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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经历了第二次文化高潮后，形成了以理学儒教为主体的社会形态，蜿蜒到现在，始终没有跳出理学的范围。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开中国历史的忠君思想的编撰之风，树立起历史编修之蓝本，丧太史公治史客观公正标准，所以南宋后再无中国可言，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遭到沦丧，皆理学儒教的忠君思想作祟。儒家之学，民本为上，君王为轻，而理学儒教篇篇皆为忠君，违反儒家礼法，而假借儒家之明，行儒教之踪，而编修历史丧客观公正之基础，后人多有学习其编修历史之风，涣涣其然，毁中国文化之大道。其后，经历了两次文化上的大规模的编撰活动，一则明代的《永乐大典》，一则《钦定四库全书》，中国文化传统的道之大道，文化上的公学与私学的互相发展，彻底湮没。 明代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命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为首负责编纂，初名《文献大成》，后再命姚广孝、解缙、郑赐，刘季篪重修，朱棣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一体的超级类书，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合集，全书22,87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徒然是显示皇家之势力，于文化只有皮毛之功。使用时，配合《洪武正韵》按图索骥，能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采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解决了检索问题；整部大典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负责重录的是徐阶。《永乐大典》正本在嘉靖皇帝死后离奇失踪，史学为“中国书籍史上最大的疑案。今人之所以能够以抄本一睹，是中国文献的一大遗憾。 明太祖朱元璋以草根建立政权，树立对官吏严法之本；二任建文帝朱允炆，自幼熟读儒家经书，受惠于方孝孺之儒学大道，“建文新政”建立起内阁机制，是世界政治领域的新纪元，直到现在世界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仍然使用内阁机制。朱允炆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而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上，被理学儒教所扼杀，淹没的三个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虽然在位区区几年，但造就的价值不可数计。内阁机制，皇帝为最终决定权力，外有内阁六部，内有司礼监，国家管理基础于此完善，这是内阁机制的优点，社会和时代处于变革，百业待兴之际，如此发展中国之优秀，不可估量；而中国社会处于理学儒教之下，司马一派开朋党私利之患渗入官吏体系，终因此生就诸多问题，法不能够禁；虽然如此，但是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随东西学互通，行之世界。内阁机制，不允许私人有太多的权力，削藩引起燕王朱棣不满，联合旧有势力反动叛乱，靖难之役篡位于政权。朱棣为巩固政权，用武开设东厂，锦衣卫；用文“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推行理学儒教之法，学于司马一派，编修《永乐大典》，以增好名。朱棣开历史灭九族之先，加为“灭十族”，毁文化大儒方孝孺，如此残暴之君，竟被传为圣，黑过于白也。而《永乐大典》的编修，彻底消灭了私学，中国文化大道以春秋孔子之始以来，公学在上，私学在下，绵延不绝；延之北宋，司马光以官身立学，开公学入私学之风，后世效仿者，比比皆是，而《永乐大典》的诞生，文献上集合了十四世纪时期的科学文化文献，但是有所取舍，不能够以客观公正标准而录入，私学始亡，社会沉沦，高压政治下，活着成为一种奢求。及至明代末期，政治上的松动，公学的败落，爆发民间书院的诞生高潮，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故史学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私学遭到破坏后的强力恢复。 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传到当代的只有百分之一、二，人为的破坏是最主要的湮灭原因。致力于中国文化，必须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下，在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去认知学习，进一步发掘文化的残留，继承文化流传的优秀部分，是对文化的最好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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