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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3月6日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羊年的賀歲片《狼圖騰》引起爭議，焦點在狼是否蒙古人的祖先和圖騰。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連續發表多條微博，怒斥《狼圖騰》小說和電影胡編亂造：“狼從來不是蒙古人圖騰，蒙古所有文史中從未記載過狼為圖騰！這是一漢族知青在草原只待三年，生生嫁禍蒙古人的偽文化！”。他還說：“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敵，狼並無團隊精神，兩窩狼死磕，狼貪婪自私冷酷殘忍，宣揚狼精神是反人類法西斯思想。”蒙古族學者額魯特·日·額爾登木圖也撰文批評《狼圖騰》，指出小說和電影中許多不符合蒙古族社會習慣、違反草原生活常識的描寫，小說改名為《北京知青養狼記》才貼切，因為狼不會是草原社會的圖騰，不過是《狼圖騰》作者自己的圖騰而已。 這些批評也激起一些反批評，主要是指出《蒙古秘史》開篇所記蒼狼白鹿的歷史敘述。《秘史》首節的明代總譯是這樣的： 郭雪波反駁說，孛兒帖赤那（Börte Čino，旁譯“蒼色狼”）與豁埃馬闌勒（Qo'ai Maral，旁譯“慘白色鹿”）是人名，不是狼和鹿，正如姓馬的祖先並非一匹馬，叫龍的並不是一條龍。雖然這個理解在《秘史》研究者中絕非主流，但也值得重視。 只不過，古代讀書的人和聽故事的人，不管懂不懂蒙古語，未必會在這個問題上很留意。正如研究希臘神話與古希臘社會生活關係的學者所說，對於古希臘人而言，“神話就是真實的歷史”（Paul Veyne, LesGrecs ont-ils cruà leurs mythes? 英譯本，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9頁）。絕大多數中國古人在講三皇和盤古（槃瓠）的時候，是不會抱著科學的懷疑主義態度的。顧頡剛猜測“大禹是一條蟲”所引發的反感和嘲弄，從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對歷史敘述的不同敏感反應的角度去觀察，就另有一種認識價值了。 蒙古族知識份子對《狼圖騰》的激烈批評（必須說明，持批評立場的遠遠不止蒙古族，且批評者的側重各不相同，我這裡只涉及狼祖崇拜這一個問題），讓我聯想起一場（或多場）未見於歷史記載但我確信發生過的同類型爭吵。 唐代前期，在長安的突厥貴族青年與唐人交往時，唐人會提到史書關於突厥人的始祖母是一頭母狼的記載，而在長安長大並接受漢文化教育的突厥青年大概不會喜歡這個話題。要麼否認這條記載的可靠性，要麼給出另外的起源解釋，總之這樣的爭論不會讓已經熟悉漢文化的突厥青年感到愉快。而參與爭論的唐人，由於深信唐朝官修史書《周書》（稍後流傳更廣的《北史》還加以轉載），對突厥青年的回避和否認也一定大大的不以為然。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唐朝上層社會的青年中還頗有一批人傾慕突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為代表），對突厥的遊牧社會投注了浪漫的想像和嚮往（比如承乾太子就夢想著到突厥去當個將軍），他們不會覺得以狼為祖的歷史追溯有什麼不妥。當他們以羡慕和讚賞的語氣說起突厥的狼祖故事時，他們怎麼也無法理解突厥青年所感受到的羞辱和憤怒。 《周書·突厥傳》記有兩個不同的突厥起源故事，都涉及狼祖先。一個是這樣的：突厥汗族阿史那氏的祖先部落遭到鄰國血洗，只剩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雖然鄰國士兵起了惻隱之心不忍殺害，還是砍了他的雙腳，棄於草澤。一隻母狼銜肉來給男孩吃，救了他的性命，他長大就和母狼交合，使母狼懷孕。儘管他最終還是被鄰國國王派人給殺掉了，但母狼幸得逃至高昌北邊的山裡（阿爾泰山？），生下了十個男孩，其中之一就是阿史那。大概由於細節比較生動，這個故事對後世讀者的影響最深。 