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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庄之中等级森严，处于最底层的是练习生。练习生在进绸庄前先必须疏通关系，如不和绸庄经理沾亲带故则需有人引荐，还需社会上殷实富户的书面担保。进店前又必须预缴三年的饭金三洋三十六元，敬师筵代金大洋四或六元。练习生进店时必须自备高香大烛，向经理磕拜，但对副经理及各同事则可仅奉一揖。三年学习期间 ，无论店中事务或是经理的家务活必须用心伺候。 每到吃饭时 ，练习生还必须为经理 、副经理盛饭添饭。由于绸庄每日用餐者难以固定 ，一般绸庄常使用圆桌 ，若是遇上经理的儿子 、兄弟或是股东前来蹭饭 ，练习生则只能被挤在人缝中胡乱吃上几口 ，同时还得注意经理的碗中是否要添饭 ，一等经理吃完又必须放下饭碗去为经理打洗脸水。一遇上不请自来的白吃者 ，练习生们就往往要吃不饱饭 ，因而练习生深恶痛绝就是那些吃白食的人。裕大绸庄有一股东 ，不仅自己到绸庄蹭吃 ，还每天带着他的好友来蹭吃。这位本是跟随他人混吃的主不仅混吃，还无事生非 、颐指气使。练习生实在忍无可忍，一日便在他吃饭的碗内大书三字—— —“吃白食”，岂料这位仁兄的厚黑学功夫当真了得 ，一碗饭下肚“吃白食”三字视若无睹 ，依旧呼练习生为之添饭！改日 ，练习生将预先准备好的巴豆 、苍蝇混入他的饭中 ，以图薄惩一番 ，不料此招依然不灵 ，因为这位仁兄乃是一个瘾君子 ，长期吸食鸦片 ，已经修到了药石无效的境界！后练习生们终得一方 ，专以蝇腿和蝇翅拌于他饭中 ，这才让这位仁兄着实大泻一场。而蝇腿饭由此也成了练习生们的杰作 ，绸庄饮食中的特色文化。 绸业公会—— — 金钱与权力的较量相比于其他产业 ，丹阳的绸庄业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丹阳绸最初由布店兼营 ，绸布分营后 ，绸庄议事开始时 仍在布业公会的天孙公所（天 孙—— —织女星 ，被奉为机织祖师）内。民国十年后 ，绸庄业日益兴盛 ，建立独立的公会已属迫切需要 ，于是绸庄业议定 ，随每匹绸的火回费附加公会建设基金五分 ，由于每年丹阳绸产量巨大 ，不一年就集资巨万。也属巧合 ，白云街有一 五开间吴姓房产要出售（现青 少年活动中心内） ，原本该处房产拟售给贺俞 ，但因贺俞杀价未能成交 ，卖主听说绸业公会要买房 ，于是托中人与绸业方面谈妥 ，地价为三千元大洋 ，如若反悔 ，反悔方则罚一千元。 原先的买主贺俞听说这一交易 ，顿感后悔 ，于是立刻找人挑唆卖主中的一个寡妇拒不签字 ，再以原价售给贺俞。绸庄方面气愤难平 ，于是上告县署 ，要求卖主履行诺言 ，并交出罚款。这一招看似和卖主斗气 ，实是和贺俞在较劲。贺俞 ，北洋巡警学校副校长。这个学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便是北洋政府第四任总统徐世昌 ，此时的贺俞正掌握着巡警学校的实权 ，可谓春风得意 ，从民国二年起便出任江苏省警察厅厅长的王桂林则是贺俞的门生。金钱和权力的较量总是金钱的失败而告终 ，绸庄败诉了。但既不在乎钱 ，且只为争个面子 ，绸庄当然选择上诉。 官司打到了江苏高等法院 ，贺俞留日时的同学已是苏州名律师 ，这位律师便代贺俞周旋了一番 ，绸庄自然再次败诉。一 再败诉的绸庄打算干脆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老谋深算的贺俞一不想过多得罪乡里 ，二不想过分纠缠官司 ，于是函托丹阳县知事出面调停 ，丹阳县知事正欲巴结贺俞 ，接函后便设筵邀请绸庄代表调解 ，同时又为贺俞代付了一千元罚款 ，绸庄方面总算挽回了些面子 ，也算是给足了丹阳县知事的面子 ，一场诉讼自然平息。贺俞未付一分钱便摆平了官司 ，县知事付钱却不会自掏腰包 ，绸庄赢了理 ，所得罚款尚不足支付诉讼费用 ，房屋依然还属贺俞所有。