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基本上读过点书的都知道，长长的履历评价不说了。 因为身处晚清民初时间较近，也因为本人才华横溢著述累累，关于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全面丰富。以前关于梁启超，都是聚焦正经事情，比如政治改良，比如启蒙思潮。不知什么时候起，情况渐变。也许是名人生活题材的资源稀缺，也许是想获得更多的观众和关注，现在，时不时能看到对梁启超家庭生活的描述，平台很多，文章不少。但看后的感觉：如鲠在喉 & 肉麻恶心——基本的事实都没弄清楚，矫揉造作的意淫一番，然后自以为是地高潮一把……好像很煽情，其实很无聊，哪怕想要借壳上市也不该这么弄。 普及下梁启超真实的夫妻关系，夫妾关系。 梁启超的私生活比较清白，起码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相比朋友圈的三妻四妾，他算好了。 有关的2个女人，一个原配李蕙仙，一个侍妾王桂荃，早年叫王来喜。 早些年，关于梁启超的后院，学界评论虽简洁但客观，2个女人，一位原配夫人，一个通房侍妾，分得很清楚。最近几年随着全民看历史成为时尚，风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吹……如今很多介绍文字写李蕙仙，说她是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把王桂荃称为梁的第二夫人（始作俑者是林洙）——什么叫第一任？梁启超有几任妻子？统共就这么一位而已……王来喜是侍妾，也能称“夫人”的吗？通房丫头和三媒六聘的正经妻子能相提并论吗？（别说什么现在讲究“人人平等”，等人人都能吃上特供食品，外交部取消礼宾司再来谈这么高大上的哲学话题） 梁启超在很多文章中提到李蕙仙，都是堂堂正正明确的说“我的夫人”，而关于王来喜，梁启超有任何“夫人”的记载和描述吗？在梁启超身处的时代，原配正室和通房小妾，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全部天差地别，有着明确而严格的分界线。梁家人厚道，善待小妾，这没问题；小妾的孩子们想要给自己亲妈争点名分，也可以理解。但事实还是事实，梁家再怎么善待小妾，身份还是没有逾越的，男人和国家都没承认的事情，几十年后，为了各种莫名其妙的自私目的，张冠李戴，谎话连篇地粉饰历史，不明真相者纷纷人云亦云，历史的幸还是悲？人性的善还是恶？ 这个话题，资料很多，细节很多： 一，原配李蕙仙 二，侍妾王来喜，后来叫王桂荃 三，草木无言，身后纷扰 四，权威版本，唯有夫人 豆瓣字数限制，放不下，下面部分另外开贴 五，追溯源头，林洙的胡说八道 六，YY文勘误，关于李蕙仙王来喜的2篇文章 一，原配李蕙仙 1-1，李蕙仙，1869年出生，清朝从一品大员，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虽是堂妹，但不是那种旁支末节的远亲，而是非常亲近的兄妹（辈分是兄妹，但2人年龄差很多）。李端棻幼年丧父，但得到叔叔李朝仪的厚爱，李朝仪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历任知县，知府，盐运使，按察使，最后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正三品）。李朝仪，就是李蕙仙的爸爸，梁启超的岳父。 李端棻虽然早年丧父，但因为有个好叔叔，生活和教育都算顺利，李朝仪在众多子侄中对他格外照顾，可以说是当儿子养的。李家大本营在贵州贵阳，后来李朝仪到北京任职时，也把李端棻一同带着北上求学。李端棻的乡试，是在顺天府（今北京地区）考的。乡试第二年的会试，李端棻顺利考中进士，之后入翰林院，开始自己的官场生涯。 1869年，李朝仪任职永定河道，河道衙门在直隶（今河北）的固安县，北京南面近郊。李蕙仙就出生在那里。李蕙仙10岁的时候，她爸爸当上了北京市长。不过，3年后，1881年，李朝仪去世。 虽然爸爸去世了，但爸爸当儿子养大的堂兄已经成长起来，政途顺利。所以，李家的生活依旧不错，梁启超说自己岳父家是“累代清门，家学劭茂”。李蕙仙从小接受了完整的古典教育，善于吟诗作文，擅长琴棋书画，古代才女需要掌握的，李蕙仙都很娴熟。加上身处京城的开阔视野，李蕙仙有别与一般闺阁小姐的柔弱胆怯，比较大气从容。 李端棻早期的政治生涯，主要在教育领域，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等职。1889年，李蕙仙20岁的时候，堂兄李端棻以内阁学士（从二品）的身份，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注意到了“笔端有魔力”的天才梁启超，不仅录取了他，还对他欣赏有加。 16岁（虚岁17）中举人的梁启超，在广东当地被誉为“神童”，虽然他仅仅出身耕读世家，家中只有几亩田地，家境贫寒，但才华弥补了出身不足，还是让从二品大员对他印象深刻，并且后来欣然与之联姻。 第二年，梁启超到京城参加春闱，考进士。虽然没考上，但去年结识的内阁学士李端棻对他很是看好，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当时，梁启超17岁。 1891年10月，18岁的梁启超兴冲冲地再次北上，到北京与李蕙仙成婚。女方22岁，2人相差4岁。婚礼由女方李家一手操办。 对于这段姻缘，梁启超身边的人给予大大的祝福，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可以给梁启超带来的诸多好处。在临行前，康有为赋诗一首为贺，最后两句为：“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上天门啊，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异曲同工。 故事到这里，是比较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千里姻缘，强强联合。 1-2，婚后，梁启超和李蕙仙琴瑟和谐，恩爱有加。梁启超的才华不必说，名动京城，性格脾气也不错，温和有趣味。李蕙仙大气明理，不仅身份高条件好，而且既能与丈夫吟诗作画风雅谈情，也能在现实问题上给男人切实的帮助——比如，初到京城的梁启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语言。粤语和京片子差别很大，说是外语也差不多，正是在李蕙仙的耐心帮助下，梁启超跨越了语言障碍——无论务实还是务虚，李蕙仙都是非常理想的妻子。梁启超很满意。 尽管梁李两家有现实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差距，尽管丈夫已经很满意了，但女方并没有因此自视甚高，骄矜傲慢。结婚第二年（1892年），李蕙仙离开生活优裕舒适的京城，随丈夫回到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面对完全有别于以往人生经验的南方乡村生活，李蕙仙没有丝毫官小姐架子，全心全意融入梁家生活，日常家务，人情往来，全部亲自动手，毫无怨言。甚至挑水舂米等体力活也干了，这对于一个出身高官家庭，从小丫环围绕的小姐来说，非常不容易——对于妻子的好，梁启超印象深刻且铭记在心，30多年后李蕙仙去世，梁启超为夫人做《悼启》，深情怀念这些夫妻早年的生活经历。 梁家寒素，年青的梁启超没钱买书，是李蕙仙将陪嫁的首饰变卖了资助丈夫；梁家亲属生活困难，也是李蕙仙给予补贴帮助……清贫的生活没有消解小夫妻的感情，反而李蕙仙的大方得体，赢得众人一致赞誉。可以想象，这么一位来自遥远京城的大小姐，能这么自然和谐地在乡下过日子，对梁家而言，在四乡八里中是多么有面子啊~~ 到广东老家的第二年春天（1893年），农历2月28日，梁启超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大女儿梁思顺，梁启超最喜欢的孩子，没有之一。 李蕙仙回贵州探亲，夫人不在身边的日子，梁思超因为思念，同时担心妻子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填词述怀：《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 瞑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 天涯数行迹。念衾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 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 ——寄给妻子这阙词，就是古典含蓄的情书吧~~ 故事到这里，是琴瑟和谐模式，小夫妻关系和谐，大家庭关系也和谐。 1-3，早在去北京结婚前，梁启超已经和康有为结识了，不管康有为二道贩子的新思想哪儿来的，起码那些思想对沉闷已久的古老中国，非常激动人心。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一时领时代先风。 梁启超过完新婚蜜月的浓情期，过完结婚初期的调适期，过完迎来新生命的兴奋期，成家有女之后，开始全力干事业了——跟随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掀开了亮眼的一页。 梁启超在全国层面的崭露头角，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具体怎么回事，请自行搜索），之后，梁启超开始为报纸撰稿，才气涌动，酣畅淋漓，下笔如有神助。哪怕是不同意康梁他们的观点，也忍不住为梁启超的文采叫好。 随着梁启超的生花妙笔，维新改良思潮日益深入人心，最后，他们说服了皇帝，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有个细节：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后，很满意，赏六品衔——想想李蕙仙爸爸的正三品，哥哥的从一品（时任礼部尚书），而当时的李蕙仙，正在梁启超的老家做乡村小媳妇，实在是非常善解人意敢作敢当而且不嫌贫爱富。 梁启超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做为一直仰慕男人才华的妻子，李蕙仙也开始学习西学，主张妇女解放，并且还身体力行与丈夫保持一致：参与办报，成为我国早期的女报人之一。 1898年7月，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这份报纸宣传变法，提倡女学女权和妇女参政，其中的撰稿人和主编全部是女性，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都是《女学报》的主要撰稿人。 这样在思想上事业上互相支持，夫唱妇随的梁启超夫妇，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伉俪佳话。 故事到这里，是比翼齐飞模式，随着梁启超事业版图的拓展，李蕙仙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后院家宅，而是跟随丈夫的脚步，让自己不仅是照顾梁的生活，还能在精神上与之沟通。相比鲁迅的原配朱安，胡适的原配江冬秀，同样是小脚女人，李蕙仙的境界比朱安江冬秀广阔得多，也高远得多。 ——李蕙仙办报撰稿的经历，珍贵难得，不仅是与梁启超的思想同步，或者说支持丈夫，更是近代中国女性觉醒的第一批优秀代表，这么严肃稀缺又渗透着夫妻感情的话题，居然很少人关注，反而把那些低俗的恶言谎话一次次附加在李蕙仙身上。 1-4，种种原因，变法很快失败了，连头连尾103天，因此叫“百日维新”。慈禧恨死了变法派，几天后就杀了戊戌六君子。做为变法的标志性人物，康梁都在通缉令上。老谋深算政治嗅觉敏锐的康有为在变法被终止前就感觉到危急，留下梁启超和其他人在京城营救皇上，自己先出逃了，梁启超后来也紧急避难日本使馆，总算有惊无险得以逃脱追捕。 那几年，梁启超在外风风火火干事业，北京上海各处跑，李蕙仙在丈夫的老家任劳任怨，照顾女儿，赡养父母。梁启超的生母已经去世，当时的梁家女主人是继母，只比李蕙仙大2岁，这种略显尴尬的关系李蕙仙也处理得很好，年轻的继母非常喜欢她。梁启超记录：“夫人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继婆婆喜欢李蕙仙胜过自己的亲生孩子。 康梁流亡海外后，慈禧还是不打算放过，派人去日本抓捕本人，还派人去他们的广东老家抓捕亲属铲平祖坟。危急时刻，李蕙仙的从容果敢发挥了作用，主持大局，把家人安全迁移到日本避祸。 梁启超的父亲不太靠谱，一开始以为儿子得到皇帝赏识，欣欣然；后来全家被通缉避难，惶惶然；再后来得知儿子在海外被人欢迎拥护，以为儿子发达发财了，赶去日本问儿子索要钱款，打算回家乡购置产业，要不到还大闹，弄得其实没钱的梁启超很是尴尬。最后，朋友们仗义帮忙，凑了1200银元给梁爹。梁爹用那1200元在老家购置了几十亩田地，且新建了一所房屋，从而变身地主，不再亲自耕种，开始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这样的父亲，这样的长辈，日常相处会多么头疼，李蕙仙能跟他们和谐相处，我很怀疑，她用自己的嫁妆补贴梁家很多。 梁启超流亡海外，全部是李蕙仙赡养照顾梁的父母，对此，梁启超知道而且感激，在给妻子的信中，梁说： “大人（指梁爹）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1899年，安定下来的梁启超接李蕙仙和女儿去日本，一家人终于在担惊受怕后平安团聚。慷概大方的李蕙仙不仅带着6岁的女儿，还带去很多亲戚和孩子，有自己娘家的亲戚，也有梁家的亲戚——因为支持变法，李端棻被充军新疆，李家梁家，都因为变法弄得接近家破人亡。 故事到这里，梁启超和李蕙仙，是患难与共模式，还不是一般的患难，是杀头的大祸。显然，李蕙仙充分理解丈夫的追求和思想，而且坚定果断地全力支持。梁启超对妻子很满意。 1-5，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暂且在海外安定下来的梁氏夫妇很快遇到了婚姻中的一大挑战：另一位佳人出现。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寻求支持（现实说为了筹集资金，不好听的说法是康有为为了敛财），到海外华人聚居地巡回宣传演讲，那个“衣带诏”的是非曲直不说了，只说梁启超。 1899年底，康有为把梁启超叫到美国檀香山，当地侨商热烈欢迎，因为康梁不懂英文，某位侨商就让自己的女儿给梁做翻译，翻译么，肯定要跟着一起出席很多场合，一起吃饭，一起交谈……之后的事情大家懂的，20岁的何蕙珍对梁启超倾心不已，而何蕙珍本身的优势能力也对梁启超的事业帮助颇多，于是周围人就鼓动梁娶一位懂英文的夫人，梁启超虽然内心有点粉红色小泡泡，但终究还是理智的，说一来自己主张一夫一妻制，不能自食其言；二来清廷悬赏十万求自己的人头，不愿意连累其他女子。 梁启超大概理智上知道不可行，但情感上还有点小骚动，几个月后，写信向妻子李蕙仙坦白了关于何小姐的一切，表明了自己对何的态度，最后说已经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蕙仙的反应很大气得体，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对梁爹好像有所畏惧，很怕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于是赶紧再写信：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这样的27岁的梁启超，蛮可爱的，对妻子有尊重有依赖有信任，对自己有要求要底线有克制，对于其他佳人的投怀送抱，处理得还算好。 