《周書》又用“或雲”的方式，在母狼傳說之外記下了另一個起源故事，根據這個故事，突厥的祖先阿謗步出於匈奴以北的索國，有十七個孩子，“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伊質泥師都“別感異氣，能征召風雨，娶二女，雲是夏神、冬神之女也”，阿史那就是伊質泥師都的孫子。阿史那的兒子被立為阿賢設（可還原為Arslan Šad），遂開創其後突厥的歷史。《周書》在記載了不同的起源傳說後，總結了一句：“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很顯然編纂《周書》的史臣們遇到過史料選擇的困難。突厥起源竟有多種說法，難以確定何者為正，史臣們只好把兩個說法都記下來，好在兩個說法中都有狼生的因素，可以籠統地確定突厥“終狼種也”。 《周書》的處理方式顯示出唐初史臣某種值得表揚的謹慎，但還不能據此就認定他們見到的突厥起源傳說只有這兩種，也就是說，不能假定他們沒有排除掉其他的說法，特別是與狼生無關、不足以證成突厥為狼種的那些說法。《酉陽雜俎》有一條就是與狼絕不相干，稱“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還記有射摩舍利與一位海神女交往的經歷。 這種海神故事似乎與突厥向中亞發展的歷史有關，而類似的起源故事也許還有多種，經過史臣揀選淘汰，就只剩下兩種與狼生有關的說法進入了正史。研究者認為，多種起源傳說的並存，說明突厥帝國的多元構成。 換一個說法，起源傳說的豐富多樣，說明突厥帝國還沒有完成對歷史敘述的整理，還沒有使某些記憶沉寂下去直至遺忘。《酉陽雜俎》還有一條說“堅昆部落非狼種”，似乎是強調黠戛斯的歷史起源不同於突厥，可見唐人已經有“突厥為狼種”的基本認識了。 也許就是因此，《周書》這樣解釋突厥人在旗杆頂端置金狼頭以及侍衛被稱為“附離”（böri，狼）的原因：“蓋本狼生，志不忘舊。” 這一史料要想在現代歷史學立確立其歷史真實性，還要經受一番現代史學方法與觀念的審視。首先我們不能認為唐朝史臣所記錄的突厥起源，與突厥汗國官方的歷史敘述是一致的。現在已無法確知古代王朝如何獲取和整理有關域外的史地知識，估計總是以各類使者的出使報告為基礎的，當然也有對域外來使的採訪所得。不過，這些知識得自中間人的必定居多。所謂中間人，在中古時期主要是粟特人。突厥人自己也有同樣的說法嗎？突厥人也會講述狼祖故事嗎？迄今所見突厥汗國方面的文字史料，無論是突厥文還是粟特文，都沒有提到狼生起源。 第一汗國的粟特文布古特（Bugut）碑，第二汗國的鄂爾渾突厥文三大碑，都敘及汗國歷史，但一點也沒有提起狼族傳說，不能不讓人起疑。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周書》裡的狼生故事，懷疑狼生傳說是一種外界的而非突厥自己的認知。著名突厥學家克勞森（Sir Gerard Clauson）1964年發表了一篇《突厥與狼》，懷疑把突厥說成狼的後裔是中國人的編造，目的是貶低和侮辱突厥人。這種將信將疑的局面在布古特碑發現後有了轉變。前不久剛剛去世的著名突厥學家克裡雅什托爾內（S. G. Kljastornyj）在1971年發表了有關布古特碑的報告，認定布古特碑殘破的碑首刻的是一隻母狼哺育小兒的形象，這使得對突厥狼祖傳說頗有懷疑的學者也頓時沉默了。 然而爭議還遠遠沒有結束。嗣後這麼多年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布古特碑的學者越來越多，對碑首“狼乳小兒”主題的懷疑開始出現。我自己於2006年夏天參加一個考察隊在蒙古中西部考察，曾到達著名的花園城市車車爾勒格（Tsetserleg），觀摩收藏在後杭愛省博物館的布古特碑。如果不是有母狼乳兒的先入之見，說實話現場感覺難以看得那麼清楚。 不過，我在一個月後代表考察隊所寫的考察日誌裡，不敢表達這種疑惑，仍然寫道：“濛濛細雨中，碑身和龜趺都有一點黯淡的赭紅色，碑頂部母狼以乳哺幼兒的雕像，雖然殘缺有三分之一強，但還是那樣鮮明。龜趺是中國式的，但模仿的意味很重，在似與不似之間。”這個“似與不似之間”其實也是我對整個碑首雕像的印象。回國後很長時間，我經常看我們從各個角度拍攝的照片，越來越懷疑母狼釋讀的可靠性。 有這種懷疑的人顯然還不少。2011年3月Michael Drompp在美國東方學會年會上發表會長致辭，題為《內亞獨狼》（TheLone Wolf in Inner Asia），對布古特碑首的雕像進行細緻的分析，他並不懷疑狼雕像，但他否定了狼身下的小兒，因此碑首的雕像是對中國式碑刻形式的模仿，只不過用狼替代了龍形的六螭而已。