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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時儀 提要：漢字曾是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形成漢字文化圈，漢語辭書也在漢字文化圈流傳，傳播到東亞各國甚至歐美。朝鮮辭書往往以《玉篇》、《字林》和《字典》命名，日本辭書也往往以《爾雅》、《釋名》、《玉篇》和《字林》命名，越南則承《俗務要名林》和《碎金》等編纂有《指南玉音解義》。文明間的交流常常是雙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日本辭書對我國辭書的編纂也有影響。漢字文化圈中各地區受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實體的影響，存在著一些詞語的地域變體，反映了當地特有的事物或現象。編纂旨在描寫各地區漢語使用情況的語文辭書有裨于漢字文化圈的交流，體現漢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關鍵詞：漢字文化圈 辭書編纂 漢字曾是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原始秘書》言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被之以中國之文學”，[1]形成漢字文化圈，而辭書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記載人類文明演進的重要文獻。漢語辭書在漢字文化圈廣泛流傳，傳播到東亞各國甚至歐美，這些國家也編有一些漢語辭書。[2]在韓國和日本，《玉篇》還成為辭書的特定稱謂，如明治十八年入江依德編《英和玉篇》。 [1][韓]林趾源《熱河日記》，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年版第55冊第202頁。 [2]王平《基於資料庫的中日韓傳世漢字字典的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九輯。 一、朝鮮的漢語辭書 傳說殷商滅亡後，箕子率眾到了朝鮮。據史書記載，漢武帝以後，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句麗、新羅諸國都全面吸收漢字文化。漢字詞在朝鮮語詞匯體系中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功能上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朝鮮歷代王朝也都非常重視漢語的學習。西元四世紀，百濟國高興以漢文修成百濟史《書記》；高句麗自建國初期起，即用漢文撰修本國史籍。新羅在中國南北朝時期，以漢文撰成國史。八世紀中葉，新羅太學監定《論語》、《孝經》為必修課。1276年朝鮮高麗王朝設置了同文館（後改稱司譯院），培養以漢朝翻譯為主的各類翻譯人員。1393年建立的李氏王朝又設置了成均館，講授儒學，制定了《訓民正音》，1459年編有會話課本《老乞大》和《朴通事》。漢學家崔世珍編有《訓蒙字會》，金搢編有《匯語》，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有《語錄字義》和《語錄解》。1690年司譯院刊行有慎以行、金敬俊等編《譯語類解》，還出版了《同文類解》、《蒙語類解》、《漢清文鑒》等以漢語為詞目的漢語—朝鮮語—蒙語、漢語—朝鮮語—滿語的多語對照詞典。1691年刊行有李景羽編的《玉匯韻考》，1778年刊行有洪命福編《方言集釋》，1789年刊行有李義鳳編撰的《古今釋林》，1796年刊行有李德懋和徐向膺等編的《御定奎章全韻》。 《訓蒙字會》集字典與蒙學課本於一體，收釋3360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句四字，諧音類聚，分成33項。上卷有天文、地理、花品、草卉、樹木、果實、禾穀、蔬菜、禽獸、魚貝、歇蟲、身體、天倫、儒學、書式等，中卷有人類、宮宅、官衙、器皿、食饌、服飾、舟船、車輿、鞍具、色彩、布帛、金寶、音樂、疾病等，下卷為雜語，多為日常生活用字。 《匯語》是一部仿王應麟《玉海》編成的百科全書式類書，59卷60冊。分萬物門、人倫門、儒道門等17個門類，下再分為629條2819目，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語錄解》解釋宋時的口語俗語詞語的系列辭書，《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辭典》稱為朝鮮中期最早刊行的中國俗語辭典，[1]以“一字類，二字類……”進行分類，相當於學習宋代口語的應用型詞典。舊本出於李滉門人所錄，多為隨手而記，鄭瀁（1600-1668）曾作有補充，收釋了《朱子文集》、《朱子語類》、《近思錄集注》和《心經附注》等宋明儒家文獻中一千零五十個詞語，其中多為唐宋以來的口語詞和俗語詞，如“合下、伶俐、怎生、頭當、照管、巴鼻、家事、領略、到頭、悠悠、作麼生、擔板漢、不多時、大小大、信得及、信不及、無縫塔、不奈何、動不動、石尤風、樸實頭、下梢頭、一綽過、做將去、一副當、大拍頭、捺生硬”等。宋浚吉與南二星又加以厘正，在顯宗十年（1669）所撰《語錄解跋》中說：“《語錄解》者，即中國之俚語，昔有宋諸賢訓誨後學與書尺往復率多用之，蓋欲人之易曉爾。顧我東聲音言語謠俗不同，反有難曉者，此《解》之所以作也。”