梁启超是拒绝了，但何蕙珍还是难忘，10多年后，梁启超已经结束流亡生活返回国内，清朝也覆灭成了民国，何蕙珍特意从檀香山赶到北京，希望能续前缘，梁只在办公室接待了她，再一次明确拒绝了她的想法。又过了若干年，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去世了，何蕙珍再次从海外赶来，梁启超仍然没有接受她的好意，拒绝得非常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暧昧，见面时间很短，甚至都没请远道而来的女方吃一顿饭。 虽然说往往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但从后来的事实反推，何小姐在梁启超心中，未必占多重要的位置，完全不是心心念念的明月光朱砂痣，只能说是一朵意外的小浪花，平息了也就没了，偶尔的交集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记。 故事到这里，是理智克制感情模式，还算是正能量的，尤其在那个三妻四妾的时代，梁启超这么做，对妻子的尊重和对自己的约束不言而喻。与梁启超成鲜明对照的是康有为，康就把海外认识的一个仰慕自己的女子带回去，做了三姨太。 1-6，拒绝了何小姐之后，梁启超回到日本，之后的十多年，梁家一直在日本生活，直到国内辛亥GM爆发，清廷终结，民国成立，梁启超才于1912年秋天回到北京，第二年（1913），接家眷回国。 在日本的十多年，梁家发生了很多变化。最直观的，数量上，从夫妻女儿一家三口的小家庭，发展成一家九口的大家庭（全部直系，旁系不算）。其中的种种纠葛，一言难尽…… 1893年春，李蕙仙24岁生下长女，思顺，1899年，带着6岁的女儿到日本与丈夫团聚； 1897年秋，李蕙仙生下长子，但那个孩子出生1个多月就夭折了； 1901年4月20日，李蕙仙生下第二个儿子，思成，这时李蕙仙32岁 因为兄长夭折，一开始思成是做为梁家长子，但李蕙仙某天梦见夭折的长子向自己哭，醒来后觉得也许是那个孩子想要个位置，之后就把孩子全部做排行，不管是否长大，不管存活了多久，只要出生过，就算排行。因此梁思成变成二公子，下面的弟妹都叫他“二哥”，再下一辈称他“二舅”，“二叔”。傅斯年抗战胜利后给妻子写信，提到梁思成，称呼是亲切随意的“梁二”。 梁思成从小身体不好，脚掌有畸形，后来手术纠正了，但身体偏弱，经常生病。1912年梁启超先回国，之后的家书中，出现思成的地方，很多是询问儿子的病情，当时思成11，12岁—— “思成病痊愈否？”，1912年10月11日信 “思成体复何似？”，1912年11月3日信 “思成已渐愈焉？”，1913年8月26日信 “成病比复何如？可勤报告”，1913年9月23日信 “思成病有间否？”，“书悉，成已愈，甚慰”，1913年10月1日信 “成病日来如何，险期已全过否？”，1913年10月26日信，月初刚痊愈，月底又病了 “成病近复何如？”，1913年11月6日信 ………… 10多岁的思成尚且如此，年幼时也许更是多病难养，李蕙仙生思成的时候已经32岁，在当年算很高龄的产妇了，但孩子的状况如此，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日益严峻：梁启超没有健康的男性继承人。 当时的社会习俗，宗法家族，很多事情今天看来不值一提，当年却是头等大事。梁启超之前坚持一夫一妻制，面对能干多情的何小姐，他扛住了诱惑，但面对几千年的传宗接代宗法思想，尽管已经鼓吹新世界新风尚十多年，但梁启超还是屈服了，其他不说，可见根深蒂固的思路转变，有多么艰难！ 替男人生孩子，在封建社会，除了妻子，有很多正常符合礼法的方式，最常用的：纳妾。严格说，妾也分很多种，有清白人家出身的贵妾，还有出身混乱芜杂（比如青楼，逃难，罪臣之女等等）的侍妾，还有由丫环侍寝生出孩子之后晋升的妾……到了20世纪初，新旧思维本来就是拉锯战，一些形式也就不那么讲究了，加上梁家当时在日本，于是，就从自家的丫环中选了一人。 王来喜，关于她的种种后面再说，先说跟原配有关的。 王来喜什么时候开始侍寝，不知道。一直没查到可靠资料，但肯定是梁思成出生后，情况不太好，无奈之下的选择，找了个人生孩子。 有文章说，1903年在李蕙仙主张下，梁启超与王来喜结婚——帮帮忙哦，通房丫头哪来的结婚？不懂以前的严格社会等级区分礼法步骤没关系，但能不能不要出于私心，矫情脑补？ 翻遍《梁启超年谱长编》，完全没找到梁启超和王来喜结婚的记录，首次侍寝时间也没有。就是一个给丫头开脸纳为通房的举动，不能因为原配去世早，原配的孩子也去世早，到后来活着的都是通房所生的孩子，于是出于私心就粉饰，甚至虚构历史吧？ 1904年11月13日，梁思永出生。这是王来喜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儿子。 思永不是生在日本，而是澳门。当时，梁家全家都在日本。 李蕙仙虽然给丈夫纳了妾，虽然妾还算规矩，但到底是不情愿的，这个不情愿，做为女人很容易理解，其实男人也懂，但很多男人更喜欢假装不懂。 因为心有不甘，不舒服，于是做为正妻，比较严格地要求了小妾，因为王来喜不算正式的妾，仅仅是通房丫头。她原本就是丫头，侍寝后哪怕怀孕后还是要干活的，这一点不是李蕙仙苛刻，而是王的地位本来就是如此，哪怕李蕙仙去世后，王来喜已经生了很多孩子了，还是要做佣人的工作，梁启超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在1904年，王来喜怀第一胎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还不太适应这种全新的家庭关系，妻妾之间纠纷不断……那段时间，梁家闹得不太开心，具体如何不知道，外人只知道梁启超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让人把怀孕的王来喜送到澳门待产，孩子出生后才回到日本。 做为女人，非常理解李蕙仙的纠结和不痛快，尤其是，那个男人，之前给自己无限希望，跟自己说要一夫一妻，美梦十多年后，终究还是破灭了。很多时候，没希望就不会失望，如果梁启超一开始就三妻四妾，也许妻子反而不会那么意难平——那种辗转微妙的心态，女人应该都懂的。 看到这里，其实蛮同情李蕙仙的，没有儿子难道是她的错？其实她生了2个儿子，孩子不健康也不是完全女方的责任，何况，李蕙仙适合生育那几年，梁启超到处忙着干事业，人都不回家，怎么生孩子？而到了最后，所有的后果，却需要李蕙仙来包容妥协……以前，真不是女人适合生存的世道…… 故事到这里，梁李夫妻关系出现了不和谐音符：无奈纳妾，好在梁启超对侍妾没感情，纯粹为了生孩子。 1-7，很多事情，第一次会比较让人介意，一次之后，再后来的，也就这样了。 王来喜1904年11月生了思永，几年后，1907年，再生一子，思忠。这一回，梁家没什么大动静，思忠在日本出生，不需要再把产妇送到外地待产了。 根据已知资料，开始几年，梁家在日本的生活不算优裕，甚至有些困窘。其他不说，负担太重。依附梁启超生活的亲属很多，要养一大帮孩子家眷。日本时期的梁家群童照片，很多不是梁启超的孩子。后来随着梁启超办报写文，稿费见多，才渐渐缓解经济压力。 在日本的十多年，李蕙仙付出颇多，梁启超后来回忆：自己“素不解治家及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卒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吾不以家事撄心，得专其力与所当务。”——自己节俭但对亲友慷慨，兼顾各方，管家有条理，让梁启超无后顾之忧。正面具有积极意义的正室夫人。 王来喜虽然生了儿子，但在梁家，她日常还是佣人的身份。按事实看，王仅仅是通房丫环，连妾都不算。 1908年9月4日，李蕙仙生下第二个女儿，思庄 当时，李蕙仙已经39岁，那个年代，祖母都完全可以做了，但李还能顺利生孩子，身体机能各方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她上一个孩子思成，1901年出生，7年时间，如果梁家没有其他人，也许李蕙仙还能多生几个吧…… 1909年，梁家的状况不太好。梁启超的事业不顺，意态萧索，生活困窘。那年12月6日，王来喜也生了个女儿，思静，这个女孩养到10岁，生病夭折。在梁启超的几百封家书中，偶尔几次（我看到3次）提到她的名字，都是一笔带过。 1911年底，国内辛亥GM爆发，清廷被颠*覆。一直致力于政改的梁启超终于可以回国了。1911年9月，梁启超从日本启程，顺利抵达大连，奉天，但形势日变，局势危急，为了人身安全，终究没能到达北京，又匆匆返回日本。 第二年，1912年10月，梁启超才回到阔别14年的北京。梁带着二弟和若干幕僚回国，家眷暂且仍在日本。 故事到这里，在东瀛的日子是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模式。在日本那几年，尤其是1904年思永出生后，梁家的结构发生变化，最大的思顺才11岁，也还是孩子。大人之间的纠葛，他们不懂。但李蕙仙，肯定经历了一番心理上的大变化，最后就算再不痛快，终究还是妥协了。李蕙仙对孩子们很不错，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对妾室和庶子女们下手，所以后来王来喜的孩子一个个地出来。 1-8，梁启超的大女儿思顺1893年出生，跟梁启超差20岁。梁启超与这个女儿感情很深，远超一般的父女关系。保留至今的那些信件，可以看到梁启超对大女儿，不仅有父爱，还有那种平辈间的精神知己的感觉，哪怕思顺结婚以后，梁启超照样对女儿思念不已，对女儿女婿各种体贴关怀。 1912年梁启超回国，思顺19岁，此后，梁启超与家人的通信，收信人和写信人都是思顺，如今面世的400来封1911年以后的家书，90%以上是梁启超写给大女儿的； 另外5%写给在北美读书生活的4个孩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其中也包括思顺； 另外还有十多封写给梁思成，有些是给梁思成林徽因2人； 单独给其他3个孩子，思永，思忠，思庄的信，3个人加起来也没有10封 ——大数据分析的话，梁启超偏心得不要太厉害哦~~ 梁启超回国时，39岁，虚岁40，李蕙仙43岁，虚岁44。已经结婚21年，经历过新婚的甜蜜，变法的剧变，夫唱妇随的和谐，也经历 了被通缉的危难，被撬边的无奈，增加一人的不爽……20多年过去，感情在岁月中沉淀，梁启超还是把妻子放在心上，也许不再是冲动的激情，但显然是更珍贵的尊重，体贴，体谅，和挂念。 梁启超回国后，给女儿的信中多次提及妻子—— 谈到具体生活，很明确表示肯定需要李蕙仙来主持大局。“汝母不归，吾甚不便”。1912年12月2日； 梁启超很体贴，刚回国那么千头万绪繁忙的时候，还能注意到狐裘便宜，写信问李蕙仙是否需要，要的话开尺寸过来。1912年11月3日 李蕙仙的生日，梁启超早早准备，“吾欲买些物奉寄，前日亲自出门一次即为此”，1912年12月 ——结婚20多年之后，还能想到给妻子买生日礼物，且亲历亲为，这样的丈夫，哪怕在女权盛行的今天，也是令人满意的 妻子的生日，梁启超一直记挂在心，而且挺重视，10年后，他因政局大事外出，仍然把归期尽量赶在妻子生日前： “我最迟亦回家去过汝母生日”，1922年12月18日给女儿信 “我准十五日回家，到家当在汝母生日前两日”，1923年1月7日给女儿信 ——哪怕妻子地位空前高涨的现在，有几个结婚30多年的男人，还那么在乎原配妻子的生日？ 欧洲游历1年多回国，梁启超关心国事兴奋之余，还是记得妻子的生日，1920年初，说今年是自己与妻子的合成百岁（按虚岁算），希望家人能团聚一次。 ——从一些日常细节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把妻子和自己，做为一个整体，遇到事情，几乎都会征求妻子的意见，完全没有独断专行的大男子主义。夫妻2人年龄相加100岁，特意提出来说一下，之前从来没在其他名人身上看到过。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细节看，还真是蛮有情调的啊~ 在日本期间，李蕙仙为改善家庭经济，有些理财投资活动（可能是期货），因为期货风险较大，梁启超回国后不时写信叮嘱：家用够吗？投机业断之为妙 （1912年11月3日） 关于李蕙仙的投资行为，梁启超苦口婆心，多番劝诫： “阅报知米价上升，不审尚投机否？果尔，恐所损多矣，勿再从事也。”（1912年11月7日） “读报见米价落，疑必小有所获……终以戒断为善”（1912年12月20日） 知道妻子亏损了，没什么怨言，马上汇款补缺，非常有担当： “电汇4000元……切切不可再投机，若更失败，吾力亦实不逮也……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1912年的4000元啊，现在至少50W吧 梁启超对妻子的定位是：不用操心家里的经济，只要专心用力教诲子女足以。（1912年12月，无日期） 梁启超心目中的妻子，远超一般男人对女人的期待，不是那种照顾衣食起居的保姆型，而是可以教育子女培养继承人，显然，对李蕙仙的学识人品，思想，行为方式，梁启超都非常满意，而且十分信任。 梁家子女，“幼而躬自受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吾未尝过问也。幼弟妹3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梁家孩子的功课，都是妻子负责，甚至梁启超年幼的弟妹，也是大嫂管。 多年夫妻，梁启超对妻子了解很透彻，虽然询问妻子想要什么，但也能大致猜到李蕙仙会要什么： “汝母欲得之物总不外火锅，腌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20余年，宁不深知耶，一叹”（1913年4月17日） ——最后的“一叹”很出彩，梁启超对妻子的怜爱关怀理解尽在其中，这么实惠家常朴素的要求，只有想要好好过日子的配偶才会提，没有矫饰，更不贪婪，平凡的日常所需背后，流动着夫妻间最亲密体贴的情意。（对比一下，小妾要的是金镯子） 梁家子弟的婚姻，梁启超牵了红线，长辈也愿意，2个晚辈跟李蕙仙与李家完全无关，但梁启超很尊重妻子，特意询问李的意见： “吾欲**与**婚配，家中长辈皆同意，试商汝母谓如何？” 1915年5月11日 梁启超和李蕙仙之间，并不是那种稍嫌淡漠的“相敬如宾”夫妻模式，一开始就不是，后来也不是。他们的关系，更多日常的温情和精神上的同步，哪怕到了中年以后，仍然如此。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好几次提到跟妻子的晚间小酌，静坐闲聊： “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 “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1920年3月25日 “方与汝母晚酌，亦醺醺然醉”，1921年9月26日 ………… ——能够杂谈到深夜，觉得夫妻对酌聊天很开心，可见他们很有话题，彼此交流很顺畅，加起来100岁的两人，还能经常有这样的夫妻相处，十足岁月静好的味道吧 妻子不在身边的日子，梁启超也经常会从身边小事想起她： 梁自己先期回国后，安顿好住所。房中布置了很多鲜花（租的），看着那些花，梁启超想到妻子喜欢腊梅，写信对女儿说，等你妈妈回来后去多租一点 “房中供花颇多，花皆租者，尔母爱腊梅，归时可大租供耳” 1913年2月4日 ——结婚20多年的中年夫妇，还能在风雅细节上想到妻子的喜好，这样的丈夫，无疑令人欢喜 故事到这里，是夫妻间的温馨日常模式，很细节，很琐碎，但很动人。历史和生活就是由这样的无数个细节片段组成，幸好梁启超时不时有些离家的日子，和家人通信联系，让后人可以最真实地感受梁家的生活细微处。 1-9，从原始资料看，梁启超是个脾气温和的男人，性格没什么大缺陷，思路清晰，对家庭负责，尤其是，他很劳心，为妻子，为孩子，自发主动心甘情愿地做很多繁琐细致的事。1912年他先期回国，接家眷回来前，对于住房安排，孩子的就学问题，梁启超都时时关注，当时他那么忙，每天见不完的客人，做不完的演讲，还能挤出时间操心家里的琐事，很不容易。女儿思顺的房间完全由梁启超亲自布置，硬装软装都弄得很精致。 