Drompp的這個質疑還比較慎重，但他指出碑首是對中國碑刻似是而非的模仿，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2012年初冬我在紐約大學的古代世界研究所（ISAW）與著有《突厥在中亞：考古與歷史研究》的Sören Stark聊天，說到布古特碑的性質與所謂母狼主題的問題，他並不贊成母狼說，他認為那只是龍（六螭），但因為粟特人不善於處理石頭材料，對中國碑刻的形式和技藝又不熟悉，所以碑首龍不像龍，碑趺龜不像龜。——我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證明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理由否定母狼雕像，事實上證據還很不充分。2013年夏天我在土耳其和參與土蒙兩國聯合調查古突厥遺跡專案的Cengiz Alyilmaz再一次談起布古特碑，他依舊堅信那是母狼哺育小兒的雕像。 突厥人是否稱自己為狼種？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舊唐書·突厥傳》記錄突厥毗伽可汗對唐朝使者袁振所說的話，有“吐蕃狗种”，是貶斥吐蕃的話。游牧文化並不賤狗，恰恰相反，狗是人類最親密的朋友，所以成吉思汗最勇猛的四員戰將被稱為“四狗”。可是“狗種”的說法就不一樣了，是以狗為祖宗，所以在毗伽可汗心目中就具有了低賤的性質。中國史籍中稱犬戎、槃瓠之類為狗種，既含有前古典人類學的分類意義，又多少含有貶斥和輕蔑，是一種蔑稱。在這個意義上，很難想像突厥人會自稱狼種。 但是，草原上可能很早就流傳著狼生故事了。《北史·高車傳》敘高車起源，就講了匈奴單于的小女兒與狼為妻產子“滋繁成國”的故事，曲折生動，既解釋了高車何以在語言和文化上與匈奴接近，且被稱為匈奴的外甥（匈奴單于女兒所生），又解釋了為什麼高車人會有類似後世蒙古長調那樣的音樂形式（“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多有研究者據此認定，狼生傳說深植於突厥語（Turkic）各人群的歷史記憶之中。 突厥與高車的狼生故事並不見於其他突厥語人群，特別是不見於這些人群自己的歷史敘述。出於高車的回鶻（回紇）與唐朝關係最深，卻不見這類記錄。有學者舉出阿勒泰系各人群中部族、官稱、地名或人名多有以“狼”（čino，böri等）為名者，以論證狼祖傳說在阿勒泰文化中的普遍性。其實以動物入專名，是人類各文化的普遍現象，和狼祖傳說沒有直接關聯。也有人舉成書於13或14世紀的察合台文《烏古斯可汗傳說》（Oghuz-nāme）中灰狼引領烏古斯可汗出征的例子，說明狼在維吾爾等突厥語族群中的重要性。可是作為嚮導的狼，與作為祖先的狼，完全不在一個價值平臺上。 狼作為嚮導引導英雄走出困境，是草原文學一個很重要的敘事母題。《魏書·穆崇傳》記穆崇遭困，遇白狼引領得救，道武帝“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穆崇家族世祀白狼，會不會被不知原委的人另作解釋呢？有意思的是，這個母題還影響到中國北方。《宋書·王懿傳》記王懿（仲德）從北方南逃時，遇洪水阻路， 王仲德由此得救。這像是王仲德到江左以後自己所講的故事，很可能他借用了當時北方人已比較熟悉的白狼引導英雄脫困的草原母題。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突厥狼祖傳說與烏孫王昆莫被母狼乳養的故事頗為相像。《史記·大宛列傳》記張騫敘昆莫之父所在的小國為匈奴所滅，嬰兒期的昆莫被丟棄在野外， 昆莫長大後率舊民複國，即烏孫國。張騫大概是在西行途中聽說這個建國故事的，當然不一定是烏孫國自己的官方敘述。 與突厥狼祖傳說不同的是，昆莫受狼乳養之後，並沒有和狼交合，烏孫王族的祖先裡面並沒有一隻母狼。不過，在古代草原遊牧社會裡，生與養是同等重要的。既然接受母狼乳養而得成長，那麼認狼為母亦可謂順理成章，儘管有一點小小的跳躍。這種跳躍是文化傳播（神話母題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流動）過程中常常會發生的變異。 從這個認識出發，我認為突厥和高車的狼祖傳說並非自突厥語諸部族自身文化傳統中生髮出來，其原型母題是西域地區烏孫和其他印歐語社會古老的部族英雄得到母狼乳養的傳說，這一起源母題的背後，正是古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各人群所共用的古老的“神話-傳說”傳統。 