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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此次戈恩逃脱的关键功臣，是精明强干的妻子？还是神秘的安保公司？还是赖以暗度陈仓的护照？其实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功臣，最大的“功臣”无疑应该是同意戈恩取保候审的日本法官。就是他，给日本警方出了最大的难题，为戈恩出逃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特约作者 | 郭墨墨 涉嫌金融犯罪在日本取保候审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离开日本、抵达黎巴嫩的消息传开，引发各方关注。 据媒体报道，戈恩可能从土耳其乘坐私人飞机抵达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抵达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晚些时候。据一家黎巴嫩电视台报道，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帮助”戈恩“逃跑”，戈恩入境黎巴嫩时持一本法国护照。 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由于日本和黎巴嫩没有缔结引渡条约，所以“如果对方国家不同意，就不能引渡回日本”。 有人把新闻比作007电影，全套运作高来高去，手段难以想象，当世罕见。 戈恩出逃后，虽然15亿日元保释金打水漂，但日本司法机关想继续追究戈恩罪责实际已经不可能了。日本警方也因此承受了各种责难和调侃。 那么戈恩胜利大逃亡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是谁帮助他逃出生天？日本的问题又出在哪里？ 戈恩成功逃亡的关键是日本法官，不是什么外国退役特种兵 戈恩是谁？他首先是挽救了日本著名汽车大厂日产的全球商业偶像。 1999年6月，戈恩担任日产汽车公司CEO。素有“成本杀手”之称的戈恩无视日本商业传统，果断采用重组、裁员等手段提升企业活力。已经持续亏损7年的日产，在他领导下，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 戈恩的工作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尊重，2004年，戈恩还被日本天皇授予了蓝绶褒章。 戈恩甚至被人拿去与佩里与迈克阿瑟并列，认为他是日本近一百多年历史里，影响力最大的外国人之一。 2005年5月，戈恩出任雷诺汽车公司第九任CEO，自此，戈恩成为同时执掌横跨8个时区、相隔近万公里的两大国际汽车巨头的双CEO。在入狱之前，持法国、黎巴嫩、巴西3国护照的戈恩，担任着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董事长、雷诺首席执行官、日产—三菱董事长等多个职位，是真正的汽车业巨人。
但2018年11月19日，戈恩在东京机场一落地就被捕了，他被日本检方指控隐瞒收入，逃税金额高达十数亿日元。 随后，戈恩发现自己在日本日产和法国雷诺的工作，都遭遇了隐瞒收入、公司资金用于个人用途等指控，他面对的是一个彻底众叛亲离的局面——所在公司对自己不满已久，法、日两国政府也都对自己有意见，他同时面对两个大国的刑事调查。 这时候坚定支持他的力量是两个，一个是他的血缘祖国黎巴嫩，另一个，是自己的妻子。据报道，此次营救是戈恩的妻子策划的。 人们广为熟知的故事版本是，2019年圣诞前夕，一支小型的交响乐表演乐队进入了戈恩位于东京、毗邻法国大使馆的豪宅，为其进行表演。当伪装成乐队成员的前特种部队成员将躲藏在乐器盒里的戈恩带离豪宅的时候，负责值班的日本警察并未发现异样。他们一路开车疾驰到日本关西机场，从那里一路通关上了私人飞机。 最新的消息是，是一家私人安保公司负责制定和监督整个计划，戈恩的妻子也否认了“大提琴脱逃”，但拒绝就戈恩如何潜逃给出具体细节。
那谁才是此次戈恩逃脱的关键功臣，是精明强干的妻子？还是神秘的安保公司？还是赖以暗度陈仓的护照？ 其实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功臣，最大的“功臣”无疑应该是同意戈恩取保候审的日本法官。 就是他，给日本警方出了最大的难题，为戈恩出逃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如果是关在牢里，那么任你是谁，基本只能望墙兴叹。只有在取保候审状态下，不管是低音提琴盒子，还是新护照，这些精心策划的特工手段，才派得上用场。 为什么要给戈恩取保？ 2018年11月被捕，直到2019年3月6日，戈恩才以10亿日元保释金第一次获得保释。但好景不长，4月4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又以涉嫌违反日本《公司法》（特别渎职）为由再次将其逮捕，22日进行追加起诉。 辩护人即日提出了保释申请。东京地方法院于4月25日作出允许戈恩保释的决定。戈恩一方即日缴纳了5亿日元保释保证金。因为是新的罪名，所以保释金为追加，合计前后共缴纳了15亿日元（约合9627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从过往案例看，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审判前把人一直关着直至起诉也是常事，要想获得保释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很大的人物。