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也是时时挂心的，李投资有损失，梁启超立刻寄钱补上缺口，哪怕劝说妻子不要再做那些，也是语气温和，苦口婆心； 妻子的母亲状况不好，他接济安慰，还把李家的一些亲戚孩子接到梁家抚养，李的一些不争气的兄弟，也都依附梁家而活，梁启超帮他们介绍工作或日常接济； 李蕙仙想返乡探亲，从有这个打算起，梁启超就关注交通，时局，根据路况计划安排考虑具体出行路线…… 反过来，随着梁启超的地位日益重要，他成了梁家大家族的当家人。做为宗妇，李蕙仙也把自己的身份完成得很好。梁家李家的很多穷亲戚，都依附梁家，梁家当年每顿吃饭都能坐满一张大圆桌。一大家子的日常生活人情往来，重要事情都是李蕙仙安排布置的。比如梁启超妹妹的婚礼，在北京举行，李蕙仙“日日奔忙，几无寸暇”。梁启超对妻子的管家能力充分肯定：“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我不以家事撄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 面对危难，李蕙仙大义果敢，从容不迫。1915年，梁启超要秘密去上海，与蔡锷会面，商讨组织护国军讨伐打算复辟的袁世凯。临行前话别，李蕙仙慷慨大气地对丈夫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正是这样的夫人，让梁启超发自内心的深切热爱，梁启超曾欣欣然地对妻子说：我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对于梁启超的小家而言，李蕙仙是孩子们的嫡母，她对孩子们都很好，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说她有偏心或对庶子女不好，反而经常看到她带孩子们出门游玩，下馆子吃饭，她自己生的孩子大了，后来带出去的都是小妾生的孩子。那些记录，都是梁启超在信中写的，真实可靠。 有一次，10多岁的思永生病，李蕙仙出门在外，特意打电话回家，说思永须身体康复后才能返校。 ——琐碎小事，但能看出李蕙仙对孩子的事情上心，对庶子不是敷衍，而是真的关心，如同真正的母亲那样，时时记挂着。 这样的丈夫和妻子，定位准确，配合默契，养儿育女，关照亲戚。梁家和谐愉快的家庭氛围，做为女主人的李蕙仙功不可没。 如果当家主母真的性格乖戾，行为不佳，小妾再善良柔顺也没用啊。好比一家公司，发展势头很好，当然是主要决策层首功，非要说前台或内勤居功至伟，怎么看都有点本末倒置吧。 1-10，1923年5月7日，梁思成，梁思永骑着菲律宾带回的摩托车上街，发生车祸。思永轻伤，思成重伤。肇事车辆没有停留扬长而去。思成出了很多血，昏迷，思永跑回家叫人，之后才把思成送往医院。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脊椎受伤，左腿骨折，之后思成的腿有点残疾，微跛。 梁家主宅在天津，梁启超怕妻子担心，一开始没告诉李蕙仙。等到状况稳定，确认没有生命危险后，才写信回家（5月8日）。同时让孩子自己也给妈妈写信，令其放心。 5月9日，李蕙仙赶到北京。 孩子们伤势稳定，于是李蕙仙关注处理车祸的责任问题。肇事车辆当时里面的人是金永炎，北洋政府陆军部副部长。车祸后他本人没有下车，也没有停留，更没有帮忙联系医院。梁家众人对金的行为很气愤，事后报警抓了司机，扣留了汽车。但金永炎一直很傲慢，一开始只派人拿着名片到医院看望，梁启超很生气，受舆论压力，第3天，金本人才上门道歉。梁启超觉得孩子平安，金也不是直接肇事者（肇事者是司机），不欲再闹（或许还有同为政坛同事，不想彼此闹得太难堪的意思）。但爱护儿子的妈妈不答应，直接找去了总统府。 李蕙仙到总统府找到金永炎，诘责之，且要求见总统黎元洪，见到黎后，黎元洪表现还不错，出面为金求情，并安抚了生气的妈妈，让李蕙仙消气。 最后金永炎道歉并承担全部医药费。虽然本质上说，金永炎的服软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如日中天的社会声望，报纸刊登了那场车祸，舆论纷纷指责金。但李蕙仙做为母亲，爱子心切，一心想为儿子讨回公道的行动果断有力，也不是任何爱孩子的妈妈都能做到的。 蛮欣赏李蕙仙这份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要不是这份胆量和魄力，当年也不可能在危急关头，带着全家老小平安躲过搜捕，顺利避祸澳门。 李蕙仙一生中，这是唯一一次有原始记录的发脾气，事情起因明确，过程合理，结局良好。有理有据的据理力争，事后评论的话，应该是给李蕙仙加分而不是扣分的。 ——“原始记录”，是指事情发生当时，周围知情人（这里是梁启超）或本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不是那种转了好几道弯，越过好几个人，或几十年后，无凭无据的信口开河。 1-11，1915年，李蕙仙46岁，身体开始不太好。梁启超记挂在心，当年梁家都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已经是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但听说有外地的好医生，梁启超就让妻子过来： “上海有一名医来，吾欲汝母星期六来，顺请彼一诊。汝母年来常病，颇欲一求其病源也。”（1915年5月8日） 1915年冬，李蕙仙的病终于确证：乳腺癌。年底，考虑切割手术。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说：“汝母之乳，似非割不可，汝宜力劝” （1915年12月19日） 大女儿思顺1914年结婚，丈夫周希哲，新加坡华侨，之前是康有为助手，后被梁启超看中，介绍给自己女儿，交往一段时间后，2人结婚。如同当年梁启超赶到北京在女方家完成婚礼，梁启超女儿的婚礼，也在女方家完成。据说当天周希哲是坐着花轿到梁家的，但周不是入赘，后来思顺的4个孩子（3男1女）全部跟爸爸姓周。 1915年，周希哲任驻菲律宾领事，全家在马尼拉。李蕙仙的手术，在马尼拉进行。思顺完全承担了照顾妈妈的责任。 李蕙仙远赴菲律宾治病期间，梁启超很关切： “数日来未得书报汝母近状，甚念，甚念。彼已出院否？体复元否？曾发见他病否？” 1916年1月7日 “***来，知汝母复原，家中安适，至慰，至慰。” 1916年1月21日 “汝母复元加健，大慰。” 1916年1月24日 李蕙仙的手术算成功，术后在菲律宾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思成赶去姐姐家把妈妈接回。也是那次的菲律宾之行，思成带回一辆当时很时尚先进的摩托车。 手术之后，李蕙仙平安过了8年，1924年元宵节，癌细胞复发。这次病情来势迅猛，而且已经转移到颈部和肋骨，因为与血管相连，无法再次进行手术。协和医院直言不治。妻子的病情对梁启超是个重大打击，他深受刺激，以致于开始便血，因为怕家人另添担心，当时没说。 西医判断无力，只好转向中医，期间有短暂的好转，梁启超很开心： “你妈妈日见起色” ，1924年4月2日给思顺信 “汝母服中药日起有功，旬日前举家愁惨，今则熙熙如春酿矣”，1924年4月4日 一贯相信西医的梁启超，最后转向中医，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因为丈夫周希哲工作调动，1924年4月，刚好思顺夫妇回国。思顺亲力亲为，照顾妈妈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半年。 当时梁家主宅在天津，为了李蕙仙治病方便，在北京又租了住所。梁启超一直跟女儿保持通信，很关注妻子病情： “你妈妈的病近日变化何如？腰背还痛否？眠食怎样？可来一简单报告”，1924年4月16日 “得复书汝母病日有起色，喜慰之至。玉桂关系既如此重要，可即托李三叔设法再买，虽重价亦不惜，能愈速寄愈妙”，1924年4月19日 1924年8月12日，李蕙仙去世前不久，梁启超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和家里情形，无奈忧愁狼狈：说妻子的病情很残酷，左右不能离人，思顺自己还有3个孩子，心挂2头，已经生病了，打算之后10天或半个月要实行换班，轮流陪护。信中还提到家里人手不够，王来喜快生了，所以很希望思成能回来：“思永既行，小妾又临月，现在已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且其母亦已知之，日盼归期。” 但思成最终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一个月后，1924年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五，李蕙仙病逝，终年55岁。 在李蕙仙2次患病以及后面的治疗过程中，梁启超的表现还不错，关注有，担忧有，痛心也有。很上心挂念，真真切切希望妻子的病能治好。最后李蕙仙病逝，梁启超也是真真切切的悲痛哀伤，以致于向来文思如泉涌的他，无法立刻为妻子写一篇《祭文》。 这样的状态，我比较相信是真的悲痛。脑子里混乱一片混沌一片，似乎有千言万语但又无法写出一字，这是很真实的一种本能反应，自然不做作。 后来，梁启超在《晨报》纪念增刊发表《苦痛中的小玩意》，自述了妻子去世前后这段时间的痛苦状态：“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 1-12，李蕙仙去世后，关于她的最后一件大事：安葬。 李蕙仙发病太急，病程发展太快，梁家没来得及准备墓地，李蕙仙的灵柩暂时存放在广惠寺（5年后梁启超去世，也是停灵于此），家中设灵位，每天早晚上食供奉。 梁启超度过最初的大脑空白期后，神思渐回，开始认真考虑原配妻子的身后事。他想自己百年后跟妻子合葬，因此买了一大片土地，准备建造墓园。当时梁启超已在清华国学院任职，关于李蕙仙的葬礼，梁启超把握大方向做决定，具体事务经办人是梁的二弟梁启勋，给子女的信中，梁启超称之“二叔”。 思顺1924年4月回国，照料母亲最后一程，第二年，周希哲派驻加拿大领事，思顺一家于1925年3月底离家赴加拿大，思顺把妹妹思庄也带去国外读书，思庄17岁。思顺和思庄同父同母，两人差15岁，思顺对这个妹妹非常照顾。 思顺离家后，通过信件，后人可以了解葬礼的一些细节进程—— 1925年4月，灵柩上瓷灰，5月，上光漆，上漆工程大约一月内完工。 1925年8月16日，墓地建设动工。双墓室，其中一个是梁启超留给自己的。 经过扶乩求签等一系列虔诚咨询活动，最后择定葬礼在周年祭的次日，1925年农历八月十六（公历10月3日）举行。 梁启勋从8月初开始，亲自在山上墓地监工。住在墓地附近旅社，每天跑三十里路到施工现场监督，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非常辛苦。梁启超对弟弟很感激，给孩子的信中多次让他们对二叔要心存感恩。 一个花絮：墓地工程复杂繁琐，因为交通不便，石料从远方运来困难很大，运费也高，开始施工队担心没办法弄到完整大块的石料。但很神奇，合同签好的当晚，打雷，把前山的一块石岩震下，刚好够梁家墓地工程之用，不多不少。工人们觉得这是天助，于是更加卖力干活不敢偷懒。 ——按老法说，李蕙仙积善存德，才会有这么巧合的天意神来之笔。 9月20日，离葬礼还有13天，梁启超亲自去墓地巡视，墓室很深，达6米多，土质干燥细软，梁启超很满意，“觉虽生人居此亦甚适，真佳城也”。并再次感激二弟的辛劳：“二叔之辛勤，不可名状，坟园一切布置皆出二叔意匠，二叔极得意，吾亦深叹其周备”。 墓地满植松柏，墓道两边松柏和马樱花相间，围墙四周满植枫树，院内分植诸果及杂花，外院种瓜蔬。梁启超在信中对孩子们说：“汝等归来时当葱郁可观矣'。 9月28日，梁启超花了一天时间，为妻子做祭文，自己对文章很满意，说： “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这篇祭文也算我一生好文章之一了，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做了一天，慢慢吟哦削改，虽然还有改削的余地，但大体已很好了。” 1925年10月3日，李蕙仙安葬仪式隆重举行。 之前在广惠寺作佛事3天。 10月2日 上午8点周年祭礼，9点移灵告祭礼，9：20发引，11：10到西直门，梁家全体人员全部步行跟随。 西直门之后大家坐车赶赴墓园，思成，思永不在，由思忠扶灵柩，步行上山，日落时分到达。 晚上政府派出警察4人值夜巡逻，10多个工人自愿守夜。 10月3日 7：30安葬仪式开始，7：35灵柩入墓室，从此李蕙仙真音容永绝，全家哀号悲哭…… 12：00仪式结束，15：00梁启超返回清华住所 10月2日天气阴霾，但3日红日果果，天无片云——也算福报吧 事先并未通告亲友，但到达墓地的有150多人，汽车把通往墓地的大路都挤满了。 墓地为合葬墓，当初二弟提出3个方案，其中之一是建2个冢，梁启超不愿意，说分造两冢，就不算同穴了，最后选定的方案是一个大墓室，分左右，右边安葬李蕙仙，左边预留给梁启超。 整个仪式费用3000多，后来又买了2块石碑，总计4500元左右。 1925年的4500元，不算小数目，换算成现在50多万肯定有的。段祺瑞政府曾每月给梁启超800元车马费，支付了半年。梁启超的弟弟说：大嫂的葬礼是“国葬”——费用来源是国家的钱。 梁启超对原配的葬礼很重视，从1925年8月到葬礼完成的10月初，2个月时间，给在北美的子女写了10多封信，每封都很长，关于墓地建设，葬礼安排的种种细节，全部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 ——因为在乎，所以重视 1-13，李蕙仙的人生故事，到此结束。（半个多世纪后的纷扰波澜，后面再说） 把她的人生片段串联起来看，她和梁启超的33年婚姻，总体可以算幸福。丈夫的才华和名望不必说，生活中虽有困顿危难，但都有惊无险安然度过。梁启超一直对她不错，尊重关心体贴。很多细节可以证明他们的夫妻感情远在平均线以上。（这些细节，都是当年原始资料，不是后人虚构想象）就算妾室让人心里不舒服，但李蕙仙对孩子们都很好，时不时带他们外出吃饭游玩。梁启超最喜欢的孩子是大女儿思顺，最寄予厚望的儿子是思成，2个孩子都是李蕙仙所生，这一点，也许某种程度上平复了一些妾室带来的心理困扰。 李蕙仙身前，出身优裕接受良好教育；婚后家庭和睦衣食无忧，孩子听话认真读书；去世后，葬礼办得隆重得体，众人称赞；丈夫写的祭文，情真意切，报纸上全文刊发；丈夫想要与她合葬，并且做好了合葬墓室，百年后仍然彼此相伴；去世后每到新年，梁启超要求所有妾生的孩子向李蕙仙的照片拜年，说“令他们向妈妈拜年”……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个时代的女人来说，算非常幸运幸福的了。 当然，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婚姻中，矛盾也有。我看来看去，原始资料 常情推断，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位小妾。毕竟丈夫给予一夫一妻的美好理想，并且实践了十多年，妻子一下子不可能顺利接受婚姻中多出 一个人，哪怕这个人仅仅是生孩子的功能。虽然，梁启超对那个女人，一直就当仆人用，肉体和精神，分得很开很明确。也许，妻子理智上接受了，但情感上，多少会有点不开心不痛快的，到了晚年，李蕙仙极爱猫，对所养的猫倾注了很多心血，也许是某种形式的心灵慰藉和陪伴吧。 1-14，李蕙仙在梁启超心目中，一直是梁家当仁不让的女主人，所有孩子的母亲。旧时礼法，所有妾生的孩子，宗法上全部算嫡母的孩子，庶出的孩子都要叫嫡母“母亲”，自己的亲妈只能叫“姨娘”或类似的称呼。在梁启超心目中，李蕙仙是喜爱关爱孩子们的好妈妈。哪怕李蕙仙已经去世，梁启超这个思路也坚定不移。 某天晚上，梁家的仆人老郭做梦，梦见主母李蕙仙在骂他，说：那小的已经不行了，另一个小的也危险，还不赶紧抱他去看病，走，走，快走！ 第二天醒来，仆人把梦境告诉了梁启超。当时，几个月大的思同的确在生病，3岁的思礼虽然夜间有咳嗽，但吃喝拉撒都不错，本来大人觉得没事。但听说梦境后，就带思礼去了医院，结果是正在流行的小儿肺炎，孩子在医院住了4天才恢复。另一个孩子思同，梦后不久夭折。 事后梁启超跟思顺说：'老郭的梦虽然杳茫，但你妈妈在天之灵常常保护着他一群心爱的孩子，也在情理之中。' 