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崛起》讲述了华为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从最简单的零件组装起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一步步赢得市场认可，成为一家国际化ICT巨头。华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打造以华为ICT技术为核心的“联合舰队”，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在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浪潮之前，欧洲其实一直存在要求宗教改革的暗流涌动，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被压制。到了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成气候，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宗教改革正好为New Money 向Old Money夺权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金融贵族，越来越像它的前辈土地贵族，逐渐成为一种纯粹食利的寄生性阶层。  像当年新教打倒天主教那样，打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神学，成为一种历史性地需求。互联网出现后，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复杂网络的视角理解经济，用越来越高性能的计算机来模拟复杂网络中的经济现象。于是，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复杂性经济学逐渐浮出水面。布莱恩·阿瑟的报酬递增理论，就是复杂性经济学的萌芽。  报酬递增理论已经在经济学的学术圈产生了一种运动，掀起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但是阿瑟这个当代马丁·路德却因论文被扣压数年，竟无法加入这场运动。  革命通常都是从砸锅开始的。 傲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非要砸经济史学者吃饭的锅，快吃不上饭的经济史学者被逼上梁山，干脆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锅给捅个窟窿！  经济史学家们喜欢阿瑟的关于历史事件导致“锁定”这个概念，喜欢一件件小事会导致重大后果这个观点。阿瑟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观点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他们攻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有力武器。 在1984年底的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全国大会上，戴维参加了一个“历史的作用是什么？”的专题讨论。 你可以想象，这是美国版的“罗胖”在向大家布道。  阿瑟很快就听见人们问他：“噢，你是斯坦福来的呀，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保罗·戴维关于历史事件造成的锁定效应和途径依赖的研究？” 交给他大门钥匙的人，居然是肯尼思·阿罗。阿罗对于战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如同梵蒂冈教皇对于天主教。阿瑟的学说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阿罗一手建立起来的！  比如说，孔子本人并不是坚定的儒家学说捍卫者，而是博采众长，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后世的儒生们却蔑视百家，唯我独尊；牛顿本人并不是牛顿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决定论这东西，但是他的迷弟拉普拉斯对此深信不疑；亚当·斯密开创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他本人却仍然带有演化思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把物理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但他本人确认为经济学应当更像生物学。同样，阿罗是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缔造者，但是他本人却对阿瑟的复杂性经济学持开放态度。 与其他思想保守的经济学家不同，阿罗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一场痛快淋漓的学术辩论。他是一个在把你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后仍然可以是你的朋友的人。 1972年，51岁的阿罗凭借一般均衡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成为至今最年轻的获奖者。经济理论学家弗兰克· 哈恩(FrankHahn)曾援引莎士比亚对凯撒大帝的描述，称他的同事阿罗“‘如同一位巨人雄踞世界之巅’，几乎任何领域他都曾研究过并进行了根本上的改变。”以其名字命名的各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如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阿罗证券等证实了哈恩的这一说法。在经济学中，阿罗无处不在!他就像基石，如果没有了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厦就难以矗立。  阿瑟对于阿罗找自己感到十分意外，难道他要当面斥责自己的理论荒诞不经，一派胡言？阿瑟体内桀骜不驯的爱尔兰血脉被瞬间激发，他心理暗暗升起几分戒备，准备与这位学术泰斗辩论一番。 就算你是声名显赫的权威，我也绝不向你低头！ 阿罗显然有什么急事要赶着去做，并没有任何斥责这位小辈的意思。相反地，倒有点像对自己的爱徒交代下一步的工作。 他急促地对阿瑟说，他正在帮新墨西哥的一个小型研究所筹备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他负责为这个研讨会邀请十名经济学家。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尔·安德森负责邀请十名物理学家。