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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系项目组主要成员、子课题负责人。 大元帝国与四大汗国 古代蒙古人对“国”及其相关概念有自己的表述方法，主要见于蒙古文历史文献中。通过梳理，可以看出这些表述方法包含蒙古人传统观念的因素，也存在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在使用的过程中是有发展和变化的。 蒙古文历史文献对“国”的称谓 蒙古文历史文献产生以来，关于“国”的表述始终存在。从蒙元时期到清末，“国”的概念一直主要以ulus一词表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有所变化。 蒙元时期，作为“国”、“国家”概念出现的蒙古语词汇即ulus。例如，被视为目前所见最早的畏吾体蒙古文文献《移相哥碑》（约1225年）中就已经出现了Monggol ulus（蒙古国）之语，指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国家。13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贵由汗玉玺”明确使用了Yeke Monggol ulus（大蒙古国）一名，《张应瑞先茔碑》等元末的汉蒙合璧碑文也多见此名，并以ulus对译“国”。[1]1307年的汉蒙合璧《孝经》见有gamuggari ulus之语，为汉语“万国”的译文。[2]元代国史脱卜赤颜之明初汉译本《元朝秘史》 中“兀鲁思”（ulus）的一种汉译为“国”或“国土”。[3] ulus，蒙古语本意为“人众”、“百姓”引申为“国”、“国家”。《元朝秘史》中“兀鲁思”（ulus）的又一种汉译即为“百姓”[4]；《华夷译语》“国”译为“兀鲁思”（ulus）,同时“百姓”、“民”也译为“兀鲁思”（ulus）[5]。ulus还可以和irgen构成同义词词组，表示百姓之意。[6]irgen，《元朝秘史》音译为“亦儿坚”，旁译作“百姓”。[7]作为国、国家来讲，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国家、元朝及其大封国都可以称ulus,如Dai On Yeke Monggol ulus（大元大蒙古国）、[8]Joci ulus（朮赤汗国）、Cagatai ulus（察合台汗国）[9]等。 明代，蒙古人仍然主要以ulus来表示国家之义。例如17世纪蒙文史书中常见的 Enedkeg Tobed Mongγol γurban ulus（印度吐蕃蒙古三国）之说中的ulus，指的是完全独立存在的政体。明朝的《华夷译语》等译语类文献也均将“国”对译为*ulus，只是音译用字之间有所不同。[10]不过，ulus一词同时又表示蒙古这一独立政权内的大的部落集团tumen即万户，例如所谓答言汗的六万户中大汗的直属部落Cagar，既称Cagar tumen（察哈尔万户），又称Cagar ulus（察哈尔国），[11]清初满洲文文献即译为Cahar gurun（察哈尔国）。[12] 清代，蒙古人基本上还是使用ulus来表示国家之义。称清朝为Cing ulus,而不再将ulus一词用于当时蒙古及其大的部落名称中。此外，满洲语词汇gurun（国）开始不断为蒙古人所使用，[13]逐渐变成了蒙古语中的一个外来语。 大清帝国与附属国 蒙古文历史文献中对蒙古自身及周边国家的认识 古代蒙古人从地理上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呢？蒙古文历史文献中，基本看不到对蒙古国乃至元朝疆域以及周边国家方位的具体记载，反映出的只是一些相对抽象的概念性认识。其中，最具特点的应当是蒙元时期的“日出至日落之地”之说和16世纪中叶至清末的“五色四藩国”之说。 （一）“日出至日落之地”之说 从文献记载本身来看，古代蒙古人已经具备了中间以及东、西、南、北的概念，蒙元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相关词汇，《至元译语》中的“东”、“南”、“西”、“北”，依次对译为“唾罗纳”（dorona）、“爱木捏”（emune）、“豁罗纳”（horone）、“兀木剌”（umura）。[14]《华夷译语》依次对译为“朵罗纳”（dorona）、“额木捏”（emune）、“呵罗捏”（horone）、“兀篾列”（umere），“中”对译为“敦荅”（dumda）。[15]但是蒙古文文献中未见整体描述蒙古自身及其周围政权地理形势的记载。所能看到的有些关联的记载，是一种对于蒙古自身政权区域极限空间的认识，具体反映为一种概念性的说法，即从东方日出之地至西方日落之地为止的区域。 