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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渡海路线图 “日本收藏中国”这一议题既广博又精深。其中触动人心之处，不仅仅在于日本人将中国的器皿、服饰、饮食、建筑、制度、仪轨进行了精心地借鉴与保存，还在于这些行为背后体现出了代代接续的持久恒心，继而在惜物、爱物的善念下，缔造出了千百年间大洋两岸的山鸣谷应、薪火相传。此外，尤为可贵的是，日本在收藏中国的同时，也不忘时时回望自身，并且细心又笃定地将本民族的审美与意识编织、注入到整理中国的行为中。以至于在全球范围里，经日本这一“滤镜”收编过的中国文物谱系，常常具备持久的价值、鲜明的辨识度以及独特的美学趣味。
《石渠宝笈》记载为陈容六龙图（左）醇王府卖与山中商会的六卷古画字据（右） 近年来，频频曝光的中国古美术大事件，多少都与此有关。比如，2017年纽约佳士得拍场上，日本藤田美术馆专场出现了多幅《石渠》续编著录的珍贵中国画作，其中包括署名为南宋陈容的《六龙图》，这为存世量稀缺的早期作品增添了可探讨的墨迹实例；又如2018年曾造成一时轰动及拜观热潮的临宇山人珍藏，其中出现了市场上极少流传的宋代定窑黑釉斗笠碗，它曾一度由东京古董商“千秋庭”经手、日本万野美术馆收藏，品相较为完好，且流传有序。而流失日本、相传为苏轼唯一绘画真迹的《枯木竹石图》，也在同年惊现拍场，这幅画作虽颇受教科书青睐，但原作却杳无踪迹，此次现身为专家学者重新考量其鉴定意见，提供了宝贵的契机。此外，在今年博物馆的公共展示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开年大展，不仅悉数呈现了多幅日本藏王羲之名笔书帖，也首次披露了隐匿许久的传奇中国画作——北宋李公麟《五马图》的真容；而伴随新天皇上任的正仓院年度大展，更是盛况空前地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两地隆重开幕，通过三期展览呈现地上保存、穿越千年的大唐宝物，以及丝路文化影响下平成时代以来的日本珍贵文化财富。 这些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焕发光彩的日本藏中国古代艺术品，无一不因为它们的稀有价值而受到格外重视。而亲临现场目睹了文物保藏状态的人们，又往往惊叹于那穿越时空的稳妥善待。若仅仅从近年来的这几件大事记擷取，我们可以粗略地聚焦到两个时间段的中日物品流传，一个是7世纪到9世纪经由遣唐使、传法僧奠定下来的唐物宫廷收藏和寺院财富；另一个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通过日本古董商成系统的搜求活动，而成就的国家级博物馆馆藏和区域性私人珍宝。这两段时间，自然不能涵盖中日文化交流的全部，但毕竟透露出古代与近代早期这两个重要时期下突出的审美诉求与文化策略，因而也自有其意义。 在此，通过介绍三个案例，我希望探讨日本人如何以强烈的主观意志归纳吸收异国的藏品序列，又怎样以近乎苛刻的养护态度保存文物。这不仅延续着物质材料的寿命与价值，更为原有的文化注入了更多元的内涵和美学趣味。我想，这在文物及艺术收藏广泛受到大众关注的今天，在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私收藏机构蓬勃发展的当下，无疑是他山之石，颇可玩味。 穿越千年的保管 将时代回溯到千年以前，储存于东大寺校仓造库房内的正仓院宝物，代表了飞鸟奈良时代以来日本古美术收藏在文明开化之初，对异域文化产生的高度认同，也体现出日本地处丝路终端，基于借鉴他国的初心而做出的埋头努力。 如今，广为人知的正仓院收藏，实质正是光明皇后的爱人遗宝。时值圣武天皇逝世49天，也就是天平圣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伴侣的650多件遗爱之物（目录见《国家珍宝帐》）以及60多种药物（目录见《种种药帐》）进献给了东大寺，也开启了1260年地上流传的贮藏传奇。 宝物的收集者是圣武天皇，他本人是一位国际派趣味的收藏家。