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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6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居住在西北的羌族先民也过着猎牧和定居生活，为了存放猎物、稻谷、食物和饮用水，人们需要有一种适合使用的器具，在生产劳动中，他们逐渐懂得了用黏土可以捏成盛放物品的器皿，然后经过火烧后是这些易破碎的泥坯变成比较结实的容器，于是他们就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烧制出多种多样造型并有花纹装饰的陶器，从而作为生活用具。 198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古历史博物馆在对海原县西安乡菜园村新石器时代的系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表明陶器在羌族氏族生活中已经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兴盛，新兴商业城市的出现等，都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对瓷器的需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特别是官宦、贵族、商贾们，碎瓷器的品质非常挑剔，既要有上好的质地，又要有较高的观赏性；即是陈设品，又得是收藏品。城市中的茶楼、酒楼、饭馆也都要用惊喜的瓷器待客，就是沿街叫卖的饮食挑担，也要用上好的瓷器招待食客。城市中的平民百姓也都开始以瓷器作为生活用器，广泛的需求，带来了广阔的陶瓷市场的出现，促使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窑场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了出来。 西夏处在“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境内设置了许多窑场，比如说宁夏灵武窑、回民巷窑、石嘴山窑、海原天都山窑、甘肃阿甘镇窑、华亭窑、武威塔儿庄窑等。主要烧制白釉、黑釉、青釉、褐釉、茶叶末釉和少量的紫釉的瓷器，由于胎质多数是浅黄色、红色、灰色，因此白釉常用化妆土技法来遮盖胎质的缺陷，也便于施釉、剔刻或者点彩装饰以达到美化器物的作用。 黑釉、褐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的剔刻花装饰，不仅为瓷器工艺的大宗，而且因其线束的雕刻技法、深浅色调对比鲜明的纹样、粗深挺健的线纹等因素，赐予西夏瓷器质朴、粗犷、豪放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地方色彩，出土的黑釉剔刻花双耳扁壶、剔刻花四耳扁壶、刻花大罐、剔刻花梅瓶等许多瓷器都是西夏瓷器造型中的典型，其中高足杯、高足碗、三足灯、折沿钵等是西夏瓷器中颇具特色的代表作。 说了这么多，先来跟大家聊聊西夏的一些瓷器：（因为老卞不能亲自去把每件介绍的瓷器的现实图片去拍照，所以就找了一些类似的图片，通过老卞记载的资料尽量符合，来为大家介绍，敬请谅解！） 茶叶末釉刻花小口梅瓶：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高31.5厘米，口径3.2厘米，足径8.6厘米，是西夏宫廷陈设用的瓷器，小唇口，短颈，丰圆肩，肩以下渐渐收敛，内圆足，瓶体修长，通体施茶叶末釉，圆足内没有施釉，由两组圈代图案区构成，上部分是忍冬叶片纹和三瓣叶片纹，下部分是有单线忍冬纹构成。装饰工艺采用刻花技法，纹饰质朴自然。 黑釉剔刻花梅瓶：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高32.1厘米，口径3.2厘米，足径10.2厘米。西夏宫廷陈设用的瓷器，小唇口（配图是扩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渐收敛，内圆足足内露胎。通体施黑釉，釉色乌黑光亮，器物通体施半釉露足胎，胎体厚重坚硬，胎色泛灰。装饰工艺采用双线纹将瓶体划分为两个图案圈带区，上部分图案采用剔刻技法，剔刻出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周围的空间则采用水波斜线纹和一片较大的叶纹填补了空白，形成了一个疏密有致、线条流畅且非常完整的圈带图案区，下部分采用双线忍冬纹饰构成辅助图案区，整个图案构思严谨，造型质朴逼真。 白釉剔刻花梅瓶：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高34.5厘米，口径4.4厘米，足径9.6厘米。是西夏宫廷陈设瓷器。小唇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渐收敛，内圈足，足内露胎。通体施白色化妆土，然后用双刻线分成两个图案区。上部分图案区较宽，用大开光剔刻一朵盛开牡丹花的装饰技法，间以水波斜线纹填补，疏密有致，下部分圈带图案较窄，刻以忍冬纹做装饰，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图案配置得匀称适宜，简洁明朗。主题图案选用牡丹花纹，被视为富贵美好的象征。 白釉“内府”款梅瓶：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 官用盛酒器。 器高37厘米， 口径5.2厘米，足径10. 8厘米。小喇叭唇 口，短颈，圆肩，肩部有涩圈，腹下收敛，八字足，施白色化妆土和玻璃釉，红胎，造型呈卵形，腹上部用黑釉书写“内府”二字。内府最早出现在汉、唐时代。据《周礼·天官·内府》载：“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贷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西夏沿袭汉制，海原为西夏时期的天都山南牟会行宫，出此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 白釉高足杯：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目前所见有十多件。西夏宫廷饮酒器皿。高一般在6厘米左右。口径在10.5厘米左右，足径在4.2厘米左右，施白色化妆土和玻璃釉，柄足内外不施釉，香灰胎，胎质细密。