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大门紧闭的156班教室

世间一条路

心中一条路

此路，彼路

茫然四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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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320国道还是黑黑的、亮晶晶的柏油马路，就像台湾歌手郑智化在他的歌曲《水手》里唱的那样：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

在天气最炎热的七、八月份里，太阳把柏油马路晒软了。踩在热气腾腾的柏油马路上，你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脚底下似乎有点儿软软的感觉。

柏油马路是我接触的第一个文明的象征，与我走过的泥土路和石板路不同，走在柏油马路上，无论在晴天还是雨天，都不会弄脏鞋子、打湿裤脚。我们试过光脚踩在柏油马路上的感觉，用脚底板触摸现代文明，脚底板踩得黑乎乎的，也毫不在乎。

不知道是哪一年，或许是2001年左右，柏油马路都被改成了混凝土路面。

当我们在只够一辆车单独通行的狭窄泥土路上，七弯八拐，穿过了一片村庄，绕过几个水塘，再穿过一片农田，就到了320国道。在这个路口，混凝土浇筑的路面，碎成了一块块，暂时还不影响通行，却确实要重修了。

我们沿着320国道行使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路过了双峰二中，但我们要隔一天才再来这里回访。到第二天，我会去看大门紧闭的156班和它空荡荡的教室。

沿着320国道再往西，朝邵东县的方向开过去，大约20来分钟，我们停下来了。虽然十六年过去了，可这条街道两旁的房屋没怎么变化，各家各户都很容易辨认。我们要去的是那家土砖房、深灰色门板的药房。

一进门，那位个子小小、步履蹒跚的老人，带着她那惯有的迷人微笑，朝我们迎上来。这是一位惯于用笑容迎接所有人的慈祥老人。

“姨外婆，我们来看望您了。”我最先喊出来。

老人先是一愣，然后笑容更灿烂了，招呼我们坐下，给我们泡茶。桌上摆满了瓜子、花生和苹果、橘子等水果。桌子下方是电烤炉，围着桌子坐，全身都暖暖地。这个冬天本来就不太冷，特别是在上午十点钟到下午三四点钟之间，太阳晒得所有人都特别舒适和惬意。

大堂左手边是曾经的中药铺，密密麻麻的柜子还在，柜台也还在，药铺却是早几年前就不开了。大堂后面的墙上，挂着还算年轻的罗医生的黑白遗照，这照片应该是罗医生去世前几年拍的。

十年前我来这里，就没有再见到罗医生，只剩下姨外婆独自一人，那时她还一个人撑着这间药店。姨外婆一辈子跟着罗医生，学他把脉看病，抓药。晒药材、切、捣、称、包装，嘱咐来看病的人如何煎服。

“药苦，记得配砂糖。”她一般会这样叮嘱病人。

久了，姨外婆也会看病了，普通的感冒、风湿、骨折，都会看。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不再经营了。大概年纪大了，眼睛有些看不清楚，手脚也不那么利索了，于是干脆把药店关了，租给别人做其它营生。现在是一家裁缝店，有人在裁剪布料，做衣服。

罗医生，出生年月不知（我也没有打听），大约逝世于2005年至2006年之间。听母亲说，罗医生去世前，生了一场大病，治疗费大概花了二十来万。

罗医生有一对儿女。

罗医生作为医生，很注重养生。他是名传统的中医师，手艺估计传自于他的父亲。罗医生有一次叮嘱我说，要多吃豆腐，豆腐是有利于养生的好东西。说这话的时候，也是这么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也是春节期间，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具体来说，至少是二十年前。

“你可怎么办才好呢？光是成绩好，恐怕还不够。你要上大学么？你那家庭怎么能去上大学？”罗医生叹了口气后，继续说道，“要么你能搞个什么重大发明，那还差不多。”

听了罗医生这话，我心中隐隐地不安起来。那时我正走着这条唯一的路，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罗医生却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那样做是行不通的。可我除了这么做，还能怎么办？我还没有成年，凭这瘦弱的身体，去工地上做苦力活，也不会有人接受。

而凭我这样的一副头脑，有没有可能搞个什么重大的发明创造？我打心底怀疑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

我必须承认罗医生的先见之明，他说得对。虽然事情不完全如他所想的那样发展，但也差不多。在他的建议和我对自己的认知之间，我直接在心里说出了“不太可能”这个定论。如果我是他孙子，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指导，或许他会继续鼓励我，让我不要对自己失望。

罗医生的儿子比我母亲小大概十来岁，那时已经结婚，也又有了孩子——罗医生有了孙子。罗医生的儿子——我可以称之为“舅舅”的那个成年男人，大概很是令他失望，于是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孙子身上了。

