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文史：回忆路北二区的抗战工作

抗战开始那年，我十九岁。秋后，已种起麦子了，忽然有许多军队从平山那边开过来，陆陆续续地有三、四天时间。听人说，这是中央军。因为日本人进攻石家庄，中央军退下来，经过我们这儿，绕小作、辛庄，到山西去了。那些兵路过我们这儿的时候，常常跑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乱抢东西。有一次，几个散兵闯到方山村一户人家去乱抢，这家的男人不在，妇女有点精神病，上前制止，被这伙散兵弄死了。那个年月，当兵的弄死人，老百姓连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1938年春，何发珍（抗战初，任路北第二区区委书记）来我们这一带宣传抗日救国。减租减息。这些主张我都很赞成，空闲时间，常去听他讲这方面的道理。有时，他也安排我帮他叫个人或送个信。不久，由何发珍介绍，我加入了青年救国会。这是在1938年的3月，到10月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何发珍安排我负责上庄、方山、薛家庄、北康庄、北马峪五个村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团体，发展党员等。这年夏天，路北抗日政府在我们这一带成立了第二区，区公所就驻在上庄、方山。

1938年秋天，八路军115师徐海东旅688团开进上庄、薛家山一带。不几天，对占领井陉煤矿的日军进行了一次袭击。事后，日军向这一带反扑，与688团打了一仗。这一仗，八路军有两个战士负伤，三个牺牲。仗打完后，部队转移到了平山县长峪村，两个伤员交给我负责照顾。几天后，因不断有外地陌生人来这里走动，我耽心是敌人的密探，怕两个伤员不安全，便秘密地将两个伤员转移到了平山县长峪村。这以后，敌人三天两头来进攻，人们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始，组织上安排我到米汤崖搞接待工作，主要是帮助部队后方医院救治伤员。那几天恰好下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河里的水涨得不小。民兵们抬着伤员在雨地里转移，许多伤员的伤口还没做处理就又经了雨淋，损失很大。

（二）

百团大战后，日寇加紧了对我们这一带的控制，实行了全面封锁，抗战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

首先，日寇从矿区横涧、贾庄往北，经小作、赵庄岭、小寨、北康庄、南北陉直通平山修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的路址，大体和现在的公路一致，不过，经过小作的那段是在现在第二化工厂那条山沟中走的。此后，这条路线成了井陉、平山两县敌人的重要交通线和物资供给线，常常有汽车、马车等来往于平山、矿区之间。

其次是修炮台。日军在沿公路两侧所有村庄都修筑了炮台，一方面是保护他这条公路，另一方面是加紧对这一带的占领和控制。从1940年秋后开始到1943年，仅在我们路北二区范围内，敌人修筑的炮台就有马头山一个、赵西岭一个（这是敌人的总炮台），小寨村刘家坟一个、方山寨一个、薛家庄一个、北陉二郎山一个，这是第一线的炮台；第二线的炮台有北康庄南坡一个、方山东口一个、方山摔石脑一个、方山南坡一个、上庄西一个、上庄北垴一个、南陉荻旗垴一个、南陉蛤蟆垴一个，北陉西岭一个、南石门东垴一个、南防口虎头山一个、北防口村东一个、北方口龙鱼岗一个、洛阳村东南一个，共计21个。这些炮台并不是孤立的，向南与四区的小作牛坡垴炮台、贾庄炮台相连，向东与建屏县的东焦炮台、孙庄炮台相连，向北与平山县的回舍炮台相连，向西与桃林坪炮台相连。这样，在我们二区范围内就形成了一个以赵西岭炮台、方山炮台和南陉炮台为重点，以矿区至平山公路为两线的封锁网，逼得我们几乎没有多少活动空间了。那时，我们二区管辖的范围是东起冶河以西，北至刘家会、杨家沟、南至南防口、芦峪、赵庄岭，西至冶西村共26个村庄。由于敌人封锁，搞得我们二区区委，区公所一度被迫迁到了平山县的马冢去，全区26个村庄，除冶河西村还能进去活动外，其他村几乎进不去了。

第三是垒边墙。日寇从杨家沟西北山上起，向西南方向，经薛家山、八里沟、胡雷口、马头山，修了一道“边墙”。这条“边墙”都是日本人抓夫垒的，有八、九尺高。日本人的用意显然是想通过这条“边墙”把我们抗日根据地同敌占区隔开，并阻止我们过去活动。这条“边墙”北接平山县白塔坡的‘边墙’，向西南，与桃林坪的“边墙”连接，再向西，又经过梅家庄、沙窑、西葛丹、常坪、贵泉直到南峪，长达一百多华里，仅在我们二区的范围内就长达三十来里。“边墙”的修筑，在形式上将井陉县路北地区分成了两片，“边墙”东南为“敌占区”，西北为根据地。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日寇在路北筑“边墙”的同时，在井陉的路南也修了“边墙”，是从石佛开始，经尖山、七狮窑到支沙口，也有百余里长，迫使井陉县路南抗日政府管辖的范围，局限到了胡家滩、高家峪、上坪等十几个村庄。在敌占区，井陉城内有日本人的大本营和王景岳的伪政府。因此，当时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南北抗日两政府，中间夹着个伪政府”。

第四是制造“无人区”。这是日寇对我们实行的最为恶毒的一招，这招使当时老百姓受害者最为惨重。主要是“边墙”以北属于抗日根据内陆的距“边墙”8——10华里范围内的村庄全部烧毁，将老百姓全部赶走。在我们二区，敌人于1941年春天到秋天，将胡雷、八里沟两个村子包围，把房子全部烧光了。老百姓被赶到小寨、赵庄岭等村寄住，不少人被抓到井陉矿去当劳工。那几年，胡雷村的老百姓还勉强能偷偷地跑回去种点地，但八里沟村被撵得一个人也不让回去，土地荒芜达三年之久。全村百姓流离在外，讨吃要饭，苦不堪言。有不少人是在野地里挖个小土窑子暂住，像野人一样靠挖野菜、采树叶坚持过来的。南防口村相邻的一个村叫曹麻，是个小山庄，日寇为了便于控制，还“并村”，把村里的房子全部烧了，人都撵到冶里去住了。

第五是搞伪保甲制。在“边墙”以南敌占区各村，敌人分别安插了伪保长，保下设甲，每甲十户左右，实行保甲连坐。如果抓住一户为八路军办事，其他九户都受牵连。保甲之上，又安插了伪大乡、伪小乡。仅在我们二区范围内，敌人就安插了北陉、赵庄岭两个大乡，另安插了五个小乡。每个乡还强迫建立了伪“自卫团”，安插了“自卫团长”。

第六是实行村落禁闭。主要措施是两项：一是制作“良民证”，让各村18岁以上的人都照一张相片，作成“良民证”，挂在胸前，不管往哪儿走动，都得带上，否则就那也别想走动。二是把各村周围都挖出深、宽各一丈多的深沟，不能挖沟的地方就垒围墙，每村只留一、两个出入口，安上寨门，派人站岗，连老百姓每天上地都带上“良民证”接受检查。二区的赵庄