指出“辭語疑晦之間，或可以此書解之。而既解其言，又必體之於心，行之於事。然則此解雖微，亦可為摘葉尋根，沿流窮源之一助。”韓國漢城大學校的奎章閣藏有心齋白鬥鏞編纂、鶴巢尹昌鉉增訂的《注解語錄總覽》兩冊，其中“語錄解”部分出於十七世紀李退溪門人之手，輯錄退溪李晃和眉岩柳希春對《朱子語類》中俗語和口語的解釋。如“打乖”,除列出了“怪異”“乖僻”等義項外,還指出“南人聰明性悟者亦謂乖”。語錄解體例大同小異，今以鄭本為例略作說明。①全書收詞共1182條，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語錄解”，收詞946條。第二部分為“漢語集覽字解”，收詞64條。第三部分為“附錄”，收詞172條。第四部分為“跋文”。②詞目以字數為序排列，分一字類、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五字類、六字類共六類。③釋義既有全用漢語解釋，也有全用韓語解釋，又有混用漢韓雙語解釋。釋義方法有同義詞對釋的，有下定義的，有舉例的等。④注音多採用韓語，也有用漢語直音的。對破音字則注出該字所在語境中的讀音。 《譯語類解》相當於詞彙注釋詞典或詞典式詞彙集，以漢語、朝鮮語對譯的形式編纂，分上下兩卷。上卷分天文、時令等43門類，下卷分珍寶、蠶桑等19門類，把具有類似語義的詞彙按語義類型進行分類，共收釋詞語4781條。每條先寫漢語詞，再用韓文標記單字的漢語音，最後用訓民正音標記詞的意義。1775年金弘哲又按其例編有《譯語類解補》，補收了1100多個詞語。 《玉匯韻考》編排獨特，將陰時夫《韻府群玉》和李景羽自己所撰《韻考》分置於書的上下兩端，以方便查檢對照。《禦定奎章全韻》則是朝鮮時代集大成的韻書，參考了宋代吳棫《韻補》、明代章黼《韻學集成》和楊慎《古音略例》等，按106韻編排，收錄13345字。 《古今釋林》共四十卷，分別國方言、歷代方言、洛閩語錄、道家語錄、釋氏語錄、傳奇語錄、華漢譯語、東韓譯語、三學譯語、四夷譯語、元明吏學、羅麗吏讀，共十二部分。李義鳳《小題》稱“始閱《朱子語類》及四書小注，苦語錄難解,有人授以鄭抱翁編溪門《語錄解》,不啻昏衢之燭，而又患所解之不廣，傍搜《朱文劄疑》、《近思》、《心經釋疑》、退栗文集及《字彙》、《字典》、《禮部韻》等書而增釋之”，後又廣之以揚子《方言》和漢唐宋儒道釋，續之以漢語及外夷土音，吏讀譯語雜釋中的方言和語錄，“仿《爾雅》而廣其目”。如釋“措大，士也。《書言故事》：窮措大，眼孔小，與錢十萬貫，塞破屋子矣。《資暇錄》：俗謂士流為醋大，言其哨醋而冠四人之首。愚按醋宜作措，言其舉措大事也。”[2]釋“心曹，《侯鯖錄》曰：愁，憂也。《集韻》音曹。揚雄有《半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3] 李湛等編《漢清文鑒》是漢語、滿語、朝鮮語對音辭書，十五卷，1776年據清代1772年刊行的《禦制增訂清文鑒》(四十六卷四十八冊)編成，收錄漢語詞語一萬二千多條。 《康熙字典》東傳朝鮮後，朝鮮時期還參考與模仿《康熙字典》編有《全韻玉篇》、《字類注釋》和《奇字彙》等。《全韻玉篇》約編於1796年，[4]作者不詳。分上下兩卷，凡214個部首，部首按筆劃排列，共收字10908個。每字頭下先注韓音，有時先標出該字頭是正是俗並標注韓音，後用漢語釋義。如遇一字多音多義，則在每義下注明該詞所屬韻部以示區別。1915年柳瑾編的《新字典》將《全韻玉篇》的古漢語注釋用朝鮮語又重新作了解釋。《字類注釋》為鄭允容編於1856年，收錄10965字，分上下兩卷，按意義歸類，以韓漢雙語詮釋形音義。[5]其序與凡例皆提及參考《康熙字典》，如“此書字體悉依韻書，而或因考《字典》，仍而書之”。《奇字彙》把《康熙字典》收錄的古文整理成冊，收2122個異體字，每個異體字附有相對應的正字，作者不詳。19世紀還刊行有《華語類抄》，全書分天文、地理等63類，收2148個漢語詞，每個詞條都用朝鮮文對譯。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間王錫侯採用“以義貫字”的方法，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編成《字貫》，補正了《康熙字典》在引證、釋義等方面的一些闕失，然因對皇帝私名未做避諱缺筆處理，乾隆下諭照大逆律處斬，《字貫》也被付之一炬，而據李圭景《韻學即音學辨證說》，朝鮮編《奎章全韻》時將《字貫》列為引用書目，[6]可見其時《字貫》在朝鮮還有傳存。又據李圭景《字學集成辨證說》稱，“字書中集大成者，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取《字彙》、《正字通》折衷為書者，即《康熙字典》。而有王錫侯者，以《字典》為猶未盡善，纂集一書。《字貫》頗有發明，竟以此書被禍，然書則流行於世，更無雌黃雲，世情可知也。”[7]由此可知《字貫》在《康熙字典》基礎上頗有發明，對《奎章全韻》的編纂也有影響。 朝鮮辭書往往以《玉篇》、《字林》和《字典》命名，如1908年鄭益魯編有《國漢文新玉篇》，1909年池錫永編有《字典釋要》，1913年玄公廉編有《漢鮮文新玉篇》，1921年劉漢翼編有《字林補注》。《國漢文新玉篇》以《全韻玉篇》為底本，增補了一些日常實用字和韓語的讀音等，按214部首編排，以韓語注釋音義。《字類注釋》、《字典釋要》、《漢鮮文新玉篇》、《字林補注》和《新字典》都以《康熙字典》為樣本，字音和詮釋也用韓語標示。[8]《字典釋要》序稱“我東訓蒙字書之以國文釋義者，不過《千字文》、《類合》、《訓蒙字會》之類，而國文之譯法亦未明其高低，是以雪目混義，東動同音，苟非原于漢文，無從卞別。余慨於此，閱《康熙字典》，撮其字之精要，取其義之簡易，釋以國文”。