在我的意识里，罗医生至少要活到八十岁以上，因此，当母亲告诉我罗医生生了一场大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时，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如果一名医生都这样，那么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办才好？

可不管我相信还是不相信，罗医生就那样因病谢世，享年六十有余。

我的外祖母，我们通常叫“外婆”（北方称“姥姥”，这是有区别的），共有至少三个兄弟，三姐妹，外祖母是三姐妹中最大的那一个。开中药铺的这个妹妹，我叫她“细姨外婆”，罗医生是我们的“细姨外公”。细，是“最小”的意思。

大概从1994年开始，每年春节，我们三个孩子都要翻山越岭，走七八公里路，到这个细姨外婆家里来。那时还没有电话，只靠人带话。大概也是在那一年之前的一年里，细姨外婆托人带话，让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去她家里，于是我们就去了。后来，每一年都去，直到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

每一年，我们都要在姨外婆家里停留半天。待用过午饭，大约下午两点钟左右，姨外婆用瓜子花生和苹果，塞满我们的口袋，再将一张五十元的绿色钞票塞进我手里，微笑着送我们离开。

“明年再来。”

离开的时候，姨外婆叮嘱道。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总共有六七年，每年我们都去她家里，让她看看我们长高了没有，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小学毕业了，上了初中。初中毕业了，上了高中。后来，高中毕业了，又要上大学了。那个暑假里，我一个人又去了她家里。

“什么大学？没听说过。不是名牌大学？”罗医生连连叹气。

“你要怎么去上大学呢？”罗医生又问。

当我大学毕业归来，再也没能见到罗医生，只见到墙上他那副黑白照片。

十年后再来这里，姨外婆并没有显得老太多。那一年，她差不多六十八，还不到七十岁。在我眼里，却矮小了许多，大概是人老了。

我们在屋里聊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就起身告辞了。

“不吃了中午饭再走么？”

吃完午饭再走，是以前的惯例。但这一次，我们不吃午饭了，还要去别的地方。

“我们行程紧，不能留下来吃午饭了。”我解释道。

姨外婆朝后屋走去，要拿点土特产给我们带走。母亲朝我使眼色。我跟着姨外婆走到后屋去，将几张红票子塞进了她外套的口袋里。

“不知道给您买什么。”我解释道。

姨外婆收下了。

我们上了车，姨外婆目送我们离开，还是那个慈祥的微笑，昭显她心底的善良和宽容。

我们沿着320国道继续往前邵东县城方向开去。母亲又开始晕车了，说她情愿走路，走路舒服些。

“忍一忍，十分钟我们就到了。”我安慰道。

我们到了界岭乡，就在那个熟悉的路口，停了下来。天桥底下有家商店，我们去那里买纸钱和炮仗。

我们在路口点燃了鞭炮，鞭炮声沿着小路，一路响到了大堂里。我们在大堂里点燃了纸钱和线香，对着大堂桌上的遗像祭拜。祭拜完毕，转到了隔壁的客房。

“姐姐回来了。”

这话是对我母亲说的。而我是谁，他们自然都不认得。

我认得她是这位老人的大媳妇。她招呼我们坐下来，给我们泡茶。过了会儿，她到后屋去找人。

母亲对这里很熟悉。家里那老房子倒坍后，母亲来这附近的老房子，住了几年。现在再次回到这里，显然有点儿激动。

有位老人从后屋走出来了，明显比以前瘦小了好多。七十多岁的人儿，步子却很稳健，还能自己干活，虽然眼睛有点儿不太好使了，精神却很好。

“姨外婆。”我喊道。

她却没认出我来了。十年前，当我回到这里来找她时，她不在。这次见面，已是十六年过去了，很难再认得出来。

她与母亲之间的相认没有障碍。这些年里，她一直把母亲当作自己的女儿来看待和照顾，能帮的，总是想办法帮着。

这是外祖母第一个妹妹，我们都叫她“大姨外婆”，刚才祭拜的那位，是“大姨外公”，是刚过去的那一年去世的。

跟细姨外婆家的约定，也是跟大姨外婆家的约定。每年春节，我们也要到大姨外婆家来拜年。每一年，我们的运气都不差，每次去，他们都在家。有一年，我们去了，他们刚从省城的医院回来。

大姨外公身体一直不太好，持续生病、吃药，已经很多年了。大姨外公以前是工人，后来退休了，退休工资还可以，够他每年的医药费，或许还有点余闲。

那一年，姨外婆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没有结婚。后来，所有的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孙子辈们，满屋子跑，男孩女孩，怎么也招呼不过来了。两位老人都已年过六十，自然欢喜得不得了。