他曾多次派遣去往中国本土的遣唐使、去往朝鲜半岛的新罗使、以及去往中国东北部至俄罗斯一带的渤海使，在考察学习制度与文化的同时，也为他收集这些外国制品。唐帝国及长安城本是容纳多民族、多国度居民的国际化大都市。专注拜访唐土的日本使者，更是便捷地收纳了唐代高贵精湛的工艺制品以及古代亚洲一路以西的人文交流成果。比如，正仓院的储藏中，包含着工艺史上首屈一指的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该乐器的发源始自古印度；又如号称天下第一名香的兰奢待，其香木是出产于东南亚的黄熟香。此外，还有红脸高鼻深目的波斯王伎乐面醉胡王、代表印度及西亚元素的狮子面，模制萨珊王朝的流行金银器、以模仿骆驼背负的皮革水袋而制作的木制涂漆胡樽，以及众多充满异国情调的玻璃器和纺织品纹样。 此时的亚洲世界文化，几乎经过了唐帝国的收拢、归纳，不需要日本使者再向内陆更多探求，就已呈现出一派纷繁多样的世界舶来品的现成样貌。唐疆域内活跃且广袤的物品流通，让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自成气候。日本政治及商贸的使者，只需在万花筒式的各类物品中力图继承全面，便已经能够缔造蔚为大观的时代气象。 风靡于日本11世纪文学、著录的“唐物”一词，在圣武天皇的年代还尚未正式出现，但几乎人们对舶来品的既定印象便是来自中国的各种物品。而作为中国文化的推崇者以及国际交流的爱好者，圣武天皇一方面重视与外国的外交关系，在难波重建富丽堂皇的迎宾馆，作为迎接使臣和派出使者的枢纽站；另一方面，他又将古代的舶来品作为王权统治下的贵重财物和整饬国内秩序的礼仪用具，在运用并珍藏这批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唐风文物时，不断注入了日本宫廷文化的基调和底色。 在现成的精湛文物面前，或许唯一需要耗费心神的就是保藏。而正仓院文物保存最令人称道的，就在于它始终是地上流传的文物，而非地下窖藏或墓葬保存的考古成果。单是想象木构架建筑会遭受的火灾、地震、战乱以及时代更迭的诸多意外，便不得不感叹跨越千年的守护流传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稻垣兰圃，《正仓院御物修理图》， 1899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的保藏历史中，正仓院有过四次可追查的遭窃事件，分别在1039年，1230年，1328年及1610年，其中以1610年为最严重的一次。当时三名僧人将北仓地板切破后盗出宝物并转移到市街上贩卖，后经官员追捕，将偷窃僧人及贩卖宝物的共犯悉数抓获，而宝物本身是否全数追回，却已未可知。20世纪后，现代化的博物馆意识和设施出现，围绕正仓院的保存引发讨论，并最终以现代文物库房——东、西宝库的落成为结论。 即便有些许插曲，但正仓院财宝仍在漫长的岁月代代相传，其中关键就是有效防止潮湿、虫害的高床式建筑，以及避免频繁开仓的敕封制度。依据捐献品目录和后世宝物清点记录，仓库中的藏品会先放在一层箱中或者袋中，继而收纳在柳杉或扁柏制成的柜子里；而那些无法置入柜子的大体量物品，则会放置在棚上。如此这般，尽可能地控制文物的温湿条件，缓和内外湿度的高低差，并分门别类将物品置于稳定合适的容器中，遮断外部光线与空气，是和当代文物保存非常相近的理念和意识。而守藏者将具体物件、收纳容器以及存储方式都清晰记录下来的慎重保管，也是让这数量繁多的宝物以如此良好的状态流传至今的重要条件。
正仓院校仓造高床式建筑（左上）正仓院构造图（右上） 保留切割记录的正仓院黄熟香（左下）正仓院裂和圣语藏经卷的修理场景（右下） 总的来说，传承至今的正仓院，以其颇具规模的藏品体量、条分缕析的物品类型、精益求精的文保技艺，毫无疑问地构成了今天的一大文物重镇，让我们可以追溯中国唐文化的艺术成就、日本奈良的宫廷风尚，乃至古代亚洲丝路流通的国际性。同时，日本文物守护者也通过他们身体力行的努力，将日本自古以来独树一帜的保藏意识和物质观念注入其中，使之成为观察、研究正仓院遗宝无法绕开的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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