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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后团部宣传队里的哈尔滨知青各奔东西，大多数都由自己的父亲单位安排了工作，相继组建了家庭。开始大家还相互联系，后来工作忙了，又有了家庭，逐渐便疏远了，后来大多数人便断了联系。和我在一起的另一个小号手与宣传队的一名女歌唱演员结了婚，这个女歌手是当地老职工的女儿，户口自然是办不进来。 歌手的父亲是原北京清河农场的老干部，组建兵团时曾任团部砖厂的厂长，后来退休了全家又回到北京清河居住，取消兵团建制后，五十六团又重新归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管理，这里的干部又穿上了警察制服，各方面的待遇也非常好。小号手回城后被分配到哈尔滨一个五金工具厂继续当车工，干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意思，便停薪留职，出来专门吹小号伴舞谋生。那个年月结婚时兴请一拨铜管乐队，这个活钱挣的很俏，我也常参加。 我刚参加婚礼乐队时，每个乐手才分得20—30元，后来逐渐上涨到每次婚礼80元。这时我调到公园担任领导，那时公园是娱乐窗口，每逢休息日市民便会集中去公园休闲，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年节，越到休息日越要上班。我这样要求职工不允许休息日请假，自然我也不能再到休息日时出去吹号接新娘子了，后来细算了一下，仅此可少挣了不少银子啊。那个小号手可一直没闲着，休息日婚礼接新娘子挣一份，平时舞会再来二三场，小日子过得也非常悠闲。那时舞会相当普及，全市跳舞都跳疯了，许多舞蹈培训班、学校什么的随处可见。 我与夫人结婚时，那个小号手和那个唱歌的女演员还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完事后还特意到我借的新房看我们。我夫人那天穿了一双通红的高跟鞋，好看实在是好看，可穿着极不舒服，夫人总算强忍着婚礼结束了，回到新房便脱了下来。看到小号手他俩来了，便将这双新鞋送与那个女歌手，女歌手爱穿戴是出了名的，有这等好事岂不悠哉，也没客气当下便拿走了。 小号手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女歌手既没有户口，也没有正式工作，只得去商场给人家打工卖货看床子，这样过了几年，也不知怎地就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北京清河，后来听说在北京市里买了一处房子，孩子毕业后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这些年来小号手总想复婚，可是对方始终不愿意，就这样干耗着。后来孩子结婚回到哈尔滨大办了一次，我也参加了，重新见到了小号手与那个女歌手。 到如今这个小号手也正式退了休，每月能拿到一份不太多的退休工资，婚礼乐队的事早就没了，每天只能去舞会吹小号挣一点钱，至今仍然是孑然一身，谁知今后的命运是如何安排啊。 宣传队一名舞蹈男演员与一名女独唱演员都是哈尔滨知青，在宣传队时就恋爱了，返城后组建了家庭，男的在省直单位工作，女的在文化部门工作，男的那时还常去儿童公园看我，前几年这个男演员患上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便不知道那个女独唱演员的消息了。 宣传队里还有一位哈市知青男演员，也是十八中的同学，他长相好，戏演得也带劲，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是扮演小角色的。他在大批病返之前就在兵团结了婚，爱人是宣传队演李铁梅的，是齐齐哈尔的知青，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红灯记》里李铁梅的腔调有模有样，在五十六团里是人人皆知，她的本名倒无人知道了，都管她叫李铁梅。返城后李铁梅跟随丈夫回到哈尔滨，几经波折在哈市木材四营安排了工作，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可能干了几年便不去了，从此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瞎混。生活急转之下，再也找不到在兵团时夫妻二人双双把歌唱的感觉，那种被众人尊重的优越感早已烟消云散了。 一营四连的一个女知青叫林丽，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上了初中还在一个年级里，下乡后又在一个连队，她的母亲与我的母亲都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所以关系比一般人密切。林丽这个女孩子是十分的天真单纯，就是心眼太小，遇事总想不开，病返回城后，大家都是一样的奔波，什么事也不见得一帆风顺，可她却承受不了现实的压迫，看到一时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住房，连对象都无法去找，每天只能呆在家里吃父母的，眼看自己都30岁了，何时是出头之日呢，一时想不开，竟服安眠药自杀了。