大姨外婆是非常细心的人。每年去拜年，她都要耐心地切满满的一碗瘦肉，为我们单独煮一碗。煮好后，香气溢满了整个房间。

“吃，多吃点。”姨外婆反复叮嘱道。

可我们只吃了几块，就吃不动了。

每次我们都不会停留太久，怕打扰了他们两位老人家。照例，我们走的时候，荷包里总是装满瓜子和各类水果。

这位姨外婆是相信上大学这条路的，她的大女儿就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任职于长沙某大型医院里。我们之间见过一次，不过年代久远，记不起来了。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个夏末秋初，再去了她家里，两位老人刚好都在。

“什么大学？”咳嗽了好一阵子后，姨外公问道。

我说了学校的名字。

“哦。”老人继续咳嗽。

我没有停留太久，只有几分钟而已。我是翻过那座山，走路过来的。我还着急要赶回去。姨外婆在后面追过来了，悄悄地往我手里塞了几张纸币，手有点儿抖，眼睛里有泪花。

我不忍心拒绝，默默地收了。这是多善良的老人啊，尽管她知道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她愿意相信，也愿意去尽自己一份心意。

在这天地间，在这群山里，唯有这一点令我动容。

十六年后再次见到这位老人，虽然她再不能认出我来，但听说了之后，还是满心欢喜。显然，姨外公的过世，并没有让她消沉。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大概二十来分钟，就起身告辞了。我们的车在弯弯曲曲、起起伏伏的320国道上继续往前。我知道，再往前就要右拐，拐进那条以陡峭和曲折出名的乡间小道了。

汽车的后备箱里装满了衣物，非常重，在爬坡颠簸的时候，吱呀呀地响。爬完长长的坡，我们下坡。道路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颠簸。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到了外祖母家里。

这一年，外祖父已经过世十七年了，外祖母也过世十年了。我们没有做太久的停留，因为还要赶回去上坟。然而，就在出门口不远处，水温忽然骤升，水温报警。我只好把车子停下来，打开前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个新手，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待汽车水温冷却了些，打开水箱盖，水是满的，水温却一直很高，一启动就报警。

能继续开，还是不能再开？

这是个问题。

这里没有汽车修理铺，最近的修理铺，也在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要把车子扔在这里么？

我往水箱里加了冷水，继续往前开。不停地报警的水温，令我很是烦恼。我一边烦恼着，一边继续开，将车一直开到了家门口。

“明天去修车。”

没有任何奇迹，第二天刚启动车，水温就报警。我让母亲自行安排走访亲戚，自己开车沿着乡间小道，到镇上去找修车铺。

一路上，我心情烦躁，全没了走亲访友的心思。我们开得很慢，执着地寻找修车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挂着“汽修”的铺子，却是大门紧闭。现在可是正月里，还没出正月初五呢。

我们又绕到了320国道，到了双峰二中附近。将近中午时分，我们把车停好，走过去。这里修了不少的高楼，有些变化，但总体上没太大变化。道路两旁照例是商铺和餐饮店，道路两边是卖水果和流动餐饮的小车。正月里，还在外面摆摊做生意，这是不常见的。

我们三个人每人点了一碗米粉。米粉有点儿凉，全然不是十几年前的味道了。或许是在外面生活了这些年，口味改了。慢悠悠地吃完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我走在最前面。

我对路两旁的商铺没什么兴趣，虽然我曾经是那里面的常客，流连在“样样一元”、“两元、五元、十元”的小商品之间，估计他们两个——我弟弟跟我弟媳，当然，还有那个尚在肚子里的小侄子，对这一切恐怕也没有兴趣。只我一人对路尽头那个地方有兴趣。

我走到了那个熟悉的校门口，一切恍若昨日。早就放寒假了，校园里空荡荡的，很难见到有人在走动。太阳很耀眼，这早春的气候令人昏昏欲睡，特别是中午时分。

主教学楼前多了一对石狮子，156班的教室就在一楼，右手边第一间。前面的大门一般不开，常年锁着。只有到了早操时间，这门才打开。

我从右手边的小路绕过去，走到了156班教室的门口。156班教室前后两扇门都紧锁着，门牌也改了，曾经的教室，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了化学实验室。

我站在窗子前往里看，里面是整齐的桌椅，以及摆在桌子上的化学仪器：烧杯、滴管、各种颜色的液体，可能是硫酸铜、氧化铁之类。当然，肯定少不了盐酸、硫酸。

CaCO₃+2HCl=CaCl₂+H₂O+CO₂

类似的化学公式，恐怕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潜意识深处，如果没有选择土木工程，我也可以做一名化学家，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不过这只是猜想。