印歐語系各人群中母狼乳養英雄母題最著名的傳說，就是罗马締造者孿生兄弟羅慕洛（Romulus）和瑞穆斯（Remus）被棄于野外時被母狼乳養的故事。這個故事隨著羅馬城、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的輝煌成長，向北非和近東彌散，成為重要的藝術題材。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uitty Azarpay有一篇文章《近东艺术中的罗马孪生兄弟》（发表在Iranica Antiqua第23卷，1988年），列举了大量有趣的例证。这个母题还出现在中亚7世纪的苏对沙那（Ustrushana）地区的一个壁画里。两年前去世的德国近东考古学家Burchard Brentjes有一篇《苏对沙那君长的艺术与宗教》（刊于三卷本论文集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的第一册，1985年），有最为集中的描述和分析。 不过对于东西方印欧语人群来说，这个故事母题的起点并不是罗慕洛兄弟，应该还有更深远的渊源。古波斯有关祆教创教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幼儿期传说中，有他先得牛马庇护，再得母狼喂养的故事。不过由于狼在祆教教义中属于恶魔之兽，祆教徒把这个故事略加改造，说母狼把琐罗亚斯德接纳进狼窝以后，专门去抓了一只母羊来喂养他，可参看Mary Boyce《早期祆教史》（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The Early Period, 1975年，第279页）。东方之外，古日耳曼人群中也有很多同类型的传说，比如条顿英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传说他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他靠着一只母狼的乳养才得生存。在这个专题上，Kim McCone《印欧语系的狗、狼和武士》一文进行了全面探索（载于W. Meid 主编的Studien zumindogermanischen Wortschatz, 1987年, 第101-154页）。 乌孙王昆莫受母狼乳养的传说就属于印欧语古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故事母题向中古突厥语（Turkic）各部族（突厥与高车）的传播，其实是突厥语自身从蒙古高原向西发展的结果。 对于突厥语早期的西向扩张，我有一个假想，就是“突厥汗国之前的突厥化”，指的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大致上就是匈奴帝国崛起至柔然帝国覆灭这个时段内。匈奴以单于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在进入漠北建立帝国统治之前，是说某种伊朗语（Iranic）还是说某种突厥语（Turkic）或蒙古语（Mongolic），我们这里不加讨论，正如亦邻真先生所指出的，进入漠北之后的匈奴势必经历突厥化过程。 柔然的统治部族虽然说某种古代蒙古语，帝国的基础和主要力量却是突厥语各部族。因此，匈奴和柔然帝国时期，突厥语人口向西深入扩张，统治并同化了西部草原地带各原伊朗语部族，我称之为早期突厥化过程。即使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无帝国时期，这个过程也在持续进行中。 这一过程的历史成果，就是最终推翻柔然帝国的，竟是从原伊朗语地带崛起的突厥部族，以及西突厥汗国能够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实现对中亚的持久统治。原伊朗语人口被卷入突厥语世界，古印欧语人群的许多文化因素也随之进入突厥语社会。我认为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就是这样进入某些突厥语部族的，这才引发了由乳养向狼生叙事类型的转变。 