1927年3月9日 半个多月后，思礼再次生病，百日咳转肺炎，送进协和医院。梁思超这回很担心，靠临帖来镇定自己，并且说：“只望他能脱度危关，我们诚心求你妈妈默佑他”。1927年3月30日 看到梁启超毫不质疑极自然地相信：已经去世3年的妻子对家庭超自然的护佑，有点心酸也有点感动，这样的夫妻，应该算感情很深的吧…… 1-15，1927年6月，梁启超等待很多时日，都没有收到儿子思成的来信，非常担心。恰在这时，几个月前寄往美国的一个包裹被退回，于是全家惊慌失措，以为美国发生了什么事。 王小妾急忙扶乩咨询已仙逝的李蕙仙，但请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请来。梁启超神神叨叨地说：从前有三年后便请不来的说法，恐怕是真的。3个月前思礼生病时，还请来过一次，从现在开始大概请不到了。后来知道包裹被退回是因为收件地址写错，找不到收件人。 一本正经搞迷信活动的梁启超，蛮可爱的。当时李蕙仙已去世将近3年，她在梁家的地位仍然在，影响仍然很大。“梁启超夫人”这个位置，仅仅属于李蕙仙。这不单纯是一个称呼，还包括这个称呼所代表的地位和影响力，最关键的，后人的各种为王来喜争名分的折腾，最有话语权的梁启超承认吗？梁启超从来都没有说过，或写过，他有第二位夫人。在梁启超心中，夫人就是李蕙仙，也仅是李蕙仙，一对一，没有别家。 二，侍妾王来喜 2-1，早年经历 王来喜，1886年出生（也有的说1885）。四川人，原生家庭非常贫困，年纪很小就多次被卖，最后，来到梁家。“来喜”这个名字是到了梁家才有的。 很多文章说王来喜是梁启超妻子李蕙仙的陪嫁丫环——对这种说法表示非常怀疑，因为与常情不符。所谓“陪嫁丫环”，是以前女子出嫁时带到夫家的贴身女佣，一般2个作用：要么是小姐身边的得力助手，有些成功的贴身女佣地位相当于PA（personal assistant）；要么长得漂亮，是给小姐夫君准备的侍妾候选人。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身边的平儿，既是王熙凤的得力助手，也是贾琏的小妾。而李蕙仙结婚时，1891年，王来喜才5岁，以上2项作用都完全不可能，怎么都不会被选为陪嫁丫环的。 也有另一种说法：王来喜一开始在李家当丫环，某次李蕙仙回娘家，问自己嫂嫂要了2个丫头，之后带出国。其中一个就是王来喜。 ——这个说法逻辑上更可信。1899年梁家家眷去日本，王来喜13岁，当丫头是完全可能的。 十多年后，梁家除了丫头变通房的“来喜”，还有另一个丫环，叫“大喜”，也许是同时进府，同时取名。 王来喜跟着梁家来到日本。她之前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识字。到日本初期，梁家境遇并不好，日本政府给的补助要维持那么多人的生活，不宽裕，因此梁家的佣人不多，王来喜承担了一些外出采购和联络的事情。对于没有经过启蒙的人来说，笔画简单的日文比繁体字的中文容易，渐渐的，王来喜掌握了一些日语的基本会话和文字。应该说，她还是聪明努力的，逐渐在梁家站稳了脚，赢得了主人的信任。 2-2，通房丫头王来喜 王来喜就这么和梁家一起在日本生活，光阴流逝，时间走到1903年，王来喜17岁。 具体背景原因见上面1-6，李蕙仙为了让夫家有一个健康的男性继承人，给丈夫选了通房。 根据一些确定的事实看，王来喜一开始肯定是通房，而不是妾。 通房和妾的区别：最简单说，妾可以算半个主人，有佣人服侍，有些出身清白人家的贵妾甚至需要举办一些仪式宣告彼此关系成立，女主人也不能随意打发；虽然旧律法规定妾可以由主人买卖，没有人身自由，但如果不是自己闯祸作死或女主人实在吃醋，卖妾的案例不多。 而通房，之前身份是丫环，被男主人睡了之后，还是继续做丫环的工作。如果男人喜欢，或生下孩子后，通房会提升为妾（也叫姨娘）；如果男人无所谓，或一直没有孩子，那么很多被男主人睡了的丫环一直都是丫环。 服饰礼仪上说，妾，是已婚妇人的发式着装；通房，是未婚女子的发式着装，而且是丫环装。 王来喜早年在梁家的具体生活没有看到原始资料，只知道她自从1903年被收房后，几乎立刻就怀孕了。1904年梁启超正月去了香港，3月才回日本， 敬业爱岗，开始不断地生孩子，在梁启超1912年10月回国时，她已经生了4个，肚子里还怀着1个： 1904年，梁思永，儿子 1907年，梁思忠，儿子 具体时间不详，名字也不详，女儿，夭折 1909年，梁思静，女儿，10岁夭折 梁家的孩子排行，只要出生过，不管存活多久，不管是否夭折，都列入排行中。这给后人提供了很多方便~~~根据下面孩子的排行能推出之前有过几个哥哥姐姐。 梁启超1912年回国时，梁家共有6个孩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静。 思顺，思成，思庄——李蕙仙生；思永，思忠，思静——王来喜生； 思成，思永，思忠——男孩；思顺，思庄，思静——女孩 2-3，生第5个孩子的王姑娘 梁启超回国后，与家人通信，涉及很多梁家生活细节，其中有少量关于王来喜，是王来喜在梁家生活的最准确资料。 梁启超1912年10月回国，到年底，3个月时间，给家里写信38封（也许更多，我只看到38封），主要叙述自己回国后的种种经历，让家人放心，此外，当然也有对家人的思念关心，其中—— 11封信提到夫人李蕙仙，涉及归期，经济，礼物，家事，妻子喜欢的鲜花等等，很琐碎，很细节，但劳心劳力的丈夫，一家人的感觉扑面而来； 18封提到大女儿思顺，学习，生活，思想，礼物……全方位关心，最爱的孩子，实至名归； 关于王来喜，只在3封信中提到，字数很少，全部打出来： “王姑娘未得一物，汝可问彼所欲，吾明年开河时赏之。” 1912年12月，无日期 “王姑娘之镯开河第一次船可得，可先告彼。” 1912年12月，无日期 “得书知添一幼弟，甚喜慰，想母子平安耶？祖父命以何名，想有书在途矣……王姑娘赏品必给之，但无便人，恐难寄耳” 1912年12月20日 梁启超10月回国，王来喜怀孕7个月左右，但之后的那么多家书，完全没看到梁启超对怀孕的小妾有任何关心问候，一句话都没有。 后来，还是在给妻子女儿准备礼物时，顺带说了一句：问问王姑娘想要什么，明年航道解冻后赏她 最初看到“王姑娘”这个称呼，愣了下，想哪个亲戚住在梁家啊，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指王来喜，都给他生了4个孩子了，马上要生第5个，居然还被男人称为“王姑娘”，还是通房的身份。 站在王的立场说，梁启超太不怜香惜玉了，真的仅仅把人当成生育工具；站在原配李的立场说，多少能平复一下酸涩的醋意吧，男人还算靠谱。 那个用词：赏，赏品，完全是上对下的距离感和优越感。梁启超对自己夫人，从来不会这么说。 估计日本家里收到信后去问了王来喜，王也答复了，所以梁启超后来说：她要的镯子航道通了第一次船就带给她。 ——王来喜要了个镯子，根据后面的信件，要的是金镯子，这跟之前很多文章中把她描述的那么悲苦善良委曲求全，多少有点画风不协调。 1912年12月15日，思达出生，儿子，王来喜生的第3个儿子，梁启超的第5个儿子，活着的第4个。 当年中日通信真快，15日孩子出生，20日梁启超就收到消息并回信了。再添一子的喜悦，居然只有一句话，真是蛮让人讶异的，“得书知添一幼弟，甚喜慰，想母子平安耶？祖父命以何名，想有书在途矣”，取名的事也直接归到祖父身上，自己一点不操心。这份淡定，换个说法，就是冷漠吧。之前要儿子，但儿子多了，就不稀奇了。 那一句话之后，接着就讲女儿要的书《通鉴》，说不需要你问我要，我已经让别人去买了，不久就能寄出，之后想起刚生完孩子的通房，又加了一句：王姑娘赏品必给之，但无便人，恐难寄耳。 再后面，就再也没有王姑娘什么事儿了——后面说了妻子的理财事务，说看报纸知道米价回落，妻子可能小有所获，但这件事总是很冒险，还是不要做的好；接着说了自己的一些近况；还表达了对女儿思顺的深切思念：如果有女儿在我身边，肯定能让我忘却烦忧，“故念汝不能去怀”，还说，昨晚酒后写了一小段，今早看到忍不住一连串叫你的名字……最后说，我虽然想要你在我身边，但希望你学有所成的心更多。 ——亲亲热热的家人家事中，王姑娘是略显尴尬的存在。 1912年，3个月，38封家书，关于王来喜的就那么4，5句话，100个字都不到。 2-4，生孩子勤，赏金镯 1913年，梁启超83封家书，涉及王来喜的，2封。如下： “王姑娘镯子亦当托带。” 1913年2月3日 “金镯乃赏王姑娘，款式不佳，但值钞，此汝叔所购也，**其育诸弟妹之勤，可传语告之。”1913年2月23日 ——镯子是别人买的，不讲究款式讲金子份量，完全不是男人送给心爱女人礼物的样子，而仅仅是个很实惠的“赏品”。 那个“勤”字，有点意外，又有点想笑……如果换成“辛”，或者“劳”，感觉就厚重些，带着体贴与理解。结果，居然是“勤”，梁启超用词要不要这么犀利啊，10年生了5个，果然很勤快……后面的12年，王来喜继续勤快着，又生了6个（存活4人）。 1914年12月13日，梁思懿出生，女儿。梁启超的第5个女儿，第10个孩子，活着的第8个。 2-5，第一次召来喜料理饮食 1914年底，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梁启超从政府辞职。全家住天津，但梁经常要去北京，1915年2月在北京置办了房子。房子要收拾，要有人做饭，于是想到了王来喜： “忠病既愈，可令王姬即日来为料理一切，稍添些器物……吾现每日仍往***就食，拟候王姬至，乃举火也。” “告来喜和阿发（梁家男佣）作速收拾，粗重物一切可不必带，但带食具足矣。吾明日便搬住，惟无饭可食，须往***诸家挂单耳。” “来愈速愈妙，专为食饭问题也” “王姬宜早来料理厨房” ——几天之内，多次要求王来喜和其他仆人到，解决吃饭问题。王来喜的定位，显然是女佣。 再注意下时间，这时王来喜刚生完孩子没多久，而且是北方寒冷的冬季。梁启超一句关心问候的话都没有，只是很直接的召人过来料理厨房，刚生完孩子2个月就要在大冷天出门去外地，做饭烧菜当保姆。梁思超这是对有情意的女人的态度，还是对家里仆人的态度？明显是后者啊 王来喜想把2个孩子也带上，8岁的思忠，6岁的思静，但梁启超拒绝： “此间屋狭，若忠，静等皆来，则聒闹将不堪，可暂勿来……初迁觉琐务需人者至多，今布置略定，又欲独处矣。” 1915年2月27日 ——外界一贯认为梁启超很爱孩子，梁对大女儿思顺的确很爱，对思成也很爱，但下面几个，则未必了。王来喜大概想带着2个自己生的孩子到北京跟男人团聚，过几天夫妻小日子，结果男人完全不呼应，一来觉得孩子吵闹，二来说到北京没地方上学，甚至说，之前杂事需要多些人手，现在大致安定下来，又想要独处。 2-6，第二次召来喜料理饮食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谋划复辟称帝，很多人筹备反袁抵制，其中有蔡锷和梁启超。停留北京的蔡锷，经常去天津与梁会谈，2人约定如果袁称帝，蔡锷就在云南宣布独*立，再策动周边的黔桂川，进而影响中原。史称“护国运动”。因为蔡在北京受到袁的监视，1915年12月，蔡秘密离京返回云南，行前约定在上海与梁见面。梁启超12月16日出发，冒着危险前往上海。 梁启超12月18日到达上海，19日给家里写信： “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 “顷发电文，王姨速来，行期电告静生（梁一幕僚）”，“同仁之意吾之饮食最为难下，故王姨非速来不可” 12月23日 “王姨非来不可……想已束装首途，此间待之甚急。来时切勿带防身器械，若有此，恐葛藤甚多也。” 12月29日 当时袁SK的称帝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全国各地都在酝酿着倒袁行动，压制与反抗尖锐对立，时局很不太平，从天津到上海一路，关卡很多，安全堪忧。但是，梁启超召唤王来喜到上海料理生活做饭烧菜，一点没犹豫一点没担忧，让一位女子单身上路，这是重视对方把对方放在心上的样子吗？ 与之对比的：梁启超到沪后不久，李蕙仙打算回贵州探亲，这回梁启超完全不是轻松随意地说，好吧，你回家看看吧。而是在妻子行前几个月，就时时关注路线情况，这么走或那么走，各种细致考虑思量。因为要取道香港到越南海防，再从云南入境到贵州。梁启超为了保证夫人安全，打算云南到贵州一段派兵护送，越南到云南走铁路，拜托军政府照料，法国占领的地盘，梁启超没熟人了，说“稍费交涉”——完全劳心细致的好丈夫形象。 很多事情，要对比着看。单独一件事也许没什么，但对比之下，远近亲疏，孰重孰贱，不言自明。梁启超对2个女人的态度心境，只要思维正常，眼睛没瞎，都能看出区别和不同吧？！ 2-7，敢于冒险的王来喜 1916年1月2日，王来喜顺利到达上海。王的胆子很大，不仅自己去，还带了2个孩子，3岁的思达和14个月的思懿（前一年王来喜就想带2个大点的孩子跟男人远离梁家大宅过几天一家亲的日子，梁启超嫌吵闹拒绝，给出的另一理由是孩子异地无法上学，结果王来喜脑子很快，这回换成2个年龄很小的，远不到上学年龄。） 不想过于草率地猜测王来喜的动机，但危险的行程，天津家里佣人不少，照顾孩子人手充足，却非要带2个年幼的孩子上路……实在不觉得王来喜有多少母爱，真的母爱难道不应该把孩子的安全放第一吗？而且，不仅路上不安全，到了上海也不安全。因为从事反袁事宜，梁启超在上海的住宅受到监视…… 结合无数真实发生的家长里短争斗版本，王来喜这番举动，'充分利用和男人独处的机会争宠'的意味实在太浓，否则，完全无法解释那么危险的远行，充满危险因素的在沪生活，为什么非得带上那么年幼的孩子，还带了2个。 想想梁启超要出门干GM，与妻子话别，李蕙仙说的话：“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铿锵有力，责任担当，哪怕隔着100年，还是让读者见之动容。李蕙仙看到的是大局大势，体现的是大气大义，而王来喜呢？都这种时候了居然脑子里还想着争宠，这就是夫人与小妾思想境界的差距啊…… 王来喜到上海后，梁启超当天给家里写信：“明日当举火，今日面包充饥。” 5天后，再次写信给女儿，先是关心妻子的病情：“数日未得书报汝母近状，甚念，甚念。彼已出院否？体复原否？曾发见他病否？” 信尾汇报自己这边的情况，提到王：“一切饮食起居皆王姨一人料理，至为稳便，你们不必远念。” 半个多月后，梁启超打算去日本一趟，写信说：“吾东渡后再来沪与否未可知，若不来，则当遣王姨北归也。” 1916年1月24日 后来，梁启超离沪，生怕别人觉察房子里的人一下子都消失了，让王来喜暂留旧寓掩人耳目。梁启超说：“将来到最后之目的地，恐又须彼往，盖欲使饮食得极安全，非此不可也。” 1916年3月7日 “王姨计已返津，汝等见报知我已入粤时，即当遣王姨来港，候我招之。到粤后不便久与**同住，一分居后，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 2016年3月18日 梁启超笔下关于王来喜的文字不多，我全部打出来了。很显然，梁启超对王来喜很信任，这才让她照料自己的饮食。但这种信任，跟男女之情无关，“遣王姨北归”，“遣王姨来港，候我招之”，这样的语句，如果从男女关系角度看，太过冷漠生硬，只能从主仆关系看，绝对的主导权，完全不必考虑对方的意见和感受，需要的只是服从。这样的信任，在主人家做了将近20年的保姆，都能得到。 2-8，机会来了，孩子怀了 1915年末--1916年，梁启超对政治还抱有希望，不顾安危地四处奔波联络各方力量。到上海，到西南，之后又回到上海。上面几条是1916年初梁启超对王来喜的工作安排。 到了5月，梁启超在返沪前，给家里写信，再次要求王来喜前去： “王姨即遣来沪，在沪待我归，已租定住宅，到沪时往周家问询便得。” 1916年 5月3日 王来喜又听话地启程了……同样，她又一次做了点小动作，带上了2个孩子：思静思达——为什么把1周岁多点的思懿换成7岁的思静，后面说。反正每次总是很巧合地一男一女，儿子女儿都带上。 上回1月2号到上海，3月中回天津，这回5月初再去上海，不太平的时局，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当年算远途的行程……却次次拖着2个年幼的孩子，这个看似逆来顺受委屈求全的女人，心性远比一般人强大，所求也远比一般人深广。 梁启超曾表扬王姑娘生孩子“勤快”，王来喜的效率果然很高——在上海与梁启超独处2个多月，就再次怀孕了。按孩子的出生日期反推，到上海后的第一次排卵期她就成功了。 1916年10月30日，梁思宁在上海出生，梁启超的第6个女儿，王来喜的第7个孩子，第4个女儿。 