例如，13世纪40年代贵由汗致教皇因诺森四世答书中出现“我们……从东到西，摧毁了整个大陆”（拉丁语译本）[16]之语。1305年伊利汗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书信中提到成吉思汗的子孙“从太阳升起的南家思之地直到大海，连接起了国家、建通了驿路”。[17]1346年的《兴元阁碑》残片留有一句不完整的话：“……至落下之处统一了之时”。[18]根据惯例推测，这句话缺损了的前半部分应该是“从太阳升起之地[至]太阳”（nara nurgugui gajar-aca naran），全句意指统一了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全部地区。[19] 《马可波罗游记》说忽必烈汗“是世界一切鞑靼人的君主，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的人和物都属于他”。[20]《元朝秘史》也有类似的说法，第201节记有札木合临死前对帖木真说的一番话，里面提到他的“名声已经遍及从太阳升起之处到太阳落下之地”。[21]第260节记有西征过程中晃孩等三人对成吉思汗说的一番话，里面提到“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敌人”，[22]就是说到处都是敌人。《秘书监志》记载秘书监臣曾向忽必烈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23]在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多次出现“日出的方向”、“日落的方向”、“太阳升起的东方”、“落日的西北方”和“自……那太阳升起的方向……奔向这日落的方向”等说法，[24]还有“太阳普照下的一切”、“日光下广阔世界”、“太阳下主宰一切的伟大可汗”、“太阳脚下的所有百姓”等表述。[25] 反应蒙古西征亚欧大陆的画作 这样的说法和表述，除了反映出亚欧大陆的地理特征对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世界认知所产生的作用，估计又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划分左右翼（左右也指东西方[26]）的习惯意识有关联。[27]8世纪中叶的《阙特勤碑》（南面第二行）第一句说的是：“九姓乌古斯诸官和人民，你们好好听着，牢牢记住我的话。前面（东面）到日出，右面（南面）到日中，后面（西面）到日落，左面（北面）到夜中，那里的人民全都臣属于我。”[28]说明突厥人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回鹘人当中也有类似观念，吐鲁番《畏吾儿写经残卷》“亦都护颂”有一句“愿您从[日]出到日落名声远扬”。[29]《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秋七月“于阗遣藩部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偻㑩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30] 这种认识在西方伊斯兰世界也有一定反映。蒙古时期前后的一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等古代文献中，曾多次出现以类似表述。如《道里邦国志》说：“伊夫里宗（Ifridhūn）曾经将大地分赐给他的三个儿子。一块给了塞赖姆，塞赖姆（Salam）就是统治西方的舎莱姆（Sharam），他是罗马（Ai-Rūm）诸王和粟特（Al-Sughd）诸王的祖先；……有诗为证：我活着的时候，就已将自己的国权如俎上的肉分成几份。我慷慨地将从沙姆（Al-Shām），罗马及至日落处的土地给了塞赖姆……”[31]《世界征服者史》说成吉思汗“征服和削平了从东到西的海内雄长”，提到成吉思汗圣旨里的一句话“从日出至日没之一切土地”；[32]《伊利汗积尺》的长序中说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人的居地“在日出的右方突厥地域以东”，短序中说蒙哥汗封给拖雷（当为旭烈兀）“从印度斯坦到日没之处的土地”；[33] 《史集》也记载了所谓成吉思汗圣旨里的一句话 “万能的主已将起自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地为止的全部地区赐给了我们”。[34]参考《史集》等书写成的察合台突厥文史书《突厥世系》亦有类似说法，说成吉思汗遣使通告花拉子模算端：“至高无上的天神将一个大帝国，包括从太阳升起之地直到你的国土临界之地的所有地方都授予了我。”