凡例亦稱“一依《字典》反切而正之”等。《漢鮮文新玉篇》與《國漢文新玉篇》相似，序稱“乃將舊日《玉篇》以鮮文解釋之，且其脫漏處及緊要字對照《康熙字典》而添入之”。閔泳徽為《字林補注》所作跋認為“蓋《爾雅》、《說文》等於零書則古矣，而最精博者《康熙字典》也”。柳瑾編的《新字典》序言亦稱“是書也，以《康熙字典》字作本位，以邦文邦語解正義，苦心講討”。凡例則明言“此書用《康熙字典》為臺本，剪其繁衍，補其闕漏，兼收新制之字、新增之義，以應時代之用，故名曰《新字典》”。[9] 近年來又有朴在淵編《中朝大辭典》和河永三編《漢字字源辭典》等。《中朝大辭典》，正文8卷，索引和附錄1卷。[10]其中摘錄了包括《語錄解》在內的二百三十多種一千多部典籍的內容，共收錄漢字12814個，詞語69352條，例文425918條。每個字都有字頭、詞目、注音、釋義、例文五部分。字頭以中文拼音字母和聲調順序排列，同音同調的再以筆劃數為序，筆劃數相同的以部首為序。字頭下面是複詞，如在“阿”下面共收阿、阿鬢、阿茶、阿呆等複詞51條。“家”下面共收家邦、家邊、家財、家產、家常、家臣、家乘、家成業就、家醜不可外揚、家畜、家大人、家常、家蕩、家道、家牒、家督、家法、家翻宅亂、家反宅亂、家風、家蜂、家鳧、家府、家父、家父家母、家富小兒嬌、家公、家懷、家話、傢伙/家火、家雞、家雞魚、家什、家家、家間、家教、家姐、傢俱、家春、家君、家口、家老、家狸、家、家裡、家裏無銀莫做官、家鹿、家門、家廟、家奴、家奴訴良、家貧、家貧不是貧，路貧愁殺人、家譜、家親戚、家親外祟、家慶、家雀、家人、家人共犯、家嫂、家舍、家生、家生孩兒、家生兒、家生哨(兒)、家生子、家生子(兒)、家事、家世、家貰、家室、家書、家書直萬金、家塾、家屬、家數、家私、家堂、家堂神、家僮、家頭、家徒四壁、家問、家下人、家鄉、家小、家信、家兄、家學、家學淵深、家訓、家雁、家爺、家業、家塋、家緣、家緣家計、家東、家長、家中寶、家主、家主婆、家莊、家貲、家資、家尊等108條。每條詞目，先是用中文拼音字母注音，接著釋義，而後是例文。如“白璧入趙”：“指藺相如完璧歸趙事。”又舉《型世言》例：“知君固是柳下惠，白璧應完入趙邦。”《漢字字源辭典》收錄漢字5181個，詮釋由標題字、字解和字形三部分組成。標題字包括代表字形、訓讀、簡化字、異體字、中文拼音、部首和筆劃等，字解包括六書結構、本義和引申義等，字形則以甲骨文、金文、陶文、帛書、漢簡、小篆、俗體等順序排列。 [1]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辭典編纂部《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辭典》Vol.14，第873頁“語錄解”條，熊進出版1993年。 [2]退栗文集似指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的文集。李義鳳《古今釋林》，亞細亞文化社1977年版第501頁。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措大】：“代稱士流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愚以為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明顧氏文房小說本。 [3]李義鳳《古今釋林》，亞細亞文化社1977年版第487頁。宋趙令畤《侯鯖錄》卷八：“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 [4]《全韻玉篇》，韓國學民文化社1998年影印出版。 [5]《字類注釋》，韓國建國大學校1974年影印出版。 [6]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上），東國文化社1959年版第681－682頁 [7]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上），東國文化社1959年版第675頁。 [8]詳參黃卓明《朝鮮時代漢字學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9]柳瑾編《新字典》，韓國光文會1915年版。 [10]朴在淵編《中朝大辭典》，韓國鮮文大學校2002年版。 二、日本的漢語辭書 日本的辭書也源於中國，日本辭書的編寫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皆受到我國各種辭書的強烈影響，兩國文字和辭書一脈相承。[1]《爾雅》、《說文》、《玉篇》、《字林》、《切韻》、《一切經音義》、《正字通》、各種版本的《康熙字典》等相繼傳入日本，後來的日文辭書基本沿用了這些辭書的編排體例和編纂方法，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序稱：“東洋文化，大半是靠漢字漢語來表現的。這在文藝方面、思想方面、甚至於在道德和宗教方面都是一樣。因此，如果不研究漢字漢語來談東洋文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編纂辭書可以認為就是揭開這種寶庫的一種方法。”[2]中日交流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中遣唐使的貢獻巨大。他們將中國書籍帶回日本，對日本的社會、文化、語言諸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書籍中有一部分是在中國問世後不久便傳入日本，而在中國卻漸漸失傳。如梁釋遠年的《兼名苑》和唐釋慧琳的《一切經音義》等。