我在这里度过了自1998年9月到2001年7月之间的青春时光。我是那个敏感、害羞、多疑，每天只是沉溺于书籍中的青少年。

如果这段时期重来一遍，我要如何重新来过？我想了想，没有更好的方式。

第一年，我跟我的同伴，158班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沿着那条歪歪曲曲、起起伏伏的乡间小道，绕到320国道上去，再直接到学校。

自第二年起，我们每半个月才放假回家一次，不再骑车了。我们徒步翻过一座山，从界岭乡那个路口转到320国道，拦一辆过路的小面包车，交1块钱，就能坐车到学校附近，走过这段商业街，差不多到了尽头，就是校门口。

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严厉又失望的班主任。班主任教我们化学。我曾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但后来又泯于众人了。虽然最后还是为数不多的几十个佼佼者之一，但让很多人都失望了。

我并非不努力，我确实很努力，我也没有遗憾。

我是那个所有人都寄予了厚望，而我却让他们失望的人。我的成绩远远不能令他们满意，尤其是那个对我严厉又失望的班主任。我是尖子生，但不是学霸。

班组任总认为我没有用尽全力。第一学期，我是班级里唯一一个在期中考试化学单科考了满分的人，于是我获得了“奖赏”，能去学校的图书馆借我想看的书。但很快班主任又警惕了，因为我曾经借了一本《聊斋志异》，而不是化学家传之类。

“你怎么能借《聊斋志异》呢？”班主任质问道。

我无言以对。第二次去借书的时候，作为图书馆管理员的校长夫人，向我推荐了高尔基的《母亲》。我采纳了她的意见。可我借的这本书，里面却有令我有点儿难堪的描写。我将这本书归还后，就再也没有借过书了。

在这个除了课本还是课本的氛围里，除了头脑中的神游、各种奇怪的幻想，再没有别的乐趣可言。我并不抱怨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可我又不甘心只是这样。

“那你想怎么样？”班主任问。

“我想，只要我尽到最大努力了，就算没有考上大学，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如是说道。

老天，是谁给了我这样的勇气呢？我想，是我刚出生不就，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那一道微弱的光线么？是那种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勇气”么？

“你考个一般的大学，有什么用？”班主任继续质问道，“要是没考上大学，那就更不用过说了。”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对1999年那个17岁的青少年来说，虽然满脑子都是美好的幻想，却不可能跟任何人抗争，一旦你抗争了，你就要被放弃了。

“你就按照你的希望去吧。”

这是班主任最后说的话，自那以后，他对我明显冷淡了许多。

我记得我好像是哭了，小声地哭了，不一会儿又抹干了眼泪，走出了班主任的办公室。

我为什么哭？为我的青春哭泣，为我的勇气哭泣，为我压抑的生活哭泣。我抹干了眼泪，默默地走回到我的课桌上，若无其事地翻开了课本。

在那种情形下，不说那话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有文化的成年人之间的交锋，后来，我还会有很多次机会跟有文化和没文化的成年人交锋，直到我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冲动的成年人，但这期间要经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我无意于跟任何成年人交锋，我只是沉默。我习惯于沉默，聆听。我听着就是了，我会思考，判断，这就够了。或许总想说点什么，但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可在那些年月里，我总是耐不住性子，要争辩几句。而在这个顽固的、封闭的空间里，任何交锋，只会伤了感情，却不会让一个成年人去聆听一个青少年的真实想法。我做了很多次类似的伤感情的事，直到我明白沟通的目的在于感情，而不是思想的交锋和是非对错。

我身上背负着320过道上那些老人的期待，背着父母的期待，背着其他许多人的期待，我不能辜负这些期待。但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我太年轻，太没见识，太没有头脑。我像是被绳子牢牢地捆住了，只能呼吸而不能动弹。

我坐在156班的教室里，听着讲课，做作业，考试，只在2000年祖母过世的那个秋天，才请了两天假回家奔丧。

而在2001年的那个春天里，外祖父过世，家里都没有通知我，待我高考结束后，才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有一次，我放假回家，母亲叫我去外祖父家里。

“你外公不行了。你去一趟吧。”母亲很是着急，不停地催促我，“你外婆喊你去。”

我答应了。可那个上午我没有动身。到了下午，母亲几乎是在吼叫了。我才终于动身。

到了外祖父家里，走进那个熟悉的房间，我看见外祖父躺在床上，喘着粗气，骨瘦如柴。他干枯的手不停地在空中划动，我以为他要抓住我的手，就把手伸过去——我第一次去抓他的手，可他放开了。原来他是难受，不停地挣扎着。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两个月前，有一天，外祖母忽然对我说，“红宝，你外公怕是快要死了。”