上为喇叭状，下有柄，亦为较小的喇叭形，高足，适合在草地上直接放置，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二系黑釉剔刻花扁壶：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装水、盛酒器皿。器高34厘米，口径6.7厘米，腹径30厘米，足径10厘米。小口卷沿，短颈，腹部扁平，近口部有左右对称的耳系，腹背部有对称圈足，边缘有合缝的泥条堆纹，通体施黑釉，灰白胎，胎质细密。主体花纹为圈足左右对称剔刻两朵盛开的牡丹花，周围空间为弧弦纹组成。线条流畅，造型质朴，构图新颖。剔刻露出细密灰白的胎质，立体感很强。 通过老卞的介绍，相信大家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瓷器都会用到一种装饰工艺，没错，就是剔刻工艺，对于西夏时期属于一种代表性的装饰工艺。西夏瓷器的装饰，常以剔刻的技法来表现纹饰图案。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刻花技术的高低，直接影响器体纹饰的效果，所以要求工匠不但要有娴熟的技术，而且还要有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 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那就是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者刮掉，从而露出胎体。这道工序的技术性也很高，不但要熟悉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和结构，而且剔釉不能剔的过深，过深会损坏器体。这就像给人刮脸一样，技术不熟练，会刮破脸皮，因而非一般工匠所能做到。剔刻花又分为刻釉、剔刻釉、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四种。刻釉、剔刻釉都是先在器物胎体上施釉，二者的不同在于当胎体稍干后，前者是在釉上刻划纹饰，后者是剔刻掉部分釉层而形成纹饰。但无论是刻釉或是剔刻釉，刻掉的部分均露出了胎体。 剔刻釉的技法多用于施黑釉、褐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等器物，使之形成了釉色与胎色的鲜明对比，装饰性极强。 剔刻花又有留花剔底和留底剔花两种。前者是在坯体上刻划出纹饰，再剔去花纹外的空间，使花纹凸起，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后者则是在施轴的坯体上直接剔出露胎的纹饰。 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均先在胎体上施化妆浆料（一种稀释胎土，烧后会呈现出白色），待其稍干后再刻掉或剔刻掉部分化妆土而形成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器物烧成后，剔刻掉化妆土的部分便呈胎色，其他部分呈白色。无论是白地上显出胎色花纹，还是在胎色的地上衬出白色的纹饰，都具有对比强烈的装饰效果。 剔刻釉（化妆土）的技法，是游牧民族在黄河岸边淤泥地上随意刻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这种技法粗深挺健，具有极强的立体感和艺术感，备受各民族人民的喜爱，成为西夏古瓷的主要装饰技法之一。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构图，常以花草为主，并饰以圆形、长方形、菱形、扇面形的边缘。在出土的西夏剔刻花中，以菱形的构图和展现主题纹样的较多，尤其是以等分线内的单独纹样构图较为流行，一花两叶的构图简洁美观，西夏瓷器的图案具有质朴、粗犷、豪放的艺术特点。 这里也提起了瓷器的釉色，那么关于西夏瓷器釉色，既与西夏羌系党项人的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同时还受到了西域的影响。西夏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的通道上，自张骞通西域后，汉、唐、宋、西夏等历代朝廷通过丝绸之路，把内陆的丝和丝织品、钢铁、青铜及其冶炼技术、精美的手工艺品如漆器、铜镜、陶器、瓷器等特产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并经中亚远播欧洲。
中国瓷器在输入西域时，受西域民族审美爱好的影响同时也为适应西城民族的审美爱好，其釉色也在不断变化着，西夏瓷器主要以黑釉、白釉、茶叶末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 东西经贸和文化交流，对西夏瓷器釉色的影响，首先就是白色。早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王朝就是与中国最早通商的国家，因为其旗帜是白色，而中国史籍称为“白衣大食”，其崇尚白色，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瓷器出口的颜色，“唐白瓷”至今在古玩界还享有较高的声誉。西夏大量生产的瓷器估计与对西域的出口有关。
那影响西夏瓷器釉色的第二种颜色就是黑色。阿拉伯第二个封建王朝，也就是阿巴斯哈利法帝国建立后，其旗帜改成了黑色，而中国史籍中称“黑衣大食”。在其盛世时期，商业和运输业都很发达，撒马尔罕、大不里士、内沙布尔、哈马丹等城市，均为丝绸之路中段的贸易交通重镇。首都巴格达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东西商旅云集，店铺林立，商品丰富，设有专卖中国丝绸、瓷器等货物的市场。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各地，从而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黑色釉瓷器便成为东西方经济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商品，是中国内陆和西夏出口瓷器釉色约重要色彩，同时也是黑釉瓷器在中国，特别是西夏境内出土量较多的原因之一。
美的器物首先在于美的造型，但美的装饰同样也为器物增添着光彩，从而赢得人们的喜爱，西夏瓷器以素釉瓷为主，且多为单色釉，大部分瓷器的底部露台，这也是西夏瓷器的特点之一。好了，今天老卞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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