[3] 日本辭書也往往以《爾雅》、《釋名》、《玉篇》、《字林》命名，[4]如貝原好古編《和爾雅》(8卷)，1694年刊行；貝原益軒編《日本釋名》(3卷)，1700年刊行；新井白石編《東雅》(2卷)，1717年刊行。又如長享三年（1489）編的《和玉篇》，大永四年（1524）成書的《玉篇要略集》，寬永十五年（1638）刊行的《新刊倭玉篇》，慶安四年（1651）刊行的《新板新刊和玉篇》，明治九年（1876）山東直砥編《新撰山東玉篇》，明治十年（1877）市川正一編《漢語插入新選玉篇》，明治十八年（1885）藤田善平編《萬通字林玉篇》，明治二十六年（1893）石川鴻齊編《明治字林玉篇大全》，明治四十二年（1909）野村田次編《日本大玉篇》等。當時這些日本辭書編者是把《爾雅》、《釋名》等作為辭典的同義語使用，《倭玉篇》甚至成了漢和辭書的代名詞。 日本早期辭書多以我國辭書為藍本編纂，《玉篇》可以說是當時編寫辭典的基本藍本和依據。弘法大師空海于806年歸國時曾帶去《玉篇》，[5]以此為藍本於天長七年(830)編成日本現存最早的辭書《篆隶万象名义》。《篆隸萬象名義》30卷，收字16900多個，共分542部。部首編排，始一終亥，[6]全照顧野王原書，字數也與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所記顧氏《玉篇》字數相符，注釋基本保留了原本《玉篇》的面貌，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稱“直當一部顧氏原本《玉篇》可矣”。所謂“篆隸”即改《玉篇》原來的楷體為篆書和隸書兩種字體，然後注出所釋字的反切和詞義訓詁，也就是“萬象”“名義”所指“世界之萬種諸相”和“體上之名稱與義理”，而從方便日本人使用的角度考慮，刪去顧氏《玉篇》中所引的經傳原文及按語。 《新撰字鏡》是日本平安時代末期僧人昌住撰寫的一部字書。全書十二卷，將注釋佛經詞語音義的《一切經音義》按照便於日本人使用的原則重新排列組合，並加入《玉篇》、《切韻》等辭書的部分內容，既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又取同類事物的名稱編在一部。自“天部”至“臨時雜要字”共立160個部首，凡20940餘字。分天象(天、日、月、雨、風等部)、人事(父、親屬、身、面部等)、自然、動植物(山、穀、玉、田部等)三大部分。然後再按詞義分類排列。既參考《玉篇》的釋義，又學習《爾雅》的分類；既摹仿了《切韻》的標音，又加注了“和訓”。重言疊字以及聯綿詞又分別編錄。義訓大多來自玄應《一切經音義》、《玉篇》和《切韻》等典籍。注重辨析異體字，隨字區分形似字。卷末《臨時雜要字》按意義分為10個部類計254條，輯錄了各類事物名稱和當時的日常用語，包括舍宅章、農業調度章、男女裝束及資具章、機調度及織縫染事、馬鞍調度章、木工調度章、鍛冶調度字、田畠作章、諸食物調饌章、海河菜章。其中有不少條目與敦煌通俗字書相同，可見二者之間的傳承關係。[7]日僧還模仿《一切經音義》撰有《大般若經音義》、《四分律音義》、《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法華經音訓》、《淨土三部經音義》、《孔雀經單字》等佛經音義也是日本古辭書的重要內容。如僧人珠光所撰《淨土三部經音義》承《說文》類部首字書，以漢字部首作為篇目編次，又有佛經音義體式的特色。 《倭名類聚抄》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具有國語辭典特色的類書，又名《和名類聚抄》(簡稱《倭名抄》或《順倭名》)，源順編，二十卷，成書于日本平安時期承平年間(931－938)，其釋文引用了大量的中國古代小學典籍材料，包括諸多散佚已久的典籍。編排上與《藝文類聚》等相似，把漢語詞彙根據詞義分成天、地、水、歲、時等32部，下面再加以細分為249門。如天部分為景宿、雲雨、風雪三門。[8]詞目後標明出典、音注和解釋，並用萬葉假名標了和訓。該書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收入了為數不少的俗語詞和口語詞。 承《篆隸萬象名義》和《倭名類聚抄》，十一二世紀時法相宗學僧編成《類聚名義抄》。書名“類聚”取自《倭名類聚抄》，“名義”取自《篆隸萬象名義》。該書乃漢日詞典，總分為“佛、法、僧”三部分，所以又有《三寶類字抄》、《三寶類聚抄》的別名。各部按部首編排，仿《玉篇》的部首分類，分成120部，收錄漢字的正體和俗體，注以和訓。 鐮倉室町時期所編辭書也皆承傳《玉篇》和《廣韻》等。如《聚分類韻》仿《廣韻》而成，《孔雀經單字》大部分內容直接抄錄《廣韻》。《倭譯大廣益會玉篇》(簡稱《倭玉篇》)是《大廣益會玉篇》的和譯本，最初也叫《假名玉篇》。根據《玉篇》的部首排列，[9]以漢字為字頭，用片假名注出日語讀音，再加上日語注釋，有的還加漢字注釋。1444年東麓破鈉所編《下學集》的書名中“下學”取自《論語·憲間》的“下學而上達”之意。收釋約3000條日常詞語，按意義分類，分為“天地、時節、神祇、人倫、官位、人名、家屋、氣形、支體、態藝、絹布、飲食、器財、草木、彩色、數量、言辭、疊字”等18門類，詞條以片假名注出讀音，用漢字簡單注出語源、語義。 江戶時代儒學成為日本官方正統思想，《論語》《千字文》《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作品成為必讀教材，還編有詮釋漢語古白話詞彙的“唐話辭書”。[10]如濫吹子編《語錄字義》1冊，1694年刊行；岡島冠山編《唐話纂要》5卷，1716年刊行；《唐音雅俗語類》5卷，1727年刊行；岡崎元軌《中夏俗語叢》5卷，1783年刊行。