我只是愣了下，没有做声，只是心里有点儿伤感。

在这最后一面过后没多久，外祖父就过世了。

那位严厉而失望的班主任，在我高二时去了另外一所学校，听说是去当校长了。年轻有为的陈烨老师，时年33岁，去追寻他的校长梦想去了。

语文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还是在这个教室，还是156班。即使是高三文理分科，156班还是156班。158班被拆成了文科班，156班、157班的文科生，都到了158班去了。

曾经的班长，那位全校最高分的朱黎明同学，拿着全额的奖学金跟我们一起入学，到了高三，也去了158班。他是一位金庸迷。我总认为他跟班上某位同姓的女同学，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和情感。对已经满了18岁的青少年来说，有这样的情感也很正常，因为这是文科生的思维方式。

我情愿任何一种关系都简单明了些，因为我用的是理科生的逻辑分析。青春期的冲动，非理性、不可靠，只管淡漠之，没必要在意。一个化学公式可能更有价值。我对元素周期表了如指掌。尽管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印象深刻。

我不后悔读了理科，虽然很多年里一直深感怀疑。当十几年过后，我明白了作为一个对人世和人生有着谜一般兴趣的人，读理科并从事工科工作的必要性。

这就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无所谓这一面好还是另一面好。相比理科，文科更容易上手，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通过自学达到文科生的深度和广度。但理科不行，你得用逻辑思维去推导那些公式，你要明白经验在处理实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工科的工作教会了我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工科让我明白，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机械和人力，用实在的物体，用钢筋混凝土、用砖头去构建一个实在物。

对硬币的另一面，我相当熟悉，但我站在硬币的这一面。我在硬币的这一面，沿着晋升的路，一步步往上爬。我参与了实体物的构建。我甚至拿起铁锹，挖过土，也搬运过钢筋、钢管，测过定位点、标高和轴线。我用我的经验解决过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我从小心谨慎，完全遵守书本和规则，逐步积累经验，到了能够抓住主要问题，解决主要矛盾的境地。我尝试着团结一批人，鼓励一批人，朝我们共同的目标前进——我们要协同合作，一起配合完成一个项目，让每个人都赚钱，让每个人的付出都有回报——虽然有点儿理想主义，实际执行起来也很艰难，但我知道平衡的重要性。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有人很少，甚至没有。没关系，下次再来。

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务实的工程师。

当这样一名工程师翻到硬币的另一面时，以文科生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当我经历了那个可以称作是“蓝色时期”后，进入了可以称之为后现代视角的“红色时期”。我知道一件事是怎么做成的，要如何做才能做得成。如果换一种做法，又会如何——这可以称之为“预判”，或者说“先见之明”。

当我们面对着硬币的这一面，我总会想起硬币的另一面。每次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时，我总会想，或许我错了，需要纠正。

我们不要再争论是非对错，而要争论如何才能把事情做成，如何才能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永远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初衷，永远也不要为了我们的情绪而争吵。如果因为争吵而远离我们的初衷，又有何益处？

当我在校园里闲逛时，我内心很是焦灼不安。我担心跟在后面的两个人不愿意走动了。我还担心可能会找不到修车的地方，车子恐怕要烂在这里了。

我看着眼前熟悉而稍微有些陌生的一切，这里是操场，这里是食堂，这里是宿舍楼，这里是我曾经跟谁一起走过的地方。曾经青春活力的青少年们，在这里来来去去，度过了关键的青春时期，可那一张张稚气的脸，我再也回想不起来了。

我再次来到156班的门口，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走出了校门。他们两个对这里没有任何兴趣，早就不耐烦了。

他们怎么知道我对这里的感情呢？

我们在不远处找到了车子，启动，继续去寻找修车铺。

我们在十字路口那里找到了一家修车铺，可修车的师傅不在，走亲戚去了，正在赶回来的路上。打电话问，说是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们经过路口的时候，长长的车队，将那里堵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移动过，我预感到，修车师傅恐怕是回不来了。

我们在那里等着，直到天快要黑了。我们又继续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再没那个耐心了，于是不再等了。我们上了车，启动，开着水温不断报警的汽车，颠簸在乡村公路上，朝家的方向驶去。

自苏州到荆州的一千多公里的路上，车子都好好的，没出任何问题。可回到这里后，却坏了，让我焦虑不安，到处去找修车铺子，大概是为了引我回到这里来，梳理一遍在这里经历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