家里人发现后抢救也未抢救过来，就这样一个很好的花朵凋谢了。 林丽，你太傻了，其实你再咬牙坚持住，会有出头之日的，我们当时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她死了，她本人倒是解脱了，告别了忧郁，告别了烦恼，告别了痛苦，可她却把无尽的痛苦和悲伤留给了她的家人，特别是她的母亲。 那段时间这位老人似乎疯疯颠颠的，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几乎天天都要去我家，她想她的女儿，她看到我仿佛就能看到她女儿似的。我十分理解这位母亲的心情，除了好言劝慰，我还能为她做什么呢？ 一营还有一个哈尔滨的男知青，他在后期与一个连队的当地女职工好上了。这个女的我曾看见过，人长得很好看，个子也不矮，但当地人的身份却要了命。病返后这个知青也回到哈尔滨，这个妹妹自然也跟着去了他家，可户口是办不过去的。那时没有户口，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非常现实的。这个知青家里条件不好，住房也小，他们俩人又一时没有工作，住没住的，吃没吃的，那种处境真是不好过。后来憋的实在没有办法，这两个人一跺脚，竟把户口又迁回了兵团农场，来了个一刀解千愁啊。 一营四连有一位齐市男知青，曾在大田排担任排长，他姓张，与哈尔滨十八中的女知青结了婚，这位女同学与我还是一个班的。返城后这个排长随女同学来到了哈尔滨，工作是无法安排了，就自己摆摊卖起了水果。一次我在马路上看见这个排长自己拉着一车西瓜，满身满脸都是汗珠，我强忍着没有和他打招呼，我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想想当年他领着好几十人战斗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是那么的英姿豪迈，而如今却不得不做起了三瓜俩枣的小本生意，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英雄气短，马瘦毛长啊。 办理病返时我早已调到宣传队工作，我的那两个兄弟周家明与王立民仍在砖厂工作，他们两人在兵团就结了婚，王立民找的是哈尔滨十八中学的知青，也是我的同学，周家明找的是齐市黄安区的知青，当时他俩把家都安在团部附近。那时兵团特别关心知青的婚事，尽可能地帮助结婚知青的生活，连队分给了他们的住房，都是特别好的砖房，每逢休息有空，我便去他们俩家看看。 病返开始了，这些结了婚的知青也纷纷回城，多好的房子也不要了。王立民是齐市知青，也跟随他媳妇来到了哈尔滨，在平房区落了脚，找到了一份工作，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 办病返时周家明正在山上伐木，一时回不来。当时办病返的手续是先在连队领取病返申请单，在团部医院进行体检，最后回到自己所在城市再进行复审检查。我的手续办完后又给周家明要了一份材料，回到哈尔滨去了他家，把病返情况告诉了他父母。可是我感觉到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似乎不太欢迎周家明俩口子返回城里。我不管这些，拉着周家明的弟弟冒充他哥去了哈市指定的复审检查的地方，给周家明顺利地办完了病返的手续。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周家明两口子才回到了哈尔滨。事后我才知道，家明的父母对他的返城不上心是有苦衷的，他们家就是车辆厂的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家庭，住房很小，就那么一间半房，家明还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再增加两口人，确实不好安排。不管怎样还是回来了，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天地里生活可真不容易。过了没几天，家明就把自家院内的煤柈棚子收拾一下搬了进去。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也慢慢地好了起来。如今我们哥三个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也都拥有了不错的住房，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雨过后才是彩虹啊。 如今我们都已经年过花甲，回想往事，岁月匆匆，斗转星移。那个年代在一起的战友、同事朝夕相处，相互关心，相依相惜的感情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那遥远而模糊的思念和说不清楚的惆怅，让人百般的回味，吞咽下无尽的凄苦。 作者：李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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