在权力面前 ，无论是法还是金钱总显得那么苍白那么软弱。 绸业未能购得吴姓基地 ，于是由德盛昌布行老板束清波介绍 ，以两万元的价格购得束永泰的一所住宅作为公会会址。束永泰 ，人称束老五 ，清光绪年间曾任浙江钱塘县令 ，卸任前在麻巷门大街购得地基 ，建造住宅。束永泰的住宅计五开间八进 ，其第一厅为对厅 ，第二进为大厅 ，三至六进为平房 ，七八进为楼房。束永泰的房屋建成后还未全部油漆 ，束永泰就离开了人世。束永泰有子女十余人 ，但仅束云 章（丹阳纱厂创始人 ，后任民 国中国纺织公司总经理）能勤奋学习致力发展实业 ，其他子女多染鸦片 ，不思创业。束永泰死后 ，仅数年间子女们便沦落到了将束永泰建成的总计六十六间房屋全部出卖的境地。 绸庄公会购得束永泰的房屋后 ，将一二两进作为办公用房 ，三四两进租给县商会办公 ，五至七进出租做住宅 ，第八进则将原设于南门大街天孙公所的火回局迁入。 丹阳沦陷时 ，绸庄公会的房屋得以侥幸未毁 ，但被汪伪自治会强占 ，后又被改为汪伪县公署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仍将其作为县政府。解放初 ，该处房屋由丹阳县人民委员会接收 ，县委迁至新民东路后 ， 改为麻巷门招待所（今老干部 局对面）。 绸庄的衰落丹阳绸庄虽然存在着致命的弊端 ，但造成全行业彻底衰败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由于日寇的侵略 、帝国主义列强产品的倾销 ，和解放前深重的经济危机。 丹阳绸庄起步于清末 ，至 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 ，丹阳虽战事不断（辛亥革命 ，齐 燮元 、卢永祥 、张宗昌 、孙传芳等北洋军阀混战 ，北伐战争）但就绸庄而言却是逐步发展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产品倾销中国 ，尤其是人造丝产品的倾销对传统绸业冲击巨大 ，当时上海 、苏州 、杭州等地绸厂使用人造丝与蚕丝交织 ，人造丝与纱线交织的方法所生产的新产品形成了技术 、价格 、性能上的优势 ，丹阳等以传统工艺生产的绸开始滞销 ，绸庄自然受到了打击 ，发展的步伐也由此放慢。 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 ，炮火之中 ，丹阳街道上房屋成为瓦砾 ，绸庄几乎尽毁于战火 ，唯一幸存的晋纶绸庄 （原北河路粮油店）被日寇强 占 ，沦为了日寇的慰安所 ，侵略者铁蹄完全踏毁了丹阳的绸庄。而丹阳绸庄以赊销方式经营的隐忧 ，则在民族危亡时加速了丹阳的绸庄彻底衰落。战火中逃离家园的绸商们 ，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 ，根本来不及收取账款。绸庄中一些倘未出手的货物也只在股东 、经理间私分逃难。八年沦陷 ，绸庄老 板们或寓居上海 ，或逃难四方 ，所存积蓄多坐吃山空 ，元气尽伤。 抗战胜利后试图再度创业的绸商们恰遇国民党执意发动内战 ，三年内战 ，商旅艰难 、民生凋敝 、消费严重不足 ，惨烈的内战直接导致了解放前的通货膨胀 、金融崩溃 ，以赊销为经营特点的丹阳绸庄再遭灭顶之灾！解放初期时统计 ，丹阳丝绸号和绸庄仅存三五家而已 ，至此丹阳的绸庄逐步消隐于历史之中。 炼坊、染坊、火回局—— —绸业的相关行业从织造到贸易全面发展的绸业当然带动了相关加工业的发展 ，与绸业直接联系的加工业便是炼坊 、染坊 、火回局。 炼坊也称练坊。我国炼绸的历史由来已久 ，南北朝时 ，谢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 ，澄江静如练”便把长江比作一匹长长的白绸 ，可见南北朝时炼绸已是成熟的技术。炼绸的原因是由于天然蚕丝中含有大量的丝胶 ，虽经缫煮但丝胶并未完全去除 ，因而织绸时还必须刮上浆粉 ，运平经面 ，方可织造成生绸。