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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傅山 行草昨日帖

 暮云深 2020-01-05

傅山

(1607-1684)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汉族,山西太原人。明诸生。明亡为道士,隐居土室养母。康熙中举鸿博,屡辞不得免,至京,称老病,不试而归。顾炎武极服其志节。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著有《霜红龛集》等。一些武侠小说里,傅山被描写为武侠高手。他是著名的学者,哲学、医学、儒学、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据等无所不通。他被认为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在当时有“医圣”之名。

行草昨日帖

尺寸:16.5×26.5cm×10

创作年代:1660年

款识:庚子四月东新院书与车子藏之,侨山。

钤印:傅山之印

拍卖时间:2011年春季(匡时)

成交价格:4,830,000.00 RMB

清 傅山 行草昨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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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傅山 行草昨日帖
清 傅山 行草昨日帖

备注:

鲍振镛、黄石斜、沈尹默等题跋。宏远深明 荡涤尘俗—傅山《行草昨日帖》赏析徐建融傅山行草《昨日帖》,十开二十页,书于“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时傅氏五十四岁。书付“车子藏之”,车子未知何许人?待考。当是与傅氏志气相投的热血青年。末页边缘有“青主墨迹,奕纯审定并题”隶书,奕纯,应为清末的皇族,与皇六子奕为同辈。封面有云溪题签“啬庐墨宝”隶书,钤“宝泉之印”、“饱汉味斋”。按,道咸年间有山东邑庠生于铭书字“宝泉”,擅仿刘墉书,此书体质朴似之,但他并无“云溪”之号和“饱汉味斋”之室,一生亦未曾有到过山西、京津的行状,似无可能题签此册。又,民国年间有天津陈宝泉,历任政府教育部门要职,有可能接触到此册,但他同样没有“云溪”之号和“饱汉味斋”之室。后跋四开八页,分别为“庚申(1920)仲春月鲍振镛识于并门”、“戊辰(1928)仲春郢人黄石斜”识于并门、“中华民国廿八年(1939)六月十八日尹默”识。沈尹默自是显赫的名头,但鲍、黄两家均未及考得其人。不过,三家题跋中均提及的收藏家“药痴”,却是民国间有名的人物,名孙奂崙(1885—?),河北玉田人,字药痴,号庸斋,宣统元年(1909)拔贡,分学部供职,1911年任东亭知县,1914年后历任山西洪洞、阳曲知县、冀宁道尹,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河北、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9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42年后任铨部秘书,至1948年7月免去。于山西文物尤多关注研究,编有《洪洞县志》。傅山临传褚遂良的《枯树赋》即曾归他所有。以他的经历和爱好,收有此册,并与沈尹默等有交游,自在情理之中。1928年前在山西任职,故鲍、黄均跋于并门;1939年后任职北京,而当时沈尹默也在北京,题跋此册十分可信。最后附有沈尹默题毕此册后给“药痴”的信札一通。如上所述,反映了晚清、民国年间此册在山西、京津间的庋藏情况。此帖的内容,是臧否人物,直抒怀抱,于高节畸行,敬爱有加,若有馀慕。正如沈跋所说:“冷热见隐,无乎不可,唯以有志无志为衡。具此宏远深明之见地,始可以臧否古今人伦而无愧。日对此种笔札,已足荡涤尘俗。”盖明末士风大坏,文人无行,青主乃独持气节,中流砥柱。论者以为“是大有功于名教也”(郭铉)。犀利的文风,慷慨磊落,诚如其自述,“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至于转危为安,救亡使存,实欲匡救危危之主,其精神全在乱世乱君上用之”(《百泉帖·鬼谷子中经》)。当时的傅山,正奔走于反清复明的大业,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历九死而无悔,浩然正气的人格精神,洋溢在字里行间,足令那些贰臣们难逃良心的谴责。此文查《霜红龛集》未见,应是即兴为车子所书,后人辑印文集时未能得到此书帖的缘故。但文集中对云台二十八将、郭林宗等的论述,与此帖的辞风、文气、精神正相一致。本帖行略带草,书风学米芾,与《蜀素帖》、《苕溪诗帖》相较,可以看出明显的渊源关系。青主自述学书的过程,八九岁临钟元常,少长临“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破邪论”,最后写鲁公“家庙”、“争座位”,进而又临“兰亭”。又说,二十岁左右,于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后学赵孟頫遂欲乱真,行大薄其为人,恶其书媚俗无骨,复宗鲁公而苦为之。几种不同的说法,都没有提到学米的。但其实,米书在他一生的书学中,毕竟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帖是一个见证,其他如同一时期所书的《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帖》、《丹枫阁记》等中字或小字,都可以作为印证。因为,米书那种强橹快马,所当穿彻的气势,跌宕超迈,沉着痛快,与他的禀性实在是大有契合。不过,他的学米又显然不同于米,而是消解了米书的张扬,糅入了颜书的端庄,在用笔的速度上,明显有所减缓,从而加强了笔墨的含蓄敦厚。诚如沈跋所说,明清之际,傅青主、王觉斯于米芾造诣尤深,而“傅得其清淳,王得其峻拔,兼得其偾张。二人之才性学养有异,其所得遂自不同。今观之孟津晚岁,虽备极精能,然以骨气不清,格韵终远逊于青主。青主落笔纯任自然,而能淡定,为不可及也。”沈札并自述:自己“作书往往惊疾,少雍容意,自是学养不足所致。题此册后允为汗颜,如何,如何?”可见,他也是从此帖中大有获益的。青主的书法,为世所称的是他夭矫奔腾、一泻千里的大字狂草书,大体多开始于六十岁前后。较之此前的作品,似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于从容淡定中见磊落慷慨,此后,于磊落慷慨中见从容淡定。对于这一变化,如果结合他的身世来分析,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之前,他激昂偾张地奔走于世事,从明末的为袁继咸“伏阙讼冤”,到清初的反清复明,“兴亡著意拼”,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其人品如狂草,其书品却多行楷。此后,由好友白孕彩所供养的作为反清复明旗帜的一个朱明宗室愈养愈痴,令人失望,终于复归平淡,闲适从容地行医济世,著文做诗,畅神书画,其人品如行楷,其书品却多作狂草、奇字,包括他“四宁四毋”的观点,振聋发聩,也是在晚年提出来的。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人是有不得已的,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而言之。中国文化向来分为正奇两脉,清真雅正,狂肆奇崛,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奇行为根柢,则正书不致沦于拘,以正行为根柢,则奇书不致失于野。倘不明就理,以不得已为心向往,以“四毋”之畸行辅“四宁”之奇书,没有不坠入魔道的。六十岁前的傅山,以力挽狂澜的奇崛之行所要实现的是河清海晏的理想,这一理想,尤其可以从这册行草《昨日帖》的书风中窥见。所以说奇崛不是狂怪。而六十岁后的傅山,以海呼山啸的奇崛之书所要发泄的是理想破灭的痛苦,这一痛苦,我们同样可以从他平淡的行径中窥见。所以说,平淡不是乡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河清海晏的今天,行草《昨日帖》不仅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历史上的傅山书法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书品、人品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是一个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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