[35]有趣的是，《伊本·白图泰游记》形容到“花拉子模的西瓜是世界上从东到西独一无二的”。[36]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总不免有相通之处，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或许会在某一历史时段发生某种联系，产生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归结到蒙古人，根据以上列举的现象来分析，似乎早期的蒙古人看待自身所处位置及其周围世界时是坐北（西北）向南（东南），大致以左前方（东南方）为东方，以右后方（西北方）为西方，另有相对的南方（西南方）和北方（东北方），[37]而在理解自身政权及其极限空间时主要是从东（南）方向西（北）方顺序看过，认为太阳依次照到的地方即为整个世界。 （二）“五色四藩国”的说法 有关“日出至日落之地”的表述，后来在蒙古历史文献中基本上消失了。对于自身政权统治区域的描述，代之而起的是16世纪中叶以后蒙文史书中大量出现的tabunongge dorben gari(ulus)的说法。tabunongge dorben gari(ulus)，以往多被汉译为“五色四夷（国）”。《恒河之流》的作者贡布扎布是已知最早将dorben gari音译为ci i的人。[38]此ci i所对应的汉字，估计是“四夷”或“四裔”。蒙古语gari一词，在蒙元时期以及大约晚至明中期时的词义主要是“邦”、“外邦”。元代汉蒙合璧《孝经》中，“万国”译为gamug gari ulus，“诸侯”译为gari-yin ejed，“小国”译为ucuken gari。[39]《竹温台神道碑》一处“部”译为gari。[40]《元朝秘史》中gari(n)共出现十二处，五处旁译为“邦”，两处旁译为“外邦”，四处译为“部落”，一处译为“部”。[41]《华夷译语》“中合舌里坛”（garitan，gari之复数形式），旁译作“邦土”。[42]《续增华夷译语》“邦”音译为“哈里（gari）”。[43]gari由邦国、外邦之意扩展至可以指代邦国首领，例如“鲁王”被译为Luu gari；[44]garitan-i（中合舌里塔泥）被译为“王子等行”，garis-i（中合舌里昔）被译为“王子每[行]”。[45]16世纪后半叶以后的蒙文文献中，gari一词多用作“外”、“异”、“远”之意。如《十善福法门白史》中的gari daisun，[46]意为“外敌”或“异敌”，《黄史》中的gari yosutu kumun，[47]意为“异己之人”。《蒙古源流》满洲译本将dorben gari译为duin gorokin，即“四远方”。[48]仍含有“邦”、“外邦”之义而有所引申。因此，将蒙古文历史文献中的dorben gari汉译为“四夷”是不妥的。最近乌云毕力格等人将tabunongge dorben gari译为“五色四藩”，[49]应该是可取的。 就目前所见，五色四藩之语最早出现于16世纪后半叶的《十善福法门白史》。《白史》的大意是说，蒙古的成吉思汗收服了整个赡部洲，其孙忽必烈汗崇信佛法，对五色四藩大国实施政教二道。[50]其后的蒙古历史文献中，有关五色四藩的说法屡见不鲜，基本都是用来指代蒙元时期的蒙古大一统国家。 五色哈达 所谓“五色四藩国”的格局和具体内涵，文献中的说法并不一致，一般的解释是：正中心有一国即中心国蒙古国，其周围四方各自分布着一个或更多的藩国。中心国和四周的藩国都以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主要说法是蓝色蒙古，白色肃良哈，红色汉儿和囊家歹，黄色撒儿讨温，黑色吐蕃和唐兀。从蒙古的居中角度来说，其他四个方向所在的藩国即为四藩，向其纳贡领赏。对于中心之国，史书中的大多数情况是将蓝色蒙古列入其中，但是也存在个别例外。如《白史》的一种说法就是将蒙古和斡亦剌（瓦剌）一起列在了中央，[51]而《蒙古源流》将满洲和蒙古列在了中央。[52]原本想用来表述蒙元帝国疆土格局的说法，因时代的不同，被赋予了鲜明的部族立场和时代特征。诸文献对四周藩国一般的排序是：东方为白色肃良哈，南方为红色汉儿和囊家歹，西方为黄色撒儿讨温，北方为黑色吐蕃和唐兀。[53]五色四藩国也可以拆分开来说，如tabunongge ulus（五色国），[54]dorben yeke gari ulus（四大藩国），[55]蒙古国及其周围的四方之国合起来即为五色国，周围的四方之国即为四藩国。 从《白史》对五色四藩国的解说，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藏传佛教有着直接关系。五色四藩国的构想和格局安排，应该是受到了佛教世界观的影响。按照佛教的说法，人们居住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南赡部洲中，该地有四天子（或四主）统治着四方的国土和人民。