炼绸的主要过程是将生绸置于一容器内并放入碱性物质烧煮 ，以去除丝胶 ，使绸洁白柔软。炼绸必烧煮 ，炼也就与练混用 ，只是练也专称白绸。 丹阳绸有本炼和精炼之分：本炼是用一口大铁锅就地砌一个大炉灶 ，将生绸放在锅中 ，注入清水 、碱粉 ，并放入猪胰子油 ，烧煮后将所炼之绸取出 ，在光滑的大石面上不断用力摔打 ，最后以清水汰清 、晒干。精炼是用一方形大木桶 ，放入生绸后再加入丝光肥 皂和蓝粉（一种日本化工原 料）用蒸气煮炼。经过精炼的绸有一种荧光效果 ，较本炼绸美观 ，但绸身略有损伤 ，影响牢度。 丹阳大纶绸庄经理林振之 ，曾在吕亿卿开设的吕义丰绸行工作 ，并在此学会了炼绸 ，后吕亿卿另创恒裕隆绸庄 ，吕义丰绸行歇业 ，林振之则及集股开设大纶绸庄 ，并招聘原吕义丰绸行中失业的炼绸工人 ，邀约同业集股在灯笼巷 张公祠（现丹阳照相馆）开设 同兴炼坊 ，林振之任炼坊经理。由于这一炼坊的投资人为丹阳各绸庄的经理和副经理 ，同兴炼坊开业后即从源头垄断了丹阳的炼绸业务 ，各绸行只得放弃炼绸业务。 民国十七年（1928年） ， 各绸庄经理股开华圣染坊 ，以精炼方式炼绸 ，不久又新开益大染坊也兼营精炼。丹阳以本炼方式炼绸和市场垄断局面终于被技术进步彻底打破 ，同兴炼坊也顺应潮流改作精炼 ，丹阳的炼绸由此改观为三分天下。 染坊有绸染坊和布染坊之分 ，民国初 ，丹阳有布染坊两家 ，一在沈家桥 ，一在新桥东 （现吕叔湘中学一侧）。绸染坊 也是两家 ，一在小东门桥东 ，一在小东门桥西。因经营不善 ，开于小东门桥西的源益染坊停业 ，只剩下开于小东门桥东的永源染坊独家经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苏州等城市绸染坊已使用电机进行整理 ，绸庄向永源染坊老板陈鹤鸣建议添置电机 ，但陈却比较守旧。无奈下 ，绸庄在上海招聘技术人员 ，并与招聘来的技术 人员共同投资在乔家巷（后迁 三板桥东）开设了华圣染坊兼 营精炼。民国二十年后（1931 年） ，各小绸庄经理因华圣染 坊被大绸庄所操纵 ，集合资本挖出了永源染坊中跑街的蒋四二为经理 ，在东门大街开设了益大染坊 ，也使用电机整理 ，兼营精炼。此时的永源再也无法安坐 ，遂添置电机 ，改进工艺 ，绸染坊在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也变为了三分天下。 火回局 ，火回是一种让熟绸坯快速通过烈火以去除绸坯中水分和改善绸坯品质的处理方法。 丹阳绸生产初期并未采用火回方法 ，收购生绸一般以生坯重量再协商一个折扣 ，或是在炼熟后晒干计重。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问题 ，协商折扣无法准确判断生绸的浆分轻重 ，熟绸晒干 ，则由于机房常常不等真正晒干就将绸从晒架上扯下过秤 ，因而绸的收购不是机户吃亏就一定是绸庄吃亏。光绪末年 ，上海春和祥绸庄派一名叫郑昌燕的湖州人来丹阳采购绸货 ，丹阳各绸庄热情接待 ，每日轮流宴请 ，郑昌燕架不住丹阳绸庄糖衣炮弹的攻击 ，本只需要采购一百匹绸 ，最后竟采购了五百匹回沪。郑昌燕回到店中 ，自然被老板大大责难。负气之下 ，郑昌燕又来到丹阳 ，本意是问罪 ，遂指出丹阳绸晒分不正确 ，直接影响了绸的销路和利润。没想到丹阳绸庄却虚心求教 ，于是郑昌燕又向丹阳众绸庄和盘托出湖州绸火回的情况 ，细说了火回的好处。丹阳绸庄同业均认定郑昌燕言之有理 ，便呈准丹阳县衙 ，设立火回局 ，聘请郑昌燕担任火回局经理 ，招聘湖州熟练火回工人来丹工作 ，自此 ，丹阳火回局便在东门大街张之华宅内正式开张。火回局开业后又迁移到南门大街天孙公所内 ，民国十 四年（1925年）绸庄同业公 会购得束永泰房屋后 ，火回局迁移至绸业公会第八进。日寇入侵后直至解放 ，丹阳绸产销锐减 ，火回局再未能复炉。 丹阳绸经火回后绸身光滑 ，品质更好。