還有秋水園主人1791年編的《小說字彙》1冊，詮釋《金瓶梅》、《三國志演義》、《平妖傳》等幾十種白話小說中的白話詞語。 《康熙字典》問世後，明治三十六年（1903）三省堂出版有重野安鐸、三島毅、服部宇之吉監修的《漢和大辭典》，收字完全參照《康熙字典》，雙音詞和多音詞取諸《佩文韻府》，編纂體例則以西方辭書為准，卷首冠有檢字索引，所有單字均注音並釋義，然後以字帶詞，從而開創了漢和辭典編纂的新紀元。明治三十八年（1905）南江堂和文求堂共同出版有石山福治編的《日漢辭彙》，收錄約10000多條詞語，記錄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北京官話，每個詞先列日語平假名，再用方括號標出漢字書寫形式，又用圓括號標明詞性，然後列出相對應的漢字詞。如“味”對應漢語詞“味道、味兒、口味”，“悉皆”對應漢語詞“全、都、所”，“朝”對應漢語詞“早起、早晨”，“欺”對應漢語詞“欺哄、欺負”等，還收錄了“夜兒個、才剛、料估、左近、管保、溜達、定規、眨巴眼、就手兒、胡哩嗎哩”等白話口語詞。同年，博文館出版有岩村成允編的《北京正音支那新字典》。昭和二年（1927）大連大阪屋號書店出版有權寧世編的《支那四聲字典》，三年（1928）文求堂出版有井上翠編的《井上支那語辭典》，六年（1931）文求堂又出版有井上翠編的《井上日華新辭典》。諸橋轍次歷時35年編成的《大漢和辭典》則是一部集漢和辭典大成的日中雙語辭書，大修館書店1943年至1960年初版，1984至1986年修訂版。全書十三卷，以漢字立目，例證亦用漢語文獻，釋義用日文。收單字49964個，詞條達五十萬。按部首分類，同一部首按筆劃多少排列，字頭除漢字正字外，兼收俗字、簡寫字以及日本的國字等，詞彙包括成語、熟語、格言、俚語、詩文典故和人名、地名、官職名、年號、動植物名以及政治經濟等學術用語、現代漢語詞語等。注音取《廣韻》、《集韻》、《洪武正韻》的反切為准，字形和字義以《康熙字典》為主要依據而兼釋六書原義及字形變遷，大致以《康熙字典》為藍本，參照《說文解字》、《玉篇》、《廣韻》、《集韻》、《字彙》、《正字通》、《中華大字典》以及《辭源》、《辭通》、《辭海》等中國古今辭書，且充分利用《倭玉篇》、《節用集》、《下學集》等成果，所配插圖大部來自《三才圖會》。 據潘鈞《日本辭書研究》，“研究編寫現代漢語辭典日本要早於中國”，早在大正初年（1912）石山福治已編有《中國語大辭典》，比周銘山編的《國語辭典》（1922）早了十年。[11]1961年香阪順一和太由辰夫合編有《現代中日辭典》，1963年倉石武四郎編有《岩波中國語辭典》。[12]1978年《現代漢語詞典》問世後，香阪順一參考《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等於1982年編成《現代中國語辭典》，並為全部單字條目和多字條目標注了詞性。 此後又相繼出版有《新漢和辭典》、《廣漢和辭典》、《漢語林》、《大漢語林》、《中日大辭典》、《中國語大辭典》、《中國語辭典》和《東方中國語辭典》等。近年來日本辭書界有“漢和辭典”與“中日辭典”之別。“漢和辭典”屬廣義的日本國語辭典，因為漢字已是日本語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日辭典”則屬外語辭典，如同“英和辭典”和其他雙語辭典一樣。大致而言，“中日辭典”以現代漢語為中心，與其相對的是“日中辭典”，如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日語大詞典》日本版，書名即為《日中詞典》。 文明間的交流常常是雙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日本辭書對我國辭書的編纂也有影響。如汪榮寶、葉瀾編的《新爾雅》和曾朴、徐念慈編的《博物大辭典》等辭書收錄了日本吸收西方新概念和新事物所發明和使用的新詞語。又如《綜合英漢大辭典》參考了神田乃武等編《大增補模範英和大辭典》和井上十吉編《井上英和大辭典》。 [1]千野栄一《岩波講座日本語·語彙和意義》中說:“我國辭書的歷史,可以說是從在引進漢字的同時使用中國的辭書開始的。”岩波書店1977年版。 [2]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大修館1955年版。 [3]據築島裕主編的《古辭書音義集成》(日本汲古書院，1978—1981年)，有奈良時代(710—784年)寫本《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平安時代(784—1192年)初期寫本《四分律音義》、平安時代初期寫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院政時期(1086—1205年)寫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石山寺藏本《大般若經字抄》、平安時代中期寫本《妙法蓮華經釋文》、南北朝時期(1336—1392年)寫本《法華經音義》、室町時代(1333—1603年)寫本《法華經音義》、室町時代（1520年)寫本《法華經音義》、鐮倉時代(1192—1333年)寫本《字鏡》(世尊寺本)、大治三年(1128)寫本《一切經音義》、天永二年(1111)寫本《孔雀經音義》、承曆三年(1079)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義》、平安時代末期寫本《香藥字抄》、學習院大學藏本《伊呂波字類抄》、室町時代寫本《音訓篇立》、東急文庫藏本《孔雀經單字》等。 [4]《爾雅》在日本有很多版本,如“神宮文庫本”、“古逸叢書本”、“影宗本”《爾雅》，還有《倭爾雅》等。 [5]日本複製原本《玉篇》卷第九末有“乾元二年”（759年），可能是唐肅宗時傳入日本抄寫的時間。 [6]其中有200多字不見於宋本《玉篇》，與《殘卷》相應的部分有28字為《殘卷》所無。在義訓方面,《名義》所收義項遠比宋本《玉篇》豐富,有不少義項甚至連《殘卷》也沒有。《名義》保存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因而在釋義方面也就保存了大量的中古以前字書義項以及漢人舊注,在收字方面保存了漢魏齊梁間流行的俗字,這兩個方面對於現代辭書編纂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 [7]張磊《敦煌通俗字書與<新撰字鏡>比較研究》認為“敦煌通俗字書極有可能是《臨時雜要字》的底本之一”。《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 [8]10卷本分為24部128門。 [9]《倭玉篇》的詞條由於版本不同，最多的分為542部，最少的僅有100部。北恭昭所編《倭玉篇五本和訓集成》(日本汲古書院，1995年)共計3冊，其中《本文篇》收錄了五種不同版本的《倭玉篇》，《索引篇》則為詳細的和訓索引。 [10]日本把宋元後傳入的中國語音稱為“唐音”,把研究這方面的學問稱為“唐話學”。 [11]潘鈞《日本辭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頁。 [12]1965年倉石武四郎與其高足折敷瀨興開始合編《岩波日中辭典》，主要供日本人使用，具有日漢雙解辭典的功用。1994年由日本岩波書店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2001年又出版了修訂版。全書共收用例6萬餘條，以豐富並且口語化的例句比較分析中日兩種語言間的異同，使讀者充分體會和區分兩種語言之間在意義概念、表達方式、文化背景及思維方法等方面的差異。為便於讀者理解，還對近義詞做了對比。 三、東亞的通俗辭書 《韻府》、《玉篇》、《廣韻》、《洪武正韻》等漢語辭書在明代還傳入越南。[1] 明清兩代隨著我國與周邊國家的交流日益密切，一些在中國廣泛流傳的通俗辭書也傳入東亞，在各國傳抄流通，翻刻印行，[2]同時又適應各國的實際需求，進行增刪改編。如日本學者柴彥輔及其弟柴貞谷參照中國雜字系通俗字書編寫了《雜字類編》七卷。分天文、地理、動物、植物等十八門類，以漢字為主，旁注日文。序言稱：“拓筆臨紙，錄事記實，卒迫之際，檢尋極變，而釋義的切”。[3]日本江戶時代薩摩藩的第八代藩主島津重豪言談操漢語，設“唐通事”數十名，君臣談話也用漢語，所編《南山俗語考》六卷也是一部實用的漢語辭書。越南則承敦煌《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宋、元、明《碎金》及明清要用雜字系通俗辭書，編纂有《指南玉音解義》。 《指南玉音解義》為漢喃雙語詞典，以越南喃字標注解釋日常實用漢字的音義。編者不詳。又名《重鑴指南品匯野譚並補遺大全》、《指南野譚》。收錄漢語詞條約三千四百條，分上下兩卷。卷上分三十目：天文、地理、人倫、身體、臟腑、食部、飲部、餅部、衣冠、錦繡、宮室、舟車、農務、禾穀、蠶室、織紝、鑄器、木匠、金玉、撒絹、器用、文字、婚姻、報孝(祭器)、喪禮、樂器、公器、兵器、法器、雜戲。卷下分十目：羽蟲部、毛蟲、鱗蟲類、甲蟲類、木類、花類、果類、根藤類、皮藤類、南藥類。基本上承襲宋元明流行的碎金系和雜字系等日用通俗辭書，而適應越南的地理、歷史、社會、生活的實際略有增損改易。如越南藤類植物種類繁多，則細分為根藤類和皮藤類。又如明《碎金》中的“飛禽”改作“羽蟲類”，“畜獸”改作“毛蟲類”，“蟲豸”改作“甲蟲類”等。各類目下收錄的詞語也基本承襲宋元明流行的碎金系和雜字系等日用通俗辭書，如“天文章第一”收錄有：洪鈞、金烏、蟾輪、風清、颶風、澍雨、雹雨、密雨、野雲、施鞭、霹靂、雷震、猛雷等，“地理部第二”收錄有：滄海、大川、長江、黃河、溪港、畎澮、小流、清滆、水竇、深圳、寒潭、大澤、方池、清池、淤沼、洿池、芳塘、沼沚等。[4] [1]據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6南蠻“安南”條記載，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38頁。 [2]唐宋以來民間的通俗辭書等日常生活實用讀物，史志多不著錄，在漢字文化圈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卻往往普遍流行，保存至今。 [3]柴貞穀《雜字類編》序，瀬尾源兵衛等刊，泛愛堂天明六年藏版。 [4]參吳德壽〈關於“指南玉音”的最新通報〉，載《關於喃字的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四、歐洲的漢語辭書 馬若瑟 漢語辭書還傳至歐洲。東西交通與文化的交流遠自有史以前，文獻最初記載東方知識的歐洲民族是希臘，後來1至6世紀秦漢六朝時的歐人、7至12世紀的阿拉伯人、13世紀蒙古勃興和14至15世紀元明時的西人與中國皆有交往。明末歐洲天主教東傳入華，入華佈道的傳教士也成了中學西傳的使者。如馬若瑟選譯了《書經》 和《詩經》部分章節，收入法文版《中華帝國志》第二冊。米憐英譯了《聖諭十六條》《聖諭廣訓》《聖諭廣訓衍》，鮑康寧英譯了《聖諭廣訓直解》。據龍伯格《漢學先驅巴耶爾》一書所說，巴耶爾曾藏有駐華耶穌會士巴多明贈送的一部漢拉詞典抄本，1732年開始編《拉漢大詞典》，惜早逝而未能編成。