梁启超44岁，王来喜31岁。 很多事情，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一时看不清深层的动机和目的。但如果把距离拉远一点，一些模糊之处会逐渐清晰。关于王来喜，要到梁启超去世后，才能拼出比较完整的那个人。 2-9，柔弱可怜小白花 1916年5月3日，梁启超再次召唤王来喜去上海，王来喜怀孕3个多月，就那么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上路了。 王怀孕3个多月了，梁启超肯定知道，知道之后，不仅不见丝毫对孕妇的问候关心，还让她这么大老远地跑，只为伺候自己饮食起居。站在女人的立场说，梁启超过于冷漠…… 如今有些文章为了突出王的可怜，说李蕙仙不好，说李在家里讲规矩，自己坐着要求王来喜站着伺候，这个实在有点没事找事的矫情，王来喜的身份就是丫头，丫头难道不该伺候主人吗？这是她的本职工作好不好，去包厢吃饭服务员也是站着伺候的，怎么不见有人邀请服务员同坐？ 与其圣母般的对李蕙仙横加指责，不如看看梁启超。李做为正室，跟王并没有人身直接关系，以旧时礼法说，某种意义上她们2人是上下级关系。但梁启超是跟王来喜滚床单的，王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女儿，平时没有怜惜也就算了，但怀孕了，男人还是熟视无睹，完全无所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王来喜3月初返回天津时已怀孕，孕期不满3个月）。如果要吐槽，这样的男人不是槽点更多？ 1916年，3月中回天津，5月初又去沪，全年中剩余的10个多月，王来喜都在上海。 当时在上海居所，主人梁启超，具体照料生活的，除了王来喜，还有位男仆，阿发。阿发在梁家有段时间了，可能是看主人脾气好，渐渐行为放肆，当时，把自己的妻子也接来一起住。 阿发把妻子接来，梁启超没说什么。但那位妻子不上路，完全没有做仆人的自觉，反而比主人还甩派头。梁启超跟女儿抱怨说：“吾现在每日八时前必起，然其妻非九时后不肯起”，“彼为主人而王姨作佣妇也”。“此间诸事，及吾书房卧房洒扫收拾，皆王姨一人任之而已。” 让对方带带孩子（王来喜1月带着3岁的思达，14个月的思懿一起去上海），结果让思懿跌下楼梯，梁启超肯定要指责几句，然后阿发生气了，不肯煮饭。 对于阿发夫妇的种种嚣张行为，王来喜的表现很奇怪：“王姨畏其凶，不敢言，且力劝吾勿责”。1916年2月7日 几天后知道阿发为什么对妻子纵容：“彼娇妻方有身，视同瑰宝，不欲其劳动也。” 2月13日 ——看到这里觉得梁启超心真大，人家仆人都知道妻子怀孕，体贴照顾视同瑰宝，难道是王来喜之前怀孕生孩子太顺利了，以致于梁完全无所谓？ 没过几天，梁启超又写信跟女儿抱怨呕了一场气：来喜往医院诊病，阿发的妻子当差，梁启超起床后看她没打扫房间，说了几句，然后阿发就生气了……直到王来喜十二时半从医院回来才能做饭。 1916年2月28日 王来喜这次去医院，估计是去确诊怀孕的。 阿发虽然表现不佳，但他也有长处，加上梁启超脾气好，只是发几句牢骚跟女儿抱怨一下，并没有辞退他。2个月后，这群人再次聚集在上海一个屋檐下。 因为之前思懿跌下楼梯，1岁多的孩子毕竟太小，在上海人手少多有不便，于是，5月时王来喜换下思懿，带着思静思达去上海。但是，阿发夫妇 “骄骞益甚……思静姐弟常日受其夫妇呵叱”，王来喜完全的柔弱白莲花形象： 儿子女儿被仆人呵叱，“王姨不敢开口……吾（梁启超）屡次欲发作，王姨泣谏，故忍之。” 7月16日 阿发的卧室在梁启超书房后，梁7点就起床了，阿发的妻子9点还没起，梁让王来喜去叫，王“不敢往唤”； 每天王来喜做家务诸事，阿发的妻子看见了，“乃晏然坐受，从不惭愧” 梁启超感慨说：阿发的妻子“真别有肺肠，而阿发之怜香惜玉，亦真生平所罕见也。” 7月16日 ——梁启超感慨阿发怜香惜玉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女人也正怀着呢，怎么还是让王事情照做啊？ 仆大欺主的事情到处都有，不稀奇。这段小风波我感兴趣的是王来喜的姿态，如果初见，真的很柔弱堪怜委曲求全的小白花啊：不仅以怀孕之身承担全部家务，而且还对其他仆人畏其凶，不敢言，且力劝男主人勿责；甚至自己儿子女儿被仆人呵叱，仍然不敢开口，梁启超几次想发作，王来喜居然是泣谏，让梁启超忍着…… 这个画风，单独看，是性格软弱胆子小，而且任劳任怨委曲求全。请记住这个画风，后面要用到。 1916年梁启超家书看到40封，关于王来喜的全部打出，如上。之后没有再提到王。根据其他资料，王来喜一直住在上海，10月底生完孩子，大概2个多月后回到天津。不知道刚刚远途探亲回来的李蕙仙，看到近一年未见的通房又抱回一个孩子，心里作何感想…… 2-10，梁启超的评价 之后几年，大概梁家人团聚一地，没有长久分离，因此通信不多，其中，没有出现王来喜。一直到5年后，1921年，出现2条： “王姨似有病，且病似不轻，闻日内汝母令之往北京就医。” 1921年5月16日 “王姨有病入京就医，闻已大痊矣”。1921年5月30日 ——注意到梁启超的用词，都是“闻”，就是“听说”，关于王来喜的情况，梁启超都不是直接了解，全是听说？！当时梁启超在天津家中，妻子小妾都在天津。同个屋檐下，居然是“听说”才知道王的情况，梁得多不上心才会这样啊…… 之后又是一段日子无记录，直到1923年11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思顺写了一封长信，说到松坡图书馆的成立，说到对女婿周希哲和准儿媳林徽因的满意，说到夫人李蕙仙，说到嫡出的另一个女儿思庄，也说到了王来喜： “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2个殇弟产后缺保养。他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他狠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梁的文字有很多通假字，他她不分，很都是狠，原文就这样。 梁启超说王来喜是梁家极重要的人物，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四处转载，做为肯定王来喜家庭地位的最重要凭证。但是，这句话的完整版怎么没人提呢？觉得全部引用了不太好看吧……梁启超之所以觉得王很重要，是因为她很能伺候我，分担了儿女照顾父亲的责任——在家里做久了的老保姆啊，磨合习惯了，用起来顺手，所以很重要。做为事实上梁启超的女人，为他生了那么多孩子，最后却以那样的理由被重视，完全没觉得值得欣慰。看来不管生了多少孩子，梁启超都没有从男女情意的角度，来看待王来喜。 这2句话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王来喜之前生了2个儿子，都夭折了。就是男孩排行中的老六，老七。那两个孩子的出生充满了种种疑惑，反正我是看不懂，后面再说。 2-11，痔疮发作期的神奇怀孕 “我半个月前痔疮复发，初时不以为意，耽搁了好几日。后来渐觉得有点痛楚，才叫王姑娘入京服侍。” 1923年11月16日 “吾近为痔疮所苦已二十日，王姨入京为我洗涤，诸人皆劝就医，我恐医迫我用手术，遂迁延至今。” 1923年11月27日 前面11月5日说王来喜因为产后缺保养，身体很差。10天后因为痔疮发作，就召王来喜入京伺候，怎么个伺候法，梁启超也说了，清洗痔疮。一直到11月27日还没完全好转。 发作到医生可能要动手术的地步，可见非常严重。这么严重的痔疮，病人只能平卧仰卧，其他体位都不行，上半身要尽量平躺，不能抬高。跟地球重力局部肌肉受力有关——之所以说那么多，是因为当初刚看到时，被震了一下，不是被痔疮发作震，而是这个当口，王来喜居然又怀孕了！！！ 1924年8月24日，梁思礼出生，梁启超的第8个儿子，王来喜生的第10个孩子，活着的第6个。 梁启超51岁，王来喜38岁。 梁启超不象鲁迅，每次滚床单都会在日记里记一笔。但王来喜肚子厉害，男人严重痔疮发作居然也能弄出孩子来，按时间反推一下……王来喜怀上的时候，梁启超正需要平卧仰卧……这种时候具体要怎么操作，没其他选择的，就那么一种方式……实在不得不怀疑，王来喜在夭折了2个男孩后，迫切想要再生一个男孩，于是，原本该照料生病的男主人，变成了……反正，她成功地又一次怀上了。 就算不是王主动，假设男人痔疮稍好，有点行动力，整件事也是很别扭——前不久还说王来喜因为产后缺保养，身体很差，居然转身就让人家怀孕……如果隐去姓名把整件事放上论坛，这个男人会被狂喷的吧…… 不过，看2人年龄，更倾向女方主动。男人这个年纪，这种病情，完全没有急切的理由，而女方，原配规矩大，估计在家里侍寝有条条框框束缚（见过梁家房子的平面布局图，无论天津还是北戴河的房子，梁启超与王来喜的房间都离得很远，垂直距离水平距离，都很远），而在外面，就自由多了，王来喜当然要把握机会。8年前，她就在外地时把握机会怀过一次，这回也是。 王来喜怀孕的消息被家人知道，各方反应如何不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原配李蕙仙不久后（元宵节）癌症复发，且病情进展很快。随着王来喜肚子越来越大，李蕙仙越来越虚弱…… ——非常非常同情李蕙仙……纳妾就纳吧，为了生儿子。但儿子已经很多了，能不能稍微停一停？床单滚就滚吧，能不能别再大着肚子膈应原配？ 王来喜8月24日生子，李蕙仙陷入弥留，9月13日病逝。 ——原配去世，小妾坐月子，这叫什么事儿？！就连梁启超自己都跟朋友说“现在已狼狈万分”。也许当年很多这样的，但还是心疼原配，规矩抵不过处心积虑，当面柔顺听话，挺着肚子站在原配面前难道不是最大的挑衅？难道还要原配夸她一句“敬业爱岗”？围绕同一个男人的几个女人之间的较量，从来都不会停息。 这个孩子，从最初的有，到最后的生，都怪怪的让人不舒服。 2-12，李蕙仙病逝的非典型诱因 1924年初李蕙仙癌症复发，4月思顺回国，之后照顾母亲。回家之后不再写信。一直到第二年4月，思顺再次跟丈夫出国履职，通信又开始。关于李蕙仙去世，王来喜生孩子，缺乏当时的完整资料，只能从后来的记叙中了解若干。 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为她写祭文，回忆了与妻子的33年婚姻，伤感之际，给大女儿思顺写信说： “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1925年9月29日 夫妻打架，且好多年不告诉最贴心的女儿……，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就是李蕙仙对纳妾之事不爽，梁启超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一开始也许是言语不合，最后升级为动手……联系当年梁把小妾送去澳门待产，似乎证据链说得通。 梁启超没说具体什么时候打架，但癌症和打架扯上因果关系，肯定要绕一下，也不是今天打了，明天就得癌，时间上肯定是滞后——打架……意见不一彼此有分歧……女方情绪不好……愁思郁结……得癌了…… 乳腺癌，现代研究表明，跟情绪有关，而直接的诱因之一是激素水平变化，雌激素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也跟情绪有关。 妻子去世，梁启超的悲伤是真实的，以致于当时一个字都写不出，一年后才写了祭文。家里设了灵位，每天早晚2次供奉；墓地建得很周全，葬礼很隆重；梁启超决定跟夫人合葬，早早做好了自己百年后的住所…… 王来喜在葬礼上哭得很卖力，梁启超记录： “王姨去年产后，共劝他节哀，今日尽情一哭，也稍抒积痛。” ——真诚吗？真的悲哀伤痛吗？ 从葬礼回到住处，下午3点，梁启超说自己余哀未忘，但王来喜的几个孩子已经嬉笑杂作了。梁启超面对此景，觉得难言的伤感，引古诗抒怀：“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孩子不懂事，没什么。但王来喜如果真那么尊重尊敬原配，难道不应该在特殊时期稍微约束下孩子吗？有些场合不能嬉笑，有些场合需要严肃，大人应该教孩子的。思宁已经8岁，虚岁9岁了，还那么放任？或者王来喜其实并没把李蕙仙的去世看成多重要的事，她的痛哭，更多的是人前表演而非出于真心？ 1924年上半年，是李蕙仙癌症复发，非常痛苦的半年，据梁启超自述：“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 ——梁启超的情绪低落是真实的，得知妻子癌症复发，梁启超深受刺激，在伤心哀痛意外等等情绪因素下，自己也不好了，开始尿中带血，之后一直没有彻底好转。 在病人的呻吟，儿女的涕泪，梁家人的一片愁云惨雾中，王来喜的肚子却一天天膨胀……不管其他如何，王来喜怀孕当然算喜事，而梁家因为主母的病情正陷于悲情，包括男主人梁启超也是“情绪十分无力”，悲喜之间，王来喜的个人利益和梁家的整体利益，显然不那么协调。 王来喜怀孕……李蕙仙癌症复发……王来喜肚子变大……李蕙仙健康恶化……王来喜生子……李蕙仙病逝…… ——这么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事件链，让人怎么想？ 不管是否有主观动机，客观上，王来喜无疑加速加重了李蕙仙的病情。严重点说，就是气死你，多高明的手段啊，多好的运气，原配居然真的病逝了……王来喜，远非受苦隐忍的小白花，后面的事情还有很多。 2-13，肾脏便血期的再次神奇怀孕 梁启超除了痔疮，肾脏也不好。1924年受妻子癌症复发的刺激，他开始便血，查不到原因，状态时好时坏。1926年1月，梁启超又有便血现象，且病情加重，被身边朋友要求住院，但梁一开始没答应。后来病情稍有好转，梁写了《先秦学术年表》，2月初小便又见红，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梁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于是再一次去医院查一查。 梁启超的便血，跟日常行为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多动会出血，哪怕慢慢走路都不行，会导致肾脏微细血管破裂，最好是绝对的卧床；另外，过于操劳动脑不行，情绪不好也不行。夫人李蕙仙从复发到去世，梁启超情绪最悲伤难抑，后来王国维自杀，梁启超也痛心伤感，便血状况就很严重。 神奇的王来喜：在梁启超如此患病的当口，她又一次怀孕了！！！…… 梁启超53岁，王来喜40岁，梁启超肾脏不好，稍微多走几步，多写点文章就便血，王来喜居然又怀上了，对这样的前后事实感到再一次无语——难道她夭折2个男孩就非得补上2个才肯消停吗？男人都便血了，生孩子重要还是男人健康重要？真是拎不清……而且，这次滚床单时间，离梁启超妻子的葬礼，只隔了3个月。王来喜在主母的葬礼上痛哭，怎么转身就爬上男主人的床？还完全不顾男人的健康，男人53岁了，吃得消她这么折腾吗？ 事实证明梁启超吃不消，后来，肾脏一直是梁启超的主要疾病，也一直便血，手术后仍没有彻底好转，3年后就去世了。这是后话，先不提。 李蕙仙已经去世，王来喜这一胎，也许之前在王的设想中会怀得最为顺畅。那时，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任教职，王来喜跟梁住在清华，身边2个王来喜生的孩子（其他王来喜的孩子在天津）——这种男人女人亲生孩子，简单和谐的关系，应该是王来喜追求的人生最幸福时刻，身边没有主母，没有嫡出的孩子，男人完全是她一个人的。 王来喜设想的很好，可惜老天爷不愿配合。1926年1月梁启超便血严重，后来去检查，发现右侧肾脏有樱桃大小的黑点，判断为肿瘤，之后手术切除右肾……那年春天，梁启超住院一个多月，之后需要卧床静养。而且，出院后围绕手术是否合理必要，甚至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这种情形下，王来喜原先期待的清静小日子肯定不可能了。 1926年9月26日深夜，梁思同出生，梁启超的第15个孩子，王来喜生的第11个，男孩中排行第9。 几乎所有的介绍文字都说梁启超14个孩子，其实不对，也许把这最后一个漏掉了。因为最小且后来夭折，没有在长大成人的子女排行中出现。这个孩子出生时，梁家孩子已夭折5人，活着10人。 