火回促使丹阳机户更重视产品质量的提升 ，不再着意耍手段 ，弄些小聪明挣不义之财。在机户的不断努力下 ，丹阳绸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并出现了许多名机。宣统二年 ，恒裕隆 、裕大等绸庄挑选优质丹阳绸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展出 ，并获得金质奖章及优等奖状 ，其中也自有火回的一份功劳。 丝行与绸行—— — 丝绸业的融合与丝绸文化丹阳绸业发展是建筑在丹阳有着丰富的原料基础之上的 ，丹阳从新石器时代便有植桑饲蚕的历史 ，随着丹阳绸业的兴起 ，丝行也不断发展壮大。丹阳丝行多集中在东门大街 ，最盛时 ，从贤桥到东门斜桥一带有四十九家丝行 ，东门大街成了名副其实的丝行一条街。 丹阳丝行起始于晚清 ，其 性质本为牙行（牙行：清代寄 生于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居间经纪行业 ，主要职能是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 ，评定货物价格及质量 ，司衡商品斤两 ，判断银水成色 ，防止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 ，并对买卖双方负责）。 随着丹阳绸业的发展 ，丹阳本 地自产土丝（农民使用土灶自 缫的丝）已远不能满足丹阳机户的需要 ，光绪年间 ，丝行杨德泉等人联名向苏州藩司衙门呈请：丹阳丝行可以自备资金向外地采购土丝供应丹阳机户。这一呈请获准后 ，丹阳丝行的性质实质也由单纯的中间经纪牙行变为有自营业务丝号了。 丹阳丝行对上门出售的土丝很少让买卖双方直接面对 ，居间说合。一般情况都是由丝行按市价收购 ，扣取说合佣金3%。小型丝行每逢忠厚蚕农售丝 ，都会有意抬高收购价格 ，过秤时预先使一学徒趴在柜台之下 ，偷取蚕农蚕丝 ，这样 ，无论生意是否做成丝行的昧心钱已是稳赚到手。由此丹阳人奉送丝行人员别称—— —“丝老鼠”。小型丝行出售蚕丝时 ，于夜间用水喷湿地面 ，上铺纸张 ，再将蚕丝松捆 ，一夜过后蚕丝吸收水分自然增重不少 ，此时丝行再将蚕丝捆好售给机户。大型丝行虽较少作弊 ，但多采取赊销方式 ，机户若想利用丝行资金 ，在价格上便不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 夏季 ，长江中下游各省暴雨倾盆 ，绵延20余天 ，兼之上游山洪暴发 ，酿成特大水灾 ，使湘 、鄂 、赣 、皖 、苏各省大部成为泽国 ，并危及上海 ，溺毙 、饿死者不计其数。民不聊生 ，丹阳绸的销量当然急剧下降。大萧条时期的日本丝商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与我国争夺美国市场 ，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无法与日商竞争 ，出口厂丝锐减 ，丝厂停工 ，乡间茧行停秤 ，蚕农只得设灶自缫土丝 ，但此时土丝已是供过于求 ，土丝价格只及原价的三分之一。此时的绸庄恰值歇新 ，存货大多售出新货尚未开秤 ，所受影响不大。丝行则因丝价暴跌而损失惨重 ，丝业的前辈 人物杨德泉（曾开设五经织绸 厂）便因此而倒闭。 抗战爆发后 ，丹阳的绸庄遭受了重大打击无法恢复元气 ，本处于产业上游的丝业 ，由于有自营业务的传统 ，便开始兼营绸业 ，丝绸二业由此逐渐融合 ，在丹阳真正变成了丝绸业。 绸行不同与绸庄 ，绸行只是牙行性质。绸行的兴盛依赖于绸庄的兴盛 ，绸行自然也就设在绸庄附近 ，因绸庄多在后 街 、中市大街（现新民中路） 、 白云街 ，绸行则多设于大码头 （现华地百货门前） 、贤桥东街 一带。绸业最盛时丹阳有绸行十三家 ，早晨 ，乡间机户背着绸货来到城内 ，找到自己熟悉的绸行 ，将货物交给绸行后便去茶馆或面店喝茶 、吃点心 ，贤桥一带的茶馆 、饭馆早中两市都被进城卖货的机户坐满。 