日本的司法统计显示，2017年在一审判决之前获得保释的被告约为3成。实际情况下，如果被告否认罪名，拘留时间就有延长的倾向，在公审开始前获得保释的情况也很少。 2002年，日本前众议员铃木宗男因贿赂指控被捕。他被审前羁押长达437天，最终被定罪判刑2年，并被投送监狱。 2009年，厚生劳动省局长村木厚子牵涉伪造公文案被羁押长达164天。村木不认罪，最终法院判决无罪释放。《朝日新闻》揭露侦办该案的检察官存在篡改证据的行为，导致办案检察官前田恒彦被逮捕。 日本媒体也觉得戈恩获取保释实属罕见，并认为是国际社会对日本长期拘留戈恩的做法的批评，可能对地方法院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取保的科恩是个什么状态？ 取保和羁押两者都是司法机关在审判前的侦查手段，人身强制措施，但是强制效果完全不同。 羁押是要把人关在特定的拘留场所，可以说和坐牢的状态没有太大不同，甚至管理还要更加严格。 而取保，则完全不同。取保，或者说保释，是指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以提供担保的方式而获得释放。 释放后是个什么状态，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各国做法各有不同，一般会要求： 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比如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可见，取保相比羁押，是非常宽松的强制措施。
要获得取保，以国内为例，条件一般包括：取保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等。 担保方式，一般有人保和财保之分，人保就是提出能被司法机关依法接受的，能为自己担保的人。这种情况较少，大家都知道人保靠不住。即使事后依法处罚保证人也于事无补。 更多的时候，是财保。即视具体情况，缴纳不同数额的保证金。嫌疑人如果脱逃，保证金将被没收。财保就靠得住吗？当然也不。 2014年2月，中国留学生周远在洛杉矶高速公路超速驾驶而被警察追逐，警方至少出动五辆警车和一架直升机，追逐40多分钟才将其逼停。3月21日出庭时交保10万美元候审。起诉日期推迟到9月10日，结果周远弃保，没有到庭，法官当即发出通缉令，悬赏10万美元缉拿周远。结果10月23日下午2点20分，周出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飞往中国的候机厅，被警方再次逮捕。 取保候审显然容易发生脱逃，为什么还要做呢？ 原因主要在于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人道主义，比如针对怀孕期、哺乳期妇女，一些身患重病的嫌疑人；第二，体现宽严得当，没有社会危险性，情节轻微的犯罪应当优先取保，比如一些交通肇事等非故意犯罪和一些轻微初犯等；第三，侦查时限到期，证据不足不能起诉的，这时候也不能无限期羁押下去。 在很多国家，“取保为普遍，羁押为例外”成了司法的追求，尽量能不关就不关，这是司法文明的体现。对日本长期羁押戈恩的国际批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日本最后也不能不正视批评。
戈恩取保后到底是什么状况，据说为打消法院的疑虑，律师在为他申请保释的时候，做出了严格监控的提议，包括利用电脑和监控摄像头进行制约、地点为东京都内出租住宅，佩戴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追踪装置、每天向日本检察厅汇报、上交所持的3个国家护照等，但最终具体实施的是哪些严格监控，除了上交3本护照外，媒体并没有特别清楚的报道。 怎样看待戈恩跑了这件事？ 要想取保容易，一方面，需要社会的法治共识，能不关押就不关押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还得要靠制度设计，发挥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制约作用。 比如律师代为提出的取保申请是直接给到法院，法院想取保的时候，检方、警方困难再大，再不愿意，也只能接受。 这次戈恩出逃是不是说明了警方的无能，日本颜面扫地呢？
应该说取保决定出来后，检方和警方就摊上难题。戈恩的个性日本人一定更熟悉，也许从取保决定作出那一刻，这种思想准备就已经有了吧。 另一方面，对戈恩的取保决定，除了要考虑他是否可能逃跑外，恐怕也得考虑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能否继续起诉得下去。所以也有人猜测认为，戈恩的出逃反而才是终结这宗国际瞩目的官司，最给对方留面子的方式。
另外，通关如此容易是不是关员都太失职，国家门户洞开呢？有网友回应，这其实是日本信任社会的特点，证件真实满足条件，就畅行无阻。 对于戈恩来说，弃保对他不算多大损失，获得自由当然更重要，但他从此也进入了新的限制状态。 到底是戈恩处心积虑出逃，还是日本有意无意放人，到底使用了多么神奇的手段，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过很久才能得到接近真实的答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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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
戈恩此前曾痛批日本司法不公
戈恩案日本辩护律师弘中惇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