王来喜真的很适合生孩子，无数描述中产妇痛得死去活来家人焦急等待的场景完全没出现，梁启超事后很轻松地写到：“仅一个多钟头便完事了”。就在家里生的，王感到震动后，找了学校的医生，就那么很快地生好了。 梁启超再得一个儿子，没觉得有多大喜悦，他第二天给美国的大孩子们写信说：“你们姐妹弟兄真已不少，我倒狠盼他是个女孩子，那便姐妹弟兄各5人，现在男党太盛了。这是第十个，十为盈数，足够了。” 梁启超终于觉得孩子够了，之后，王来喜总算不再怀孕。按她过去22年生11个的频率，本来还会有一个，现在，终于消停了。从事实看，当年他们完全可以对怀孕与否进行人工干预。 3天后，梁启超说：小婴儿今天该洗三了。别人没什么，继母（孩子的继祖母）很高兴，又说：“王姨产后经过极良好，不消远念。” 1926年10月14日信，“小老白鼻（小老baby，指思同）也狠结实，他娘娘体子也狠好，再过两礼拜，打算带他回天津一行。” 这个“娘娘”，指王来喜，应该是“嬢嬢”，年长的女性，阿姨姨妈姨娘等意思。梁启超笔下这种同音异体字很多。坐完月子打算回天津一趟。 26年10月19日：前几天上坟，回来后梁启超便血又发作了三天。小婴儿狠乖，一天到黑总没有听见他哭一声。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给思永的信（王来喜亲儿子）：你娘娘身体狠好，“小无名氏”非常之乖，食睡哭都有一定时候，细婆（梁启超继母，孩子的继奶奶）天天催要他的名字，我还不得空。” 1926年12月20日，梁启超给孩子们信：“小婴儿有名字了，我看他的面孔狠像大同的“同”字，就叫他思同，胖得那脸成个正方形，眼孔小小的，连眉毛像一画，张开口像各个口字。我不大理会他，比老白鼻（老baby，梁思礼）那时候差多了。” ——坦率说，看到梁启超这个起名缘由，为这个孩子汗一把，这算什么奇葩联想啊，确定是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么？9月26日出生，12月20日才有名字不说，还是这样的取名思路，果然是儿子多了不稀奇。 1927年1月26日给美国孩子们信：“细婆喜欢小老白鼻（思同）极了，我还是不大理会他。” 1927年2月23日信：“小白鼻（思同）也还好顽，各人都喜欢他极了……他真乖，从来没有哭过，他娘娘晚上因为他累得不能睡，常常成天价进城，把他放在家里。但我到底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他，直到今天还没有抱过一回哩！我想他若是个女孩子，也许我便格外爱他。” 以家有2个孩子的经验说，5个月的孩子已经蛮好带了，最多一顿夜奶，其余时间全是呼呼大睡。晚上大人辛苦主要因为孩子哭，既然从来没哭过，大人怎么会累得不能睡？怪异……阴暗一点想，难道是王来喜故意在梁启超面前诉苦邀功？男人不懂，以为小白花真的累到不能睡……anyway，梁启超再次直言不讳表达对孩子的无所谓态度，5个月了的还一次都没有抱过。 1927年2月28日信：思同种痘后着凉，生病，25日晚病情加剧，连夜送到医院，王来喜去医院陪护。 最小的孩子重病，怎么都该着急担心一下吧，但梁启超简单略述思同情况后，很轻松地向美国的孩子们汇报：“我在百忙中还打了两天牌，14，15舅姑丈们在一块顽，狠有趣。”，还说：“过两天细婆二婶大姑们要请我吃下乡菜，各人亲自下厨房，每人做两样，绝对不许厨子动手，菜单已开好出来了，真有趣”…… 5个月大的最小的儿子重病在医院，梁启超却很有兴致地打牌&谈论请客吃饭，真的对这个孩子不在乎，完全可有可无的样子。放上论坛的话，绝对会得到很多抨击。 1927年3月1日：“小白鼻的病转剧，恐怕不会好，只得听其自然。” 几天后梁思同夭折，梁启超对其他孩子们说：“有件小小不幸事情报告你们，那小同同已经死了。他的病是肺炎，在医院住了六天。……我倒没有什么伤感，几乎一点也没有，除去他虐重时去看他觉得不忍，我自始对于他便没有特别感情，不知何故。” 1927年3月9日 梁启超坦率得让人惊讶，居然就这么直接表达对思同的不在乎，几乎一点也没有伤感。5个月大的孩子，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另一个孩子思礼，这么大时，已经照过好几张。父母的偏心果然无处不在。 2-14，梁启超最完整版子女总汇 妻子李蕙仙生4个，长大3个，1男2女；小妾王来喜生10或11个，长大6个，4男2女； 一共出生15人，成年9人。 很多资料中说梁启超14个孩子，算下来应该是15。 1，思顺，1893.2.28-1966年，长女，嫡出，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没有之一，嫁周希哲，生3男1女； ——思顺的生日是农历，时间太早，查不到公历，万年历最早1900年 2，名不详，1897年秋出生， 长子，嫡出，1个多月夭折； 3，思成，1901. 4.20--1972年，二子，嫡出，最寄予厚望的儿子，继承人，娶林徽因，生1男1女； 4，思永，1904.11.13--1954年，三子，庶出，娶李福曼，生1女； 5，思忠，1907--1932年，四子，庶出，25岁病逝，未婚； 6，出生时间名字不详， 二女，庶出，夭折； ——这个女儿存疑，几乎没有存在痕迹。但梁家亲属称思庄为“三姐”，“三姨”，之后的女儿排行也都依次顺延一位，先按照梁家人的说法。 7， 思庄，1908.9.4-1986年，三女，嫡出，嫁吴鲁强，生1女，婚后2年丈夫病逝，终身守寡； 8， 思静，1909.12.6- 卒年不详，四女，庶出，大约10岁夭折； 9， 思达，1912.12.15.-2001年，五子，庶出，娶俞雪臻，生1男2女； 10，思懿，1914.12.13.-1988年，五女，庶出，嫁张炜逊，生1男1女； 11，思宁，1916.10.30.-2006年，六女，庶出，嫁章柯，生2男1女； 12，思均，1916.12.6.- 卒年不详，六子，庶出，夭折； 13，思广，1919.12.2.- 卒年不详，七子，庶出，夭折； ——这2个夭折的男孩非常奇怪。出生日期和名字都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但王来喜10月30日生下女儿思宁，怎么可能同年1个多月后再生下儿子思均？就算流产也不可能那么快啊，双胞胎也不会前后差1个多月分别出来……怀疑是其他女人所生，但梁启超后来1923年11月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说王来喜身体不好，“因为你那2个殇弟产后缺保养”，可见亲妈是王，不知怎么回事。 另一个思广也很奇怪。梁启超1918年底带队出国考察，在欧洲游历了整整一年，1920年3月2日才回到香港，5日到沪，3月15日回到天津家中。他没带王来喜一起出国，王怎么可能在梁启超外出期间，1919年12月生子？ 这个年谱1936年完成初稿，向梁家亲属和梁启超生前好友征求意见，思顺，思成都详细看过，不知为什么这2个夭折的男孩一直这么怪异着。当然，这是太微小的问题，跟学术研究大局无关，就是8卦群众略感疑惑。 14，思礼，1924.8.24 -2016年，八子，庶出，娶麦秀琼（也叫赵菁），生1男2女； 15，思同，1926.9.26-1927.3.3，九子，庶出，5个月夭折 以上，是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存疑的也算在内，15个。 2-15，梁启超如何称呼王来喜 对李蕙仙，梁启超的称呼是：夫人，我的夫人；在儿女面前：汝母，尔母，你妈妈，你们妈妈 对王来喜，梁启超笔下所见：王姑娘，王姬，来喜；在儿女面前：王姨，娘娘 早年“王姑娘”居多，王来喜30岁后，梁给儿女的信中，称她“王姨”居多，但有时仍是“王姑娘”。 ——已经侍寝已被收房20多年，孩子都生了好多个，还被称为“王姑娘”，按旧习惯说，仍然是通房丫环的身份…… 目前能看到的书信中，最早1915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上海召王来喜过去照料饮食，第一次称“王姨”，之后大多用此称呼。 但时不时的，“王姑娘”也有：1925年5月，1925年9月13日信中，都是“王姑娘” 等到王来喜的孩子们长大，梁启超跟王的孩子们提到王，称为：娘娘 ——这个肯定不是《甄嬛传》里娘娘的意思。个人理解，应该是“嬢嬢”，梁启超所处白话文初期，文章中很多同音异体字，比如：狠喜欢，种种计画，谭何容易，钞一份保存……等等 嬢嬢，一般称呼家中的女性长辈，阿姨姑姑婶婶的意思。以前小妾生的孩子不能称呼自己亲妈为“妈”或“娘”，只能叫“姨娘”，跟“嬢嬢”是一类意思。 梁启超1926年10月14日信中第一次使用“娘娘”指代王来喜，显然，他对王的定位，只是妾室，所以，哪怕在自己亲生的孩子面前，也只能是阿姨姑姑，不是妈，也不是娘： “小老白鼻（小老baby，梁思同）狠结实，他娘娘体子也狠好，再过两礼拜，打算带他回天津一行。” 1926年12月10日，给思永信，提到他的生母，是：“你娘娘身体狠好”； 1927年1月2日：“思达，思懿，思宁三天前已经来了，今天午饭后他们娘娘带他们去逛颐和园”； 1927年1月10日：“思礼这几天牙痛，娘娘昨天带他去北京拔了一个牙”； 1927年2月16日：“因思达受手术，他娘娘离不开，没有去成”； 1927年2月23日：说思同很乖，“从来没有哭过，他娘娘晚上因为他累得不能睡，常常成天价进城，把他放在家里”； 1927年2月28日：“思庄给时姐（梁家一亲戚）的信，娘娘看见了狠高兴”； 1927年4月21日，给思永信：“你回来除见见我和你娘娘，及一二长辈，及上一上坟之外，恐怕一点不能耽阁了”；这个“阁”，也是同音异体字，“耽搁” 1927年4月25日，给思永信：“你娘娘回天津去一个礼拜，明天当回家”； 1927年5月5日，给思忠信：“在你二叔，你娘娘跟前也未提起”； 1927年10月11日，“思永主张在清华养病，他娘娘反对……讨论结果，思永拗不过他娘娘”； 1928年1月，梁启超住院，写信给思达说一些自己的住院情况，最后说：“这封信给娘娘看过后，便写信给姐姐们看”； 1928年4月3日，给思永：“许久没打牌，前天被你娘娘娘干涉才打了几圈”。 以上，梁启超给庶出的孩子们信中，提到王来喜，他们的亲妈，全部是称呼“娘娘”，嬢嬢。 与此同时，在所有给思顺和思成的信中，提到王，都是“王姨”——梁思超心里分得很清楚，王来喜生的孩子面前，叫“娘娘” 嬢嬢也许亲热一些，但自己最喜欢的2个嫡出的孩子面前，基本规矩一直保持着，也许客气，也许疏远，最常见的，称呼王姨。 梁启超1929年初去世后，王来喜生的那些孩子们就把“娘娘”改了，直接越过礼法叫“娘”了。但思顺和思成，没有资料显示他们也叫“娘”，梁家的资料保留下来不少，但迄今没见任何书信，或日记，或文章中，或可信的第三方，说思顺和思成，2个嫡出的孩子叫爹的小妾“娘”。如果真的如此，太拎不清了，看梁思成文章中言语用词的严谨，无法相信他会那么脑子进水。 按旧礼法，梁家嫡出的孩子，思顺和思成，在家中地位高于父亲的妾室。解放后梁启超的多年好友，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56年宴请梁启超家人，留下合影，其中陈叔通站中间，身侧左右是思顺，思成，思顺的另一侧，才是王来喜。
前排左起：梁思成，陈叔通，梁思顺，王来喜 后排左起：思达，思达妻子俞雪臻，思懿，思礼，思庄，思礼妻子麦秀琼，思永遗孀李福曼 照片中的主宾位置，都有讲究。离主人最近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宾客，陈叔通身边，是思顺思成，显然，在遵循礼法规则的社交场合默认思顺思成在梁家的最高地位。王来喜，虽然是思顺思成的长辈，但也只能靠边站。 如果她真的是梁启超夫人，应该是她家庭地位最高，是主宾，要站在主人陈叔通身边。 《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收录了几篇当年描述梁启超公祭仪式的报纸文章，其中提到现场的梁家亲属，只写梁家男女公子，思成领衔在国内的5个孩子，还写了林徽因，根本不见小妾王来喜的名字。 2-16，梁启超最后3年 1924年春天起，梁启超开始便血，查不到原因。到了1926年初，病情加重。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梁启超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于是去医院检查。但一直查不出原因，到协和拍X光片，在梁启超右肾发现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专家会诊，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是导致尿血的原因。 既然是肿瘤，医生就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术前跟病人本人及家属充分沟通过，梁启超愿意做右肾切除术。于3月8日入院。 1926年3月16日，手术进行。手术本身是成功的，术后没有发炎，伤口恢复良好。但手术之后，梁启超的便血仍在继续。协和医院查不出原因，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只能说这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1926年4月12日，住院一个多月后，梁启超带着未解决的身体问题，出院回家。 本来，梁启超的病需要卧床静养，但那时候，他不仅在清华国学院任职，还定期要到其他高校演讲，日程排得很满，此外还要写作。也许是过于操劳吧，梁启超的健康逐渐变差。 1925年之后，除了思顺跟丈夫驻加拿大，梁家有4个孩子在美读书，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梁启超很牵挂远方的孩子们，写信很勤，也表示很希望看到孩子们的来信。在通信中，梁启超偶尔提到王来喜，如上面2-15所述，对王亲生的孩子，梁启超称“娘娘”，对思顺和思成，梁启超称之“王姨”。 那几年，王来喜没什么特别的存在感，还是之前的老本行，照顾梁启超日常起居。有些信中，梁启超在末尾有一句：王姨要来干涉了，先写到这儿。 1927年，梁启超的状态还不错，他自己完全没料到后来病情发展会如此之快。那一年，王来喜的日子过的很舒服，经常跟梁启超还有其他朋友一起打牌，甚至梁启超想做学问，王来喜还拉着梁启超去打牌……王来喜本人其实很喜欢打牌，那张红木牌桌她一直带着，又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吧，跟委屈隐忍总是干活的形象不太符合 最后3年，梁启超的信中偶尔会提到王，一般都是关于家务琐事，比如：梁思成林徽因订婚仪式在国内举行，梁启超很慎重对待，王来喜主动去找人算了个吉日；后来梁林快回家了，王来喜把房子打扫一新…… 算黄道吉日这件事，严格说不应该小妾去做的，梁启超也许怕儿子儿媳不高兴，在信中特意提了下，说我们就领她的好意吧。如果是李蕙仙去做，梁启超绝对不会那么说。 反过来看，王来喜原本一直都是最规矩最老实的，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会逾矩？这种逾矩越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她对梁启超底线的试探？根据她在梁启超去世后的种种强势表现，实在有理由怀疑，她是想被扶正的，也若有若无地有些小动作，可惜梁启超再习惯她的伺候，也没有把她升位的打算。关键问题上，梁启超很清醒。 在梁启超生前，与王来喜相关的事就2件：生孩子，家务琐事。孩子梁启超觉得够了，不生了，于是就剩下家务事。对照梁启超信中出现的李蕙仙和王来喜，区别很明显，梁跟妻子有沟通交流，精神层面的，日常有互动，左手右手的老夫老妻的感觉；而王来喜，起码梁启超的信中看不到任何互动，当然话肯定说的，还一起打牌，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平等夫妻关系，一个上下主仆关系，特征依旧鲜明。 ———————————以下关于梁启超的最后一年，有必要交代一下—————————— 梁启超本来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起码对自己的60大寿（1935年，活人做寿算虚岁）很期待，他希望那时候自己最心爱的女儿思顺能够回家探亲。