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诗言志，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体现着以内省的人格修养为人生主旨的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对道德与美的追求，多从自身做起，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直契内宇宙的修养行为程序。中国文化这种向内探求的精神倾向，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所独有的气功方面。至于艺术的表现，亦是指有内部，如画称“心画”，音乐谓“宣情”，诗曰“言志”，都是强调表现发自于内的情思。《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自然，以诗言志是有一定审美标准的。 由于中华民族受儒家文化的重大影响，崇尚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追求一种中正平和的人文精神，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标准。这就使人们在作诗时有意识地控制了情感的强度。而诗的“且之于心，作之于气，必有所寓者”又促成了人们在艺术创造中发展意象表现的手法。随着古代艺术的发展和古典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藏景”等一系列内在的、耐人寻味的意象构成的原则更强化了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内向的、含蓄的审美心理指向。        钱钟书指出： 和西洋诗相比之下，中国旧体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 在中国诗里算得“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仍然是“古典”的; 在中国诗里就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 我们以为词华够浓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 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 同样，从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钱钟书：《钱钟书选集 中国诗书与中国画》，第222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中国这种内向的、聚敛的文化心理，表现在古代几乎所有的物化形态中：例如庭院、殿堂的封闭式构造，园林布局的曲曲折折，绘画的“藏情于景”，诗歌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无不显示着含蓄、内聚的文化心理个性。 不言而喻，这种文化心理个性也必然对“五四”时期刘天华二胡音乐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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