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崛起之前，蒙古草原上也有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蒙古化过程，也就是相当多的突厥语人口逐渐融入蒙古语部族。这个过程中，狼祖和狼生的母题也被吸收进某些蒙古语社会的起源传说中。余大钧先生说： 这一解读代表了蒙古学家比较共同的认识。 其实《蒙古秘史》并没有标明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的性别，现代学者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凭借了大多数社会里先父后母的表达习惯，只是这未必符合该起源传说的本意。世界范围内的起源神话往往有某种特意的模糊，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就是这种类型的模糊先祖，不应该按照现实中的雌雄原则去探讨他们的结合细节。 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故事母题中的母狼，早已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那些狼，而具有某种神性和天意。因此，起源传说中的狼，不可以与游牧生活中威胁羊群的狼划等号。崇祀狼祖的游牧人，出门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尾随他的畜群的那些野狼。生活中的狼，从来就不是人类的朋友。突厥语和蒙古语典籍中，多有以狼骂人的话，骂者绝不会认为这是对传说先祖的冒犯。 《魏书·官氏志》记代人姓氏改革， 叱奴，即《秘史》之“赤那”（čino）。我认为，《魏书》这条记事很可能是有讹字的，改为“狼”虽然保存了原姓的字面意义，却与汉文传统有一定的不合，所以我猜这里其实是改为“郎”氏。清代满洲人八大姓中有钮钴禄，钮钴禄（Niohuru）即满洲语之狼，后改为郎氏，便是同一个道理。当然，叱奴也好，钮钴禄也好，尽管可能出自他们的部族称号，但丝毫不意味着这些部族曾经以狼为图腾，更不意味着这些部族会有狼祖起源的历史记忆。 跨语言跨文化的起源母题传播，在汉语社会中也有很多例证，槃瓠（盘古）传说就是最著名的一例。而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从印欧语人群进入阿尔泰语人群之后，也慢慢进入了汉语社会。华夏传统从没有母狼乳养某位先祖的故事类型，先秦时代只有“南蛮起源”的楚国有人接受过雌虎的乳养。《左传》宣公四年记楚国的子文初生时被弃于云梦泽，“虎乳之”。 华夏（汉）社会里接受狼乳的先祖故事出现得很晚。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有“狼乳沟”，说是周先祖后稷被母狼哺育的地方。《庆阳县志》狼乳沟条下，引《太平寰宇记》云：
《太平寰宇记》其实没有这一条。后稷传说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但都没有说后稷得到母狼乳养的事。《诗经》称“弃之陋巷，牛羊腓字之”，《史记》不提牛羊乳养。《艺文类聚》卷十引《史记》，则称“弃之陋巷，牛羊乳之”。但毕竟都不曾提及母狼乳养。把庆阳狼乳沟与后稷联系起来的文献证据，我能查到的最早出自《明一统志》卷三二：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转载了这一说法，遂造成更大影响。可见母狼乳养母题引入后稷故事里，当在宋元间。 狼祖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会自动出现在任何与狼有密切接触的人类社会里。有人倾向于认为狼祖故事证明游牧社会与狼有着更加深切的历史联系，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看到这类故事母题对于游牧文化来说，也是一个舶来品。我想，这类古老母题的跨文化跨语言流动，真是在在显明了历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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