1906年美国人FrankNichols所拍摄的贤桥桥面上已建满营业用的小棚 ，便是当时贤桥一带商业兴旺的实证。 绸行既为经纪行 ，业务就有忙有闲。每年正月二十以前 ，火回局尚未开工 ，五月始 ，约月余时间 ，春蚕发种 ，新茧 、新丝均未上市 ，丝绸业谓之歇新 ，这两段时间便是绸行闲时。绸行闲时喜扎灯彩 ，每年正月 ，绸庄出钱 ，绸行出力 ，贤桥一带龙灯起舞 ，绸业龙灯因使用丹阳绸扎制 ，靓丽 夺目 ，尤为神气。五月十五 ，迎神赛会 ，绸业选雇8位漂亮女童 ，8匹健壮马匹 ，化妆后 立于马背（马背上预扎铁凳 ， 儿童以绸固定于铁凳） ，扮演天女散花 、嫦娥奔月等传统文化故事 ，也算是赛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此外 ，绸业的小型抬杆 ，以五彩东绸扎满灯彩 ，抬杆上有金童玉女 ，或扮演游龙戏凤 、或扮演宝蟾送酒既是美的体现也是表现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佳作。 很多绸行老板和绸行从业者还担任着绸布救火会的义务消防员 ，每遇火警 ，便立刻放弃业务奔赴火场 ，虽有危险 、亦有损失 ，但救人危难 ，在所不辞！后记—— — 多余的感慨从织绸在丹阳起步 ，到新中国成立 ，绸业在丹阳走过了七十余年历程。最终 ，一度辉煌的绸业 ，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一个极具特色的丝绸之城与我们擦肩而过。 其实 ，无论是织绸的兴起 、绸庄的兴衰 、贤桥的商业 、绸行的彩灯 ，还是绸行义务消防员的身影 ，都是生长于丹阳土地上的丝绸文化。无论这种文化是怎样地存在 ，我们都没有理由漠视这种文化 ，更没有资格轻视这种文化 ，因为文化如同社会的血缘 ，它既意味着我们的过去 ，也暗示着我们的未来。 1963年 ，丹阳县政协请江 杏先生撰写了《过去的丹阳 绸业》。这部并未正式出版的书 ，最终成为了档案并进入丹阳市档案馆永久保存。由于档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实难为广大读者广泛利用 ，笔者遂结 合《丹阳县志》（光绪版 、1985年版） 、《丹阳市农林志》 等信史 ，整理成此文 ，也算是对江老先生和丹阳文化的一种交待。 文末 ，且允许笔者照录一段百度中关于丝绸的解说：中国几乎主导了全世界丝绸产业链的前端 ，但由于中国丝绸服装行业缺乏国际知名品牌 ，中国企业大多只是赚取加工费 、原料费 ，把高附加值的末端让给了单纯依靠丝绸深加工再出口的法国 、意大利等国。因此 ，尽管中国的丝绸产品出口量大 ，但换汇水平却仅为韩国的1/2、日本的1/4、意大利的1/13。由于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中国丝绸远未实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长期缺乏积极主动的品牌经营 ，使中国丝绸业损失了许多本来应该赚取到的利润。 其实 ，产业总有起伏 ，“阳绸”是否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尚未可定论 ，即便是“阳绸”真的就此离我们远去 ，也并非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透过我们今日审视“阳绸”背影的目光 ，今后我们不要再有 《过去的丹阳×业》式的感慨与 遗憾！ (来源:2009-12-05 丹阳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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