伯希和《四天子说》一文引了《十二游经》所附短篇地志中的一段话：“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城，有八国王，四天子。东由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56]伯希和指出这种四天子说佛经中仅见此例，但在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释迦方志》、道宣《玄奘本传》以及9世纪大食人的行纪中有类似记载。《大唐西域记》记“瞻部洲地有四主”，具体为“南象主”、“西宝主”、“北马主”、“东人主”。《释迦方志》在说到四主时，点出“象主国”即“印度”，“宝主国”即“胡国”，“马主国”即“突厥”，“人主国”即“振旦”。[57]《玄奘本传》又说：“瞻部一洲四王所治。东谓脂那（东北君：即为China\支那），主人王也。西谓波斯，主宝王也。南谓印度，主象王也。北谓猃狁，主马王也。”[58]而9世纪大食人伊宾哇哈（Ibn Wahab）的笔录中谈到他游历中国唐朝时，那里的皇帝对他说诸国共有五王，居世界之中的是诸王之王伊拉克国王，四周诸王依次为人王中国国王、猛兽之王突厥（Toguz-Oguz）王、象王印度王、美人国王东罗马（Rum）王。[59] 比较三地的说法，可以看出诸王的数字在当时的印度和中国保留为四，而在大食那里变成了五。所谓四天子（主、王）的说法中不存在中央的国度，但在五王的说法中多出了位于中央的国度。在佛教经典中，所谓赡部洲的形势被描绘为金刚座处在大地的正中。而金刚座位于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境内，佛陀时代该国为印度四大国之一，赡部洲因在须弥山之南而又称南赡部洲，原指印度地区，后扩指世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佛教世界观中曾经隐约存在赡部洲五方格局的认识，即中心为金刚座，四周为四个国家。到7世纪中叶的《释迦方志》，就出现了赡部洲南西北东四国的土地自雪山向四方达于四海的说法。[60]中心仍是金刚座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只不过所谓的四国已经超出了原来的地理范围，除了印度本身又囊括进来了中国、突厥、大食（胡国）等三国。到了9世纪的时候，又出现将大食放进中心位置，再加上其他丝国的五（国）王说。 五色金刚结 藏文史书中也见有一些四天子说的影子，在讲述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历史时往往使用中央和四方的格局，例如《汉藏史籍》描述赡部洲形势时说：“东部有汉地、契丹，南部有印度、克什米儿，西部有大第、食彭，北部有冲木、格萨尔，中心为雪山环绕之吐蕃，共九个部分。”[61]《贤者喜宴》说松赞干布时期“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工艺及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打开了享有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62] 藏文史书自然以吐蕃之地为中心。蒙文史书《白史》对五色四藩国的解释是“五色四藩九大国”，即蒙古为中央一国，其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两国，合起来即九国。[63]与《汉藏史籍》的说法非常接近。另外，《王统世系明鉴》记述了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的故事，说松赞干布的使臣一行抵达唐的都城时，另有“印度法王”、“格萨尔军王”、“大食财宝之王”、“巴达霍尔王”的使臣们也分别前来求娶公主。[64]《汉藏史集》也记载了这一故事，但提到的其他四王的称呼相对简单，作“印度、大食、冲木格萨尔王、霍尔王”。[65]《西藏王臣记》中的四王为“印度法王、波斯财王、格萨军王、美色市王”。[66]这一故事后来被《蒙古源流》所收录，松赞干布王之外的四王分别是“印度法王、大食宝王、蒙古聚会之主汗、格萨尔军王”，[67]用蒙古替换了霍尔的位置。藏文史书虽然没有说明四王所处的方向和位置，但还是能看出其说法源自四天子说的套路。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藏文史书赡部洲形势认识对16世纪后半叶以后蒙文史书的直接影响。 五色四藩国之说形成的时间，显然不会是在蒙元时期，因为各文种文献中全然不见其踪迹。