“你能不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并拿出一篇关于形态锁定的论文？”他问。 “当然。”阿瑟下意识地表态说。 形态锁定？什么是见鬼的形态锁定？难道阿罗谈的是他在形态锁定和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  圣塔菲研究所是一个由物理学家马瑞·盖尔曼和其他一些人创办的小型私营机构，致力于复杂系统各个方面的研究。所谓复杂系统的各个方面，指的是从凝聚态物理学到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包括任何内部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因素的事物。这个研究所没有教职工，也没有学生，但却在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在研究人员之间建立起联络网，以便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性研究。经济学家便是这个联络网上重要的一环。  盖尔曼的家境并不好，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会饿死的”。于是他的父亲强烈建议他学更加来钱的“工科”，然而讽刺的是，在经过能力测试后盖尔曼被认为适合学习“除了‘工程’以外的一切学科”。于是他父亲建议：“我们干吗不折中一下，学物理呢？” 如果盖尔曼出生在八十年代之后，那么他肯定会去读更加来钱的商科、法律或金融。美国目前遭遇本土理工人才日渐凋零的窘境，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种下的苦果之一。 在那个时候，物理学还被还原主义所支配，史蒂芬·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中指出：“对我而言，还原论不是研究纲领的指南，而是对自然本身的态度。它多少不过是一种感觉：科学原理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更深层的原理（以及某种情形的历史事件），而所有那些原理都能追溯到一组简单连通的定律。”  史蒂芬·温伯格 德谟克利特认为：所有事物的本原都是原子（Atom）和虚空（Void），原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后的不可分割最小微粒（Atom在古希腊语中是不可再分的意思），因为它质地致密，其中没有空洞的空间。原子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他甚至认为人的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但是最精细的原子；当构成灵魂的原子分散时，生命灭亡了，灵魂也就消失了。原子彼此为空洞的空间隔离开来。万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结合则生成，分离即毁灭”。组成万物的原子在质上并没有区别，但在形状、大小、数量、排列和位置上却各不相同，以此形成千差万别的事物。 他本以为理解了夸克就等于理解了整个宇宙，但是他的研究已经抵达宇宙的尽头，却仍然无法理解这个宇宙。 如果万事万物归根结底都是由夸克造成的，那么造成石头与美洲豹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带着这样的困惑，他对自己一贯信仰的还原主义产生了彻底的怀疑，理解系统中每一个个体当然对理解系统有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理解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构建出系统，他把这个问题称为“复杂性”。 复杂性，才是解开世界本质这一谜团的关键钥匙。彻底搞清楚复杂性，正是盖尔曼发起成立圣塔菲研究所的初衷。 你试图把圣塔菲研究所想象成是发生在商界的话，你就得想象成是IBM公司总部研究所的主任离任了，回到自家的车库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新时代算命咨询服务公司，然后还说服了微软、通用汽车公司和大通银行的董事长也加入了。这些顶尖人才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亲手颠覆自己前半生缔造的宏图大业！ 数百年前，为了推翻天主教对欧洲的禁锢，先后产生了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最终能获得成功，归根结底不在于马丁·路德，而是牛顿。 牛顿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古典物理学，以牛顿力学为基础重建了整个世界观。再由许许多多才智卓绝人士从牛顿世界观出发，以还原论思想推进了科技的进步，从还原论出发建立了标准化可交换的工业生产方式，开创了工业时代，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从牛顿自由粒子出发，建立了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改天换地。 如今世界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即将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信息技术极大加强了相互连接的频率和强度，人类社会和经济系统越来越偏离还原论的适用范围，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现实偏离得越来越远。牛顿世界观和数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一样，编织了禁锢全世界的思想罗网，成为世界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桎梏。 我们需要建立在复杂性科学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掀起一场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马丁·路德在天主教大本营的神圣罗马帝国点燃的革命烽火，在边缘地区英国渐成气候，并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同样的事情会再次上演，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美国点燃的革命烽火，将把中国推上世界新秩序的中心！ 这是由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创新理论得到的预言——创新起源于边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