又據馬西尼《對歐洲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釋》一文，1670年作者不詳的《中國圖說》法文版附錄有44頁的漢法詞表，收錄2493個詞，按漢字注音的拉丁字母排序，提供法語對應詞。馬西尼認為“可以被視作第一部、甚至跨越一個世紀唯一的一部印刷版漢歐字典”。1685年門采爾也編有《拉漢字彙》，收錄529個拉丁文詞目，對應500多個漢字。[1]1813年，德金(DeGuignes1759-1834)編的《漢字西譯》在巴黎出版，這是歐洲本土自16世紀以來出版的最實用的一部漢語詞典。1808至1823年，歐洲來華傳教士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又譯為《中國語文字典》）在吸收《康熙字典》相當一部分內容的基礎上，融入西學，增添了大量的新內容，如“單位、消化、水準、演習、小說”等，且引入西方辭書編纂先進的檢索系統。此後迄今續有一些漢歐和歐漢及漢英語文辭書問世，如張淑芬編有《保漢分類詞典》，[2]主要從語言表達角度進行編纂，收錄15000多條詞、成語、慣用語和短語等，每個詞條由保加利亞語、漢語釋義和拼音組成。[3]又如1996年美國漢學家德范克主編有《ABC漢英詞典》，按字母順序編排，收詞特別注意收錄新詞新義和反映中國文化傳統的詞語，標注詞性和使用範圍，每個條目皆提供簡體字、繁體字和異體字等各種信息，並以電腦輔助編輯，充分體現了信息化時代詞典編纂的發展要求和趨勢。[4] [1]參楊慧玲《歐洲早期漢語詞典的編纂及出版》，《辭書研究》2014年第2期。 [2]張淑芬《保漢分類詞典》，索菲亞大學出版社1969年版。 [3]參尹海良《保漢分類詞典評介》，《辭書研究》2014年第2期。 [4]參董方峰《近現代西方漢英詞典編纂》，《中國社會科學報》2002年4月11日。 五、地域變體與漢語辭書 20 世紀以來編纂的《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詞典》和《漢語大詞典》等問世後也在海外發行，廣泛流傳于漢字文化圈。如1960年《現代漢語詞典》出版“試印本”後，新加坡上海書局曾受委託負責改編，更名為《現代華語詞典》在海外發行。《現代華語詞典》補收了一些通行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詞彙，自初編至今已修訂四次。據《星洲日報》2015年5月21日報導，新加坡上海書局與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已簽版權轉讓協作協議。[1]上海書局以象徵性馬幣十元轉讓版權予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由華社研究中心負責《現代華語詞典》新的修訂工作。 漢字文化圈中各地區用語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反映當地特有事物或現象的詞語，尤其是海峽兩岸同胞同文同種，由於曾經幾十年的隔絕對立並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發展，海峽兩岸在民族共同語的具體使用和外來詞語的翻譯使用上，出現了部分字詞的形、音、義差異。大陸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與臺灣推行的“國音”“國語”客觀上也造成了一些字詞在音義上的分歧。由於詞義演變軌跡的不同、新詞新義產生的途徑不同、對外來詞語消化吸收的機制不同，兩岸在語言上各自產生了一批獨用詞語，或形同義異，或義同形殊。同樣的一個詞在大陸和臺灣可能意思完全不同。如“愛人”在大陸指配偶，臺灣卻指“情人”；“窩心”在臺灣意指溫暖，大陸則意指受冤枉委屈無法表白而內心鬱悶；大陸的“郵遞員”在臺灣叫“郵差”；大陸說的“武術”，臺灣稱“國術”；大陸公司的供銷員或業務員，臺灣稱為“跑街”；大陸的“學生會”，臺灣叫“班聯會”；大陸的“電磁灶”，臺灣叫“電子鍋”；大陸的“立交橋”，臺灣稱作“交流道”；大陸稱“火車頭”為“機車”，而在臺灣“機車”指的卻是“摩托車”。據統計，兩岸有分歧的詞在10%以內。大陸有而臺灣無的詞約1300個；臺灣有而大陸無的詞，即臺灣通行而大陸不用的詞，約1000個左右；臺灣、大陸都通行而義項有差別的詞約500多個。[2] 由於華人地區涉及的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受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實體的影響，各地域間也存在著一些詞語的地域變體，如中國內地所說的“速食麵”，在港澳被稱為“公仔面”或“即食面”，在臺灣被稱為“速食面”，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則被稱為“快熟面”。因而需要編纂解釋這些地區詞(或社區詞)的語文辭書，消除語言溝通的障礙。如1998年汪惠迪在研究新加坡特有詞彙基礎上編纂有《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又如李宇明主編《全球華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10年出版，收錄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同華人社區常見的特有詞語約1萬條，包括大陸的“海歸、黃金周”，港澳的“叉電、生果金”，臺灣的“博愛座、拜票”，新馬的“組屋、度歲金”，還有“糗”在臺灣地區常用的形容當場出醜窘相的形容詞義，嘲笑、使人出醜的動詞義，醜事的名詞義等。