而载有松赞干布时期赡部洲中央和四方格局内容的《汉藏史籍》和《贤者喜宴》等一类藏文史书，大多成书于15世纪中叶以后。[68]分析元亡以后至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的约二百年间的蒙古历史，可以推测五色四藩国之说产生于16世纪后半叶佛教再次传入之时。乌云毕力格等人已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阐释“五色四藩国”之说的出现与俺答汗皈依佛教有直接关系，认为五色观念源于他崇信佛教密宗金刚乘。[69]何启龙也认为《白史》“五色四夷”说法的出现与俺答汗时期引入藏传佛教有关，其内容不大可能属于13、14世纪，即使来自元代恐怕也已经被窜改得面目全非了。[70] 尽管五色四藩国之说通过藏文史书间接受到了佛教经典四天子说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名不见于《元朝秘史》等早期蒙古文献，也不直接见于佛教典籍和藏文史书，而藏文史书只提到五方诸国（王）而未配以相应的颜色，所以这一术语的由来以及确切内涵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约成书于17世纪中叶的《大黄史》说到五色国之得名，将其归结于吐蕃金座王未获家产之五个儿子的出走。[71]这还多少反映出吐蕃之源，然而到了18世纪以后的蒙文史书中，所出现的一些解释就比较远了。例如，《恒河之流》说根据成吉思汗曾问道于长春真人以及忽必烈等人奉行汉法的情况，“五色”似指包含在具有宫商角徵羽五行之性的五个种姓中的中心国家百姓，“四夷”（或“四裔”）是指位于中国四方、纳贡受封的诸外国的统称，是依据汉理之语蒙译的词汇。[72] 佛教坛城 《金轮千辐》说颜色本身包含于物质存在之道的五行中，所以“五色”似依空、风、火、水、土之性而命名。[73]而另有墨尔根葛根《黄金史》将五色四藩说与佛法联系起来分析，认为该说法与佛法的五性即仁义礼智信有关，仁义礼智分别与木金火水相配，形成“四藩”，信与四藩相合即为“五色”。[74]乌云毕力格等人认为墨尔根葛根的解释不无道理，并进一步分析论证“五色四藩国”之说源于藏传佛教五方佛之坛城的概念，由五方佛的颜色——白、蓝、黄、红、绿调整为白、蓝、黄、红、黑（在藏传佛教五方佛的五种配色中绿色和黑色时常可以互换），因居于坛城中央的不动佛为蓝色，所以五色四藩国之中心国蒙古也被冠以蓝色之称。[75]他们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古代生活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时会产生相近的认知。例如在地分五方各配颜色的作法方面，中原汉地社稷祭祀制度中的五色土之说，即东方青龙（蓝）、西方白虎（白）、南方朱雀（红）、北方玄武（黑）、中央（黄）五方五色代表社稷国家的认识，与“五色四藩国”之说结构相近。不过二者在颜色搭配上有三处不同，前者中央（黄）、东方（蓝）、西方（白）与五色四藩国之说的中央（蓝）、东方（白）、西方（黄）不合。观察16世纪后半叶蒙古人文化方面的情况，可以感觉到中原汉地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微弱，而当时他们能够大规模接触到的外来文化是藏传佛教所带来的佛教文化和吐蕃历史知识。晚至18世纪中叶的蒙古知识分子没有将五色四藩国之说与汉地五色土之说联系起来分析，似乎也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总之，五色四藩国之说具有很深的藏传佛教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藏文史书间接受到佛教经典四天子说的影响，获得五方国的格局概念，另一方面，受到藏传佛教五方佛及其颜色搭配的启发，为五方国配以相应的颜色。俺答汗时期，蒙古右翼部落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结合蒙元帝国时期的统治形势创造出五色四藩国之说，以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为这一五色四藩国的主宰，又以俺答汗为忽必烈汗的转世，试图从而通过佛教观念来抬高俺答汗的政治地位。 俺答汗画像 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的称谓 蒙元时期，蒙古人主要以Qitad（Kitad）来指称汉人、汉地或中国。如《竹温台神道碑》中的Qitad-un ayalgus当指汉文。[76]《元朝秘史》“乞塔惕”旁译“契丹”或“金”等、“金国”。