可惜，无常的命运没有让他如愿。 1928年春，梁启超健康每况愈下，血压不稳，便血，心脏也渐渐萎缩，还加上痔疮。再次入住协和医院，经过输血和营养针，情况好转，但治疗痔疮时又被灌“泄油”，弄得梁启超很痛苦。情况稳定后出院，梁启超辞去清华一切职务，回到天津家中静养。 因为梁启超的病情，远在欧洲度蜜月兼考察欧洲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缩短行程，于1928年8月中旬赶回家。看到一别4年的新婚夫妇，儿子儿媳，梁启超很高兴，几天后给思顺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和喜悦：“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思成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连老白鼻（4岁的思礼）也是一天挨着二嫂不肯离去。” 可惜喜悦的时间没过多久，病情再次反复。1928年10月中旬卧床不起，1928年11月28日再次入住协和医院。因为梁启超本人已经非常虚弱，医院的所有尝试都未能控制病情发展，入院50多天后，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下午逝世，享年56岁。当时，思顺，思永，思忠，思庄4个孩子在国外。 梁启超去世，是当年全社会的一件大事。社会各界纷纷发来唁电唁函，挽联，挽诗不计其数。1929年2月17日，北京，上海同时举办公祭仪式。“名流到者甚众，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称盛。” 梁启超被安葬于5年前他自己准备好的墓地中，于夫人李蕙仙合葬。墓地具体安排遵照梁启超之前的要求：“立一小碑于墓门前之小院子，题新会某某暨夫人某氏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年月日，各享寿若干岁，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赞善浮辞悉不用，碑顶能刻一佛像尤妙。” （1925年10月4日） 梁启超很清醒达观，也很明智大气，赞善浮辞悉不用，功过自有评判，无需碑文多言。和武则天的无字碑如出一则。只有内心充分自信且豁达之人，才会如此安排身后事。 梁启超关于身后事的安排，完全没有涉及王来喜。梁启超也没有任何遗言遗嘱，提到王来喜。梁启超对这位侍妾态度如何，还需要再多说吗？是像林洙YY的那样，梁启超把爱情给了王来喜这个第二夫人？梁启超的爱情就是留下一片空白？ 2-17，小白花陡变大灰狼 梁启超去世了，不管亲属如何悲痛哀伤，活着的人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在梁启超生前，很明确地表示过，梁思成是他的继承人，梁思成是事实上的梁家嫡长子，这么做合情合理合法。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订婚礼仪，就是按照梁家宗族宗子的身份来的。 梁思成林徽因婚后回到国内，梁启超记挂着让他们去家庙告拜，完成礼法上成婚的手续，也表示，从此梁家有了新的宗妇，即林徽因。梁启超夫人已去世，按规矩，梁思成的夫人就成了新的梁家女主人。 梁启超葬礼上，梁思成林徽因披麻戴孝，以第一家属的身份，向众人答谢致礼。在讲究礼法形式，规矩谨严的葬礼上，这等于无形中宣布了从此后梁思成在梁氏家族的地位。 梁思成做为新的梁家男主人，理应由他继承遗产，也继承父亲的遗志。但是，情况出乎很多人意料：梁思成居然一点父亲的遗产都没拿，他后来的生活，完全自谋生计，靠自己的工资收入立足。 这一点，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很多知道的人也许刻意回避了。梁思成50年代末期为了向新政权表达赤诚忠心，写过一份自我小传，里面写到：父亲梁启超去世后，自己没拿过家里的一分钱，一块砖，一片瓦……考虑时代背景 写作背景 个人风格，梁思成那份自传，可信可靠。 既然梁思成一点没拿父亲遗产，那么很自然的问题：梁启超的不算少的遗产，谁拿了？ ——8卦群众最喜欢看争产大战了，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也是人品的试金石，其他时候说得再是花好稻好山青水绿都没用，在财产面前的表现才是本质。 梁启超的财产，不归继承人梁思成，全部被侍妾王来喜所得！！！ 对，就是那个一直柔弱堪怜，委曲求全的小白花，还记得前面的画风么？面对其他仆人的嚣张，她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还哭着哀求梁启超不要发作，以维持家庭和睦稳定；面对李蕙仙的诸多要求，她也是完全执行，毫无怨言…… 但是，随着梁启超逝世，20多年的柔弱画风，陡然生变，变成了大灰狼，把梁家嫡子兼梁族宗子完全排除在外，自己拿到了男人留下的所有。 梁启超留下多少财产，梁家人一直没具体说清楚，但汇总各方信息，光不动产就至少3处： 1），天津的房产，后来做为梁启超故居，现在的梁启超纪念馆，民国初期从日本回国后梁家的主要住所。 其中一幢是这样的，上世纪20年代建造，梁家人称之“新楼”，建好后梁启超的书房，卧室一直在这里
另一幢是这样的，1915年建造，梁家人称之“老楼”或“旧楼”，新楼建造之前，梁家人都住这里
2幢房子都是哦，占地太广，合影只能拍个局部，2幢房子当年都属于梁家 2），度假胜地北戴河的一幢2层小楼，及周边大片土地。 梁启超于1025年8月15日以1万大洋的价格从章宗祥手中购得（对的，就是那个因为签订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时期被学生爆打的章宗祥）。 北戴河的2层小楼大开间有8间，面积都很大，另有小屋4间，下人房，厨房，浴室等7间，周边土地18亩，转让出售时还附带房中家具。梁启超很喜欢那个房子，说光那些家具就值3000了。 这幢房子从得知售卖信息，到最后完成交易手续，只用了半个多月时间——1万的交易额，那么短时间就决定购买并成交，且现金交易非贷款，梁家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大约等于现在的140万） 3），北京西山卧佛寺边的大片土地。梁家买来做墓地，梁启超和夫人李蕙仙的合葬墓就在那里。之后，梁启超的弟弟和妻子，梁启超1932年逝世的儿子思忠，也葬在那里。 梁启超生前，买有很多公司的股票，每年有利息可受；他还把家中的闲钱交给女儿思顺打理，25年思顺的丈夫周希哲任驻加拿大领事，工作之余也自己做生意，梁启超前后几次投入的资金是数万元； 梁启超生前的主要收入一是任职的工资，演讲的劳务费，二是稿费，书籍出版的版税。前面3项本人去世后没有了，但书籍版税还是有的，书卖得好的话，这笔收入一直都会有； 除了以上，梁启超和当年绝大多数文人雅士一样，喜欢收藏。梁启超1912年回国不久，就在百忙中去逛了琉璃厂，买一些前朝古画，书籍等等。后来随着他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尤其是后来完全转身从事国学著述，这方面的爱好肯定更甚。梁家收藏的那些古玩，字画，古籍，也是价值不菲。 综上，梁启超的遗产至少包括：2处房产，1处地产，公司股票（金额数千元），投资理财的本金（金额数千元），书籍版税，收藏的古玩字画古籍等。 天津梁家的房产之一，上面图片第一张，梁启超曾打算开价4.5--5万元卖掉，可见它的价值。 收藏品不算，其他遗产价值最保守估计10万肯定有的。当年的10万元是什么概念？——与现在大约相差140倍，今天的1400万。 上世纪20年代的物价水平是——北京大米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毛钱。M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工资8元，已经可以够生活了。北京4口之家每月伙食费12元，已经可以达到小康水平。1929年，北京小手工业者，每个家庭每年大约200元就足以维持生计，平均每月17元。 而梁启超家，从信件可知，梁家的开销基本都以千元计——梁家在社会上是何种消费层次，不言而喻。哪怕不看数据，光看天津那2幢小楼好了，住在其中的人家，是怎样的经济实力，大家心中都有数。 那么一笔为数相当客观的遗产，梁思成什么都没拿，全部归了王来喜。 忍不住想：梁思成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神圣的境界啊，林徽因能对此一言不发，安然接受，什么气魄胸怀啊！起码很多人做不到吧，梁林2人30年代初回到北京，自己都是租房子住，梁家那么大的房产，居然没他们份了说……王来喜，绝对需要刮目相看。 半个多世纪后，梁家后人为了给王来喜洗白，第一完全不提王来喜得到全部财产，第二说梁启超留下的遗产不多——究竟多不多的，看看上面最外围的简单总结好了，大家自己想到底多不多。 有些脑残作者，不知哪儿让他们觉得感动了，很煽情地说：梁启超去世后，王来喜以柔弱之身，毅然承担起抚养9个孩子的重担，BALABALA……帮帮忙哦，先算算清楚梁家各位孩子的年龄好么？梁启超去世时，女儿思顺自己都已经有4个孩子了；梁思成也结婚了，林徽因已怀孕，马上要有自己的孩子；还需要王来喜抚养？思永，思忠，思庄都已成年，王来喜抚养的，只是她自己那拨小孩子，何况，最最重要的，她得到了梁家全部的财产，那是怎样的一笔钱，当年是怎样的物价水平，脑残作者知道吗？不要莫名其妙就瞎YY，乱煽情！ 2-18，当家作主新画风 拿到全部财产的王来喜，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现在搜索她，名字都是王桂荃，说是梁启超取的。但没看到任何相关记录，只看到梁启超叫她“来喜”。不过，鉴于她前后画风差异太大，后期就用王桂荃的名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梁家众人的生活，仍延续维持了社会上流阶层的水准（就算上流未达，中上肯定有的），生活富足优裕。说王桂荃含辛茹苦带大孩子的可以洗洗睡了，人家梁家照样厨师保姆男仆女佣的，不要把底层劳苦大众的寡妇模式强加到富婆王桂荃头上。 每年夏天，梁家众人都会到北戴河避暑。 梁思成林徽因30年代初结识了费正清夫妇，一见如故，友谊发展很快。因此，有一年夏天，当梁家计划再次去北戴河避暑时，林徽因希望能邀请费正清夫妇一起去。 梁家在北戴河的房子，前面说过了，8间正房，面积都很大。根据平面图，当初的设计，梁启超，王来喜各占一间（梁和王的房间分处楼上楼下，还离得很远），梁家的男孩子们一间，女孩子们一间，客房2间，也分男女，思顺有单独一间，还有间忘了是谁的。 这么宽裕的住所，邀请一对好友夫妇去小住，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王桂荃居然不同意一刚…… 那个对着仆人，都一味忍耐委曲求全的王来喜，这时候却非常强势，就是不可以。还说邀请外国人去不方便。 又不是只邀请男人，人家是夫妇，一起去的，会有什么问题？哈佛大学系主任的女儿女婿啊，也算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了。再说，梁家跟外国人打交道还少吗？ 在日本就住了十多年，当初梁启超流亡海外，家人能顺利出国团聚，英国使馆出力很多； 思顺跟丈夫常年驻外； 1927年国内政局不稳，梁启超考虑再次去海外避开纷扰，于是打算去美国或加拿大住段时间看望孩子，在考虑带上王来喜和最小的孩子，还是全部家眷都带上，那时候也没见王来喜拒绝出国，拒绝跟外国人接触啊； 再后来梁启超生病，德国医院，美国医院，日本医院，进进出出都算常客了，还忌讳外国人？ 为林徽因叹息一下，梁家宗妇啊，居然这件事都搞不定，凭什么要听王桂荃的话呢？梁启超又没遗嘱说从此梁家由她当家。梁启超在时，她一味以柔弱示人，等梁去世，立马变脸，这是怎样的隐忍和爆发啊……跟她相比，林徽因才是完全忍气吞声的包子。 梁启超去世没多久，王桂荃就卖了天津2幢房子中的一幢，把老楼卖了。12年后，因为坐吃山空，又把剩下的那幢出租，她自己在房子后面新建了一幢2层小楼，搬去住。新建的小楼每层主屋3间，上下共6间，辅房什么不算——看看这个折腾劲，都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她居然还有心情建房？！ 那些卖房的，出租的收入，梁思成完全没份，全部归王桂荃。 天津房子的样子，上面有图片，可以想象它的价格。卖房的数万元给普通人家用，可以用100年了吧，王桂荃居然12年就花光了，需要出租另一套房子以求收入，她是怎么个开销啊？有人说她节俭，我喜欢数据说话，卖房的钱，时间年数，怎么算王桂荃都肯定不节俭，否则钱去哪儿了？ 而且，如果真的经济困难，何必再造新楼，租个房子不是可以省很多？ 后来，战争期间，时局混乱，梁家也遭到一些干扰，有军队的，也有社会上的。面对那些，之前只知道哭的王桂荃，现在完全不哭了，很大无畏地站出来对那些外来者说：这是梁启超的住宅，如有毁坏你们要对一切后果负责。 不是说王桂荃这番姿态不对，本来是可以鼓掌的。但2个问题： 1，联系她之前20多年的画风，让人觉得十足的分裂。之前让她去叫男仆的妻子起床都不敢，现在居然敢跟军队兵痞子叫板？人可以转变，但绝对不会是这种南北两级的变法。唯一的解释，就是她之前都在作小服低，一旦有了机会，就不再隐忍，完全释放自我； 2，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完，还以为她要跟房子共存亡呢，结果没多久，她就干脆利落地把房子卖了…… 40年代，战争胶着期，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李庄的穷乡僻壤困守着，家境清贫到朋友要自发赞助了。王桂荃在天津，至少还是2层小楼住着，仆人用着，衣食无忧。据说她后来信佛了，她能心安吗？占着不该自己得的财产，反而是梁思成一家贫病交加……真的信佛，如果有来世，她如何去面对梁启超？ 2-19，利落卖房，北京置业 按事实看，王桂荃对梁启超，也没什么大感情。 一般男人留下的房子，而且在其中住了几十年，总归有感情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放弃。比如现在杭州西湖国宾馆的前身，是晚期进士广州豪绅刘学询的私家园林，人称“刘庄”。刘学询1935年去世后，他的姨太太带着孩子住在里面。那位姨太太也是没收入的，解放后，为了保留房子，变卖首饰及所有值钱的东西，以支付高昂的地税。最后实在无力承担，才不得不交出了房子。也不是卖掉，而是给了国家。 而王桂荃呢？天津的房子之前就卖了一幢，解放后，把另一幢（严格说是2幢，1幢新楼，1幢她40年代初建的楼）也干脆利落地卖掉了。家中梁启超的那些书啊，手稿啊，给了一家大学，一家图书馆，反正都处理掉了。然后，自己拿着钱，轻装上阵，在北京西单买了一座四合院，从此定居北京。 西单啊，二环内，离紫禁城散步都可以走到，多么黄金地段。当年各界众人回到北京，北京的房价不便宜。据很多人记述，不要说购买了，就是租借，都费用很高，普通人承担不起。但是，王桂荃就是这么大手笔，出手就是整座四合院。那些几十年后无聊脑补，为她叫苦哭穷的人，知道这些吗？ 后来，王桂荃亲生孩子思达全家回到北京，没有住处，就住在四合院里，最小的儿子思礼没房子，也住在那儿……反正看来看去，没有看到李蕙仙的孩子享受到什么，只有王桂荃的孩子，能干的妈妈为他们保驾护航。 2-20，晚年王桂荃 49年后，梁家的孩子除了思宁在山东，其余都回到北京。王桂荃从此过上了老太君的幸福生活。 反正新社会了，旧时的规矩统统作废，她生的孩子全部叫她“娘”了。也因为新社会，且男人和正室统统早已作古，她从前总是低人一等的身份彻底翻篇，从此扬眉吐气。一座黄金地段的四合院，养养猫，看看景，王桂荃的生活惬意无比。 整个上世纪50年代，留给后人的记忆非常纯粹。那些亲历者无论言辞，还是文字，传达给后来者的信息都是：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建设祖国的时代，全社会都怀着最饱满的热情，各行各业，都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国家建设得赶英超美。