治者不断地诛锄异己，许多文人名士成了政权斗争的牺牲品。这使得文人士族逐渐走向远离政治的道路，他们变得厌恶政事、鄙薄功名利禄，寄情山水田园，崇尚自然。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墓砖画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书圣王羲之的例子略作分析。王羲之生于官宦世家，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叔父王廙等均位居高官。东晋是一个南北士族结合的政权，君权相对孱弱，而王氏家族便是支撑东晋政权最重要的士族，甚至在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所以王羲之童年的生活环境那自然是相当优越的。但公元322年，王敦叛乱，这使整个王氏家族都受到了牵连。谋反，这可是灭族的罪名。虽然最后不致满门抄斩，但王家的政治势力已经是大大削弱了，这对青年王羲之影响巨大。自此之后，王羲之逐渐远离官场，纵情山水，结交清谈名士，崇信道教，风情潇洒，不滞于物。 王羲之画像 王羲之的情况不是个例，魏晋时期诸多名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脱离政治，寄情自然，主张恣意洒脱、解放个性，欣赏人格个性之美，愈加倾心于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可以说，正是这种虚灵的胸襟、这种超俗的情怀才造就了最“晶莹”、最纯粹的艺术之美。 《快雪时晴》帖局部，王羲之 脱离了官场的士族名士，将书法作为他们“畅叙幽情”的途径，因为只有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魏晋时期的文化发展是掌握在门阀士族手中的，他们的艺术喜好自然成为整个时代的审美要求，而他们追求的正是潇洒飘逸、舒展恣意甚至可以说是空灵有仙骨的书法。如王羲之“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的理论，正是这种玄谈风气在书法上的反映。 玄学，是思想层面上的东西，说来听来都很抽象，那么由玄学而引发的行为现象就是可知可感的了，这就是魏晋盛行的清谈。受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人物品藻之风特盛，士族子弟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快捷的扬名之法就是在名流举办的文化“沙龙”中讲《易》说“道”，品评人物，因此造就了很多以清谈闻名的名士，如谢安、郭泰等。这些士人喜臧否人物，以玄学思想为标准进行评判，他们眼中的理想人格是庄子的“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他们赞美高尚人格的形容词是“濯濯如春月柳”、“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爽朗清举”，这些都鲜明的体现出道家思想中崇尚自然、了然物外的精神追求。 《中秋帖》，王献之 渐渐的，清谈中对人格的要求，渗透到了书论中，成了对书法作品的要求。最明显的一处我们可以找到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明显是以对人的价值要求来衡量书法作品。除此之外，在很多书评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玄学对书法审美的影响，如：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邕《笔论》）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袁昂《古今书评》）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袁昂《古今书评》） 王羲之《黄庭经》宋拓本 在这些书评中，“骨气”、“神”、“韵”、“自然”等词成了书评家评价优秀作品的常用词，达不到这些要求即不能称之为好的作品。南朝书法理论家庾肩吾曾评价说：“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士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可见“天然”在书法中是一项很重要的评价尺度。这种审美标准在谢赫的“六法”思想中发展到极致，甚至一直到现在，书家们仍在追求“气韵生动”。 其实，不仅是“形”“神”关系，玄学思想中的“言意之辩”也对书法艺术有极大影响。《系辞传》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是关于言意关系问题的最早出处。到魏晋时期，王弼进一步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观点，更加强调了“意”高于“象”，精神高于形象。于是，书法作品就不再单单要求优雅的外形，更重要的是在书法中表现出精神价值，要求书家能将自己的感情寓于作品中。 《淳化阁帖》乾隆拓本 魏晋时期，行草大盛，也正是因为行草是最能抒发情感的一种书体。魏晋书法飘逸洒脱，正是魏晋文人风流不羁、超然物外的精神体现，而“言意之辩”正与士人们所认为的书法之美只可意会相契合。卫夫人的“意在笔先”、蔡邕的“随意所适”、王羲之的“意乃独好”都体现了书家对“意”的看重。王羲之不仅仅强调人的精神、意趣、情绪要贯穿在创作过程之中，而且还要深入到点画之中，使点画之间都可见意趣与精神。这种“意”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得到高度体现，整篇作品一气呵成、笔断意连、气韵生动、潇洒飘逸，将自己欢愉激动的心情完全蕴藉其中，无愧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兰亭集序》神龙本，冯承素摹 谈到这里，说句自私的话，作为艺术爱好者，也许我们应该感谢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政治动乱却在文化上大发展的时期，有失才有得，正是因为大动乱，才有了思想的大自由，才产生了那么多诸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羊欣这样的书法家和《兰亭序》、《丧乱帖》、《鸭头丸帖》、《平复帖》这样不朽的名帖。 魏晋书法的精神风貌是整个书法史上所特有的，线条和笔法的灵动，无不暗示出魏晋士大夫们潇洒的风度、淡薄的情怀和随意的处世态度，无不显露出魏晋特有的气韵。这些作品，或“韵高千古”，或“淋漓挥洒”，或“奇宕潇散”，纵然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思想情怀，但又一同汇成了魏晋清韵高雅、飘渺动人的优美旋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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