[77]Qitad原为Qitan即“契丹”一名的复数形式，后来转称汉人（又称“汉儿”，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在中原境内的汉人和已经汉化说汉语的契丹人、女真人等），因所述史事的时间当金朝年间，所以《元朝秘史》总译作“金（国）”等。 对汉人、汉地或中国的另一种称呼是Nanggiyas或Nanggiyad。如《完者都书》有Nanggiyas-un gajar一语，[78]直译即“南家之地”；《至元译语》“蛮子”作“囊家歹”（Nanggiyadai），[79]是带有姓氏后缀的形式。Nangqiyas/Nanggiyas ，Nanggiyad的词根Nanggiya为汉语“南家” 的音译，-s,-d为蒙古语复数词尾。这一名称主要指称原南宋境内的人，译成汉语则称为“南人”。 《至元译语》还记有“汉儿”的一种称呼“扎忽歹”（Jagudai），[80]也是带有姓氏后缀的形式。《元朝秘史》作“札忽惕”，[81]《史集》作Javgvt，[82]蒙哥汗癸丑年（1253）圣旨碑、忽必烈鸡儿年（1261）圣旨碑作Jaugud，对应的汉字是“汉儿”。[83]Jaugud~Jagud为“乣”的蒙古语复数形式，也用来指称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和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 明代以后，蒙古人仍然主要以Qitad（Kitad）来指称汉地、汉人。《华夷译语》等译语类文献基本上以乞塔惕（Qitad/ Kitad）对译“汉人”。[84]16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蒙古文历史文献中也多是使用Kitad一词，有时分别后加kumun /ulus,γajar/oron,ulus来表示“汉人”、“汉地”等概念。有时也使用Nanggiyas或 Nanggiyad之名，如《白史》、《蒙古源流》有Nanggiyad，[85]《俺答汗传》有Nanggiyad ulus，[86]《水晶数珠》有Nanggiyad aγci oron，[87]《黄金数珠》有Nanggiyad oron[88]等名出现。 另外还见有一种Kitad(-un)……ulus，Nanggiyad(-un)……ulus的表述形式，指“汉人（汉地）的……朝/国”。如《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有Kitad-un Ming ulus（汉地之明朝），[89]《蒙古源流》有Kitad-un Altan qaγan（汉地之金朝皇帝）、Kitad-un Daiming Wanli qaγan（汉地之大明万历皇帝），[90]《水晶数珠》有Kitad-un Qan ulus（汉地之汉朝），[91]《黄金数珠》有Nanggiyad Dai Ming ulus（汉地大明国）[92]等例子。 Qitad（Kitad）和Nanggiyas/Nanggiyad是古代蒙古人对汉人、汉地的传统称呼，此外还有译自汉语“中国”的称呼Dotoradu ulus和Dumdadu ulus等，但是仅见于明朝方面的敕书中，保留下来的是汉字音译的形式。如《华夷译语》（甲种本）来文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兀鲁思” （Dotoradu ulus），旁译作“中原国”，总译作“中国”（直译即“内国”）。“朵脱剌因兀鲁思”（Dotora-yin ulus），旁译作“中原的国”，总译作“中国”（直译即“里面的国”）。“朵脱剌都合扎的”（Dotoradu qajad-i），旁译作“中原地每[行]”，总译作“中土”、“华夏”（直译即“内陆”）。[93]《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丙种本）“中国”的对译语为“敦塔兀鲁思”（Dumda ulus中部国）。[94]这种译名，蒙古人自己书写的文献中未见使用。 清初崇德年间完成的《元史》蒙译本中首次出现了蒙古文书写的Dumdadu ulus之名，[95]直译即“中部的国”。该蒙译本转译自满译本，满译本该处作Dulimbai gurun（直译为中央之国，是“中国”的固定译名）。自《元史》蒙译本之后，Dumdadu ulus之名在蒙古历史文献中不断出现，使用率逐渐增加。[96]清代以来，传统的称呼Kitad和译自汉语的名称Dumdadu ulus均有使用，但Kitad之名更为多见。 现在，Kitad（ulus）一名为蒙古国的人们所沿用，Dumdadu ulus一名为中国境内的蒙古人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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