很多解放前从来不工作的富家太太，也纷纷到街道社区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那是一个工人阶级无上光荣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桂荃再次令人意外——1957年，她以70多的高龄，不远千里，从北京到杭州，游山玩水去了！后来，还去了黄山……是她自己去的，不是跟子女一起 王桂荃的故事，给人的直观感觉，是怪异，画风不对，有时是她自己前后期画风不对，有时是个人与整体画风不对。比如： 之前她期待着新生命的降生，梁家众人在哀泣主母的病苦； 后来她再一次大了肚子的期待喜悦，梁启超割了肾脏很虚弱地为病痛所困； 现在她悠哉悠哉旅游闲逛，全国民众在苦干狠干建设国家…… 不是说非得让她也去参加劳动，只是觉得，梁家后人既然主观上非常想突出她的好，想要把王桂荃塑造成——勤劳善良朴素坚强的中国旧时代女性的优秀代表，那么，能不能找一点更有说服力的素材？提供一些更能让人引起共鸣的细节？ 57年能那么大老远地去旅游，怎么都无法跟“勤劳善良朴素坚强”这些意义有效结合，也无法反映她的“委曲求全任劳任怨”，反而是很典型的资产阶级享受风啊，请解释一下，在50年代，这个行为如何进行审美意义的提升？ 关于王桂荃解放后的生活，梁家后人没说什么，这么与大环境不协调的画风，应该是实在说不出什么吧。有个细节：梁家有张红木的麻将桌，王桂荃一直很喜欢，把新楼出租时，其他家具都没动，这张麻将桌带去自己的屋子；后来把天津的房子都卖了，到北京买下四合院，这张麻将桌又带去了北京新家。 很合理的联想：王桂荃把麻将桌带去北京，总不至于是为了闲置，肯定还要继续派用场。有些打麻将的人迷信，觉得某个物件顺手，就会一直用着不换。王桂荃在北京的日子，肯定也是经常打麻将的。 手中有钱，身边有房，麻将搓搓，各地逛逛……这样的逍遥日子，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都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舒适生活。那些还在同情王桂荃生活艰难，日子不易的，真的好省省了，人家比你幸福多了，也比你奶奶外婆幸福多了，你家有北京二环内的四合院吗？你家祖父辈上世纪50年代有闲钱闲心出远门去旅游吗？ 文*革后，王桂荃的好日子结束。做为跟梁启超有直接关系的她，不可避免地被批斗。四合院被没收，据说其他财产也被没收——换个角度说，她手中东西还有不少。 她搬到一间小屋子，被安排参加劳动：扫街道。客观说，相比那个混乱年代的种种悲剧，王桂荃这样的，不算很糟糕。起码没打她没关押羁留她，也没逼她反映问题写材料。劳动么，全社会都在劳动，她的前半生也是劳动。 王桂荃1968年去世，终年82岁。她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因此她的遗体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有点过分了，几乎难以想象。那时候，再是有罪的人，去世了一般也会通知家属的，何况王桂荃情况远远不是那么严重。在北京王自己生的孩子就有3个，还有个据说跟她感情很深的思庄，王又不是住在偏远地区，真的孝顺，几个孩子排个时间表，轮流去看一看总是不难的。每周一次，也才一个月轮到一回，找什么时代的借口呢？……明明自己都没把亲妈放在心上，几十年后却又一副极其缅怀的姿态，人心啊……何必…… 三，草木无言，身后纷扰 王桂荃1968年去世，具体日期她孩子都不知道，遗体也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之前还能勉强找个时代的借口，那么WG结束后，如果真的有心，总该做点什么了吧？很遗憾，梁家后人没有任何举动。 WG1976年结束，当时思顺，思成，思永都已经去世，在北京的梁家子女为：思庄，思达，思懿，思礼，另一个女儿思宁在山东济南。除了思庄，其余都是王桂荃所生。 时代恢复正常10多年了，那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王桂荃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妈妈，做过什么。 1981年春，思庄脑血栓引起偏瘫，从此丧失行动能力，语言能力，智力如幼儿。5年后逝世，终年78岁。思庄的人生比较悲剧，26岁结婚，结婚2年多丈夫就突发病逝了，留下一岁多的女儿。之后，思庄一直靠自己工作养大女儿，没有再嫁。丧偶50年后，1986年，梁思庄去世——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爱，和坚守的故事，比较心酸。（希望所有人最好别遇到……） 大概国家也体谅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孤独和凄苦，思庄去世后，被允许安葬在父母身边。 梁启超墓地在内的那片梁家墓区，1978年被梁家子女捐给国家。当时墓地已经非常荒芜，所幸WG期间，那片地块属于军管区，因此避免了遭到破坏，梁启超和夫人的合葬墓大致完好。本来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思庄1986年去世，仍被获准安葬在那里，国家还是有人情味的。李蕙仙去世前最不放心这个小女儿，最后，孤苦一生的女儿回到父母身边，和父母永远在一起——还算令人欣慰的结局。 国家对梁思庄的体谅，引发了后来的一段纷扰。 随着经济腾飞，全国各地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充分挖掘本地名人成了各级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有的地方甚至直接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1993年，广东新会梁启超的老家，隆重纪念梁启超诞辰120周年。凭心而论，梁启超在近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新闻史上的地位，就算不是第一，也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他一生横跨政治和学术两界，文笔汪洋，著述恢宏；本人私德也不错，起码比老搭档康有为好太多了。这个纪念大会完全值得。大会按惯例邀请了梁家后人参加。 一般这种活动，对与会的各路人员，接待得都很热情周到。对于几十年平凡生活的梁家后人来说，也许感受到某种心灵冲击。内心不平静之后，就有了点想法——他们想为自己的妈妈王桂荃修座墓，以缅怀先人。 他们妈妈已经去世25年了，之前他们全部没想起来缅怀她，起码任何行动都没有，突然之间，就想修墓了。本来，想修墓也不困难，选个陵园买块墓地就是，但王桂荃的孩子们，跟她一样很有想法，他们不要普通的一般的墓地，他们想要把王桂荃的墓建在梁启超的墓地旁边。 这个，有点过分了，文物保护单位，能这么随心所欲吗？何况，王桂荃仅为妾室，按规矩说根本不上台面；梁启超生前也没有任何表示要死后让她在自己身边；王桂荃后来也没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以上种种，是很明显的王桂荃的硬伤，但她的子女，大概遗传了她的敢想敢为，又或者，他们觉得梁启超的招牌应该管用，反正，他们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了申请。 大概几年前思庄的安葬让王桂荃的子女们看到希望，觉得既然思庄行，王桂荃应该也行。 还能再一叶障目点吗？思庄官方是什么身份？王桂荃什么身份？梁思庄是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在中国图书馆学这个门类上，思庄算是元老，有切实的贡献，也有北京大学的依托，再加上她的确人生凄苦，只有一个女儿。按老法说，女儿结婚之后，今后就不能给她祭拜了。为了不让思庄死后也是孤寂，让她回到父母身边，这是一种体谅照顾安慰，是特例。王桂荃凭什么那么要求呢？ 换个角度看，王的子女为自己亲妈争这个梁启超身边的墓地位置，完全就是古代庶出孩子为自己姨娘请诰命的举动啊，动机，行为，都高度一致。 如果真的只是为了缅怀母亲，墓地建在哪儿都能缅怀，难道非要在梁启超身边，才能更缅怀一些？何况，之前20多年，完全没见他们有什么缅怀的举动，等到别人纪念他们爹了，他们才想起来缅怀自己的妈？ 这是缅怀还是虚荣？是真的缅怀，还是想为自己亲妈争一份体面？ 如果王桂荃的墓地建在梁启超墓地边上，去祭拜梁启超的人们，难免都会经过，拜不拜另说，起码会看一眼。从此，人们不会只看到梁启超和夫人的合葬墓，还会知道，梁启超有那么一位对梁家有过极大贡献的第二夫人。 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真是说不出的别扭，擦边球也不是这么打的，帖子一开始就说了，梁启超只有一位他承认的夫人，哪来什么第二夫人，既不是续弦，也没有扶正，甚至最初仪式都没有的，算什么“夫人”？不要说以前想当“夫人”得走多少程序，哪怕到现在，法律也不承认睡了生了孩子就是夫妻关系啊 王桂荃子女递交了申请，国家还是有脑子的，拒绝在梁启超墓地边为王桂荃建墓的申请； 王的孩子们不甘心，四处活动，国家顶住了各种说项，继续拒绝； 王的孩子们多番努力，终究无效，最后，梁思礼出马。 梁思礼当时已经是航空航天界资深工程师，有贡献，以这个身份为凭，梁思礼给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Z G写信，再次提出申请； 这回上层研究了一下，最后给思礼面子，建墓地还是不允许，但提出另一种方案，说，允许你们种一棵树，来纪念你们母亲王桂荃。 老实说，第一次看到这番周折，真觉得国家还是蛮有水平的，坚守了底线，又比较灵活。不过，种树这个，真是……还不如没有呢，梁启超和夫人李蕙仙好好的在合葬墓里躺着，旁边一棵树，不正是丫头站在一旁伺候主人立规矩的形象么？王桂荃好不容易等到男人和正室都去世了，她翻身当家作主，居然几十年后又要被立规矩？ 也许，王的孩子们重点也不是树，而是碑文。国家允许他们种树之后，在树旁立一块碑文，简略介绍王桂荃——这个，应该才是王的孩子们最关注的，要流芳百世的呀…… 王桂荃的孩子们虽然自己破坏规矩，早早就叫“娘”，但到了对外时刻，倒想起礼法规矩了。这个碑文，他们自己不写，却让梁思成的孩子写。梁思成是梁家嫡系，当年也是梁启超指定的继承人，只是被小白花弄得完全靠边站了。现在，当他们要为王桂荃盖棺定论的时候，倒想起嫡系的份量了。 王桂荃的孩子们可以写，但出自他们之手的文字，只代表庶出，只有梁思成孩子写的碑文，才代表梁家嫡系对王桂荃的认可和肯定。他们一开始应该是找的梁丛诫，毕竟男性，份量更足。但很奇怪，梁丛诫没参与，不是梁丛诫不会写，他为自己妈妈林徽因写过很多文字，文笔很好。但最后文字定稿的是梁再冰，大概再冰好说话一些。 之后，在梁启超和夫人李蕙仙的合葬墓边上，种了一棵树，称“母亲树”，树前一方卧碑，文字介绍王桂荃人生履历，当然极尽褒扬之辞，当然也绝对不会说，她把梁家嫡子踢到一边，自己拿了男人留下的所有财产。关于梁王二人关系，碑文说：第二夫人……在日本期间与梁启超结为夫妻…… 梁启超如此大贡献，墓碑反而清清爽爽，赞善浮辞悉不用，只有姓名籍贯生卒日期； 王小妾这样的保姆型繁殖型妾室，全中国不说上万，几千几百总是很好找的，反倒碑文洋洋洒洒…… 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人生漫长变幻，人性幽暗曲折…… 有些故事，只觉得倒胃口。 四，权威版本，唯有夫人 梁启超1929年去世后，亲属师生朋友打算做两件事： 1，编辑《饮冰室合集》，梁启超的作品集； 2，编辑《梁启超年谱》，为今后写梁启超传记做准备。 当时，由思顺，思成署名登报说明情况，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的手稿信件，诗，词，文，电的抄件或复印件等，半年时间就收到大量资料，仅信件就有2000多封。1936年完成初稿《梁启超年谱长编》，约67万字（开始100多万字，后来压缩到67万）。油印50套，分发梁启超的家属好友征求意见。 因为时局战乱，很多年之后才完成修订版，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梁启超年谱长编》，70多万字。是学术界关于梁启超思想，研究，著述，家庭生活信息的最权威版本。 对史学界来说，这种《年谱》的编辑，形式和内容都有讲究。注意了一下书中所选照片，关于梁启超本人的当然最多，除了人生各主要时期的形象，还有梁的书法，手稿等。另外，有一张夫人李蕙仙早年与3个孩子生活照，还有梁启超和夫人李蕙仙合葬墓的墓碑。王来喜踪影全无。 再看内容，关于梁夫人李蕙仙，《年谱》中有不少信息。 梁启超和李蕙仙订婚，结婚，时间，缘由，全部有交待。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提到和妻子结婚，是很嗲的一句话：“夫人于23岁归于我”。（梁启超笔下都是虚岁） 关于李蕙仙的病情，《年谱》中多番提及。其中全文附录梁启超本人所写的《悼启》，李蕙仙的生平总结，类似简略版本小传。也全文附录梁启超于李蕙仙安葬仪式前所做的《祭梁夫人文》，在记述夫人李蕙仙的生平功绩之外，也偏重文学色彩。 在两篇文章之前，编者加注：“梁夫人卒，先生哀痛万分”，并且说，“梁夫人生平美德和先生悲痛情形”，通过文章可见一斑。 另外，《年谱》中也收入了梁启超在妻子逝世后给《晨报》增刊写的文章，记叙自己面对妻子从发病到病重到逝世，悲伤哀痛的心情。文章前加编者按。 梁启超每个孩子出生，《年谱》在当年所有内容的最后面，会写上一句：是年某月某日，顺序 子/女 名字生。在孩子出生的信息后面，没有生母信息。李蕙仙所生长子无具体日期，只写1897年秋。 庶出的孩子一样记录，但妾室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在《年谱》中。不过，《年谱》中收录了梁启超的很多信，信件原文中有偶尔几次提到王来喜，比如：生下思达后，梁启超在写信说，问问王姑娘要什么，等明年开春通航了赏她。 至于如今被到处转载的那句话，“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年谱》中没有收入。 看得眼睛都快花了，又找到一处：1924年8月12日，李蕙仙去世前不久，梁启超给朋友的信。《年谱》收入这封信主要为了说明梁夫人病重去世前夕，梁启超忧愁狼狈的状态。说病情很残酷，左右不能离人，思顺自己还有3个孩子，心挂2头，已经生病了，梁启超打算10天或半个月要实行换班，轮流陪护。 这封信中，有关于王来喜的几个字：“思永既行，小妾又临月，现在已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且其母亦已知之，日盼归期。” ——信写于8月12日，王来喜快生了，她于8月24日生产。这里，是唯一一次《年谱》中明确提到梁启超有个妾室。但也只是说“小妾”，具体的名字没有。 尽管王来喜生了至少10个孩子，还是没有在关于梁启超最权威的生平史料中出现。妾室，在旧时礼法下，就是这样的地位，完全不上台面的。跟正室夫人，不是一个等级。 《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李蕙仙和王来喜的存在对比，最好地说明了当年李王2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以及，在正统学术界，主流评论界的研究者心中的不同位置。一位是梁启超情深意切的原配夫人，生平经历去世，都要记一笔；另一位小妾，是谁？哪来的？没人关心，也没人当回事。 字数限制放不下， 梁启超病情，林洙的胡说八道：https://www.douban.com/note/609097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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