標明每個詞語或詞義的使用地區，涵蓋中國大陸（內地）、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地區，以及日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地區，注明使用地區，並將同義異形詞、同形異義詞在各地的不同說法加以對照，記錄了各地華人歷史和社會生活的實況，反映了華人社區之間用詞用語的相互影響和吸收，體現出漢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再如單耀海等編《中華大辭林》，福建人民出版社和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合作出版。收華人各地區（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柬埔寨、汶萊等十餘地）通用漢字1.5萬個，詞語18萬條，標中文拼音，並列注音符號，提供部首、拼音、筆劃三種索引，各地特有詞語則分別以大陸、台、港、澳、新、馬、泰、印尼等標示，使讀者瞭解不同地域詞語的語義。釋義縱橫交錯，既縱向探源，指出詞語的出典或來源，又橫向參見，說明詞語的橫向聯繫。這些語文辭書的編纂具有漢字文化圈的文化視野，反映了漢字文化圈各地區的生活脈動，有裨于消除華人社區之間語言溝通的障礙，促進了漢字文化圈內各地域的交流，傳承和弘揚了中華文化。 [1]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是由馬來西亞民間華人社團共同組織成立的民辦研究機構，1985年成立，編輯出版《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和《華研通訊》等。 [2]參拙著《漢語語文辭書發展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 六、結語 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由漢字與漢語辭書形成的漢字文化傳播，對漢文化的輸出與傳承發揮著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技術飛速發展和雲計算、大數據和物聯網時代的來臨，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各國人民的來往和交流越來越頻繁，漢字文化圈的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漢語在由古至今的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中有變，有不變，有變化大的，有變化小的。然而為什麼變，怎樣變則既有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又有一些外來的因素，涉及到語言←→人←→客觀世界的錯綜複雜的關聯，其中人們理念取捨的價值取向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如立足于漢字文化圈與辭書的編纂，將《國語辭典》與《現代漢語詞典》和臺灣《重編國語辭典》作縱向的歷時比較，再將《現代漢語詞典》與臺灣《重編國語辭典》作橫向的共時比較，則既可考察20世紀漢語詞彙的發展演變，又可考察海峽兩岸地區用詞的空間差異和變化狀況，[1]還可從中進一步探討民國時經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和大眾語運動形成的國語在海峽兩岸地區分化後各自有哪些發展變化？有哪些差異？造成這些差異中的哪些內部和外部原因具有語言發展的規律？從而根據臺灣海峽兩岸的實際語言狀況，本著聯繫的、發展的觀點探討漢語的古今演變，求同存異，探討如何消除兩岸語言分歧和如何實現由分到合的趨同化，進而促成兩岸語言的融合，這不僅將為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和整體競爭力作出貢獻，而且無論在汉语研究還是在語言研究上皆意义重大，具有很多的發展空間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開拓，從而不僅使漢語的研究邁上一個新的臺階，而且也必將有裨于語言史和普通語言學的研究。 [1]湯志祥《當代漢語詞語的共時狀況及其嬗變》提及：“自80年代以來，……三個社區的語言也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語言大接觸、大融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頁。刁晏斌《海峽兩岸語言融合的歷時考察》指出，目前臺灣“國語”對大陸詞語的引進和吸收已經步入“快車道”，不僅引進詞語的範圍拓展、數量增加、品質提高，而且引進後的融入過程也在加速，融入程度也在不斷加深。“兩岸民族共同語融合的天平，由最初大陸向臺灣一方傾斜，到現在已經基本平衡，處於一種積極的雙向互動之中，也可以說是兩岸民族共同語化異為同的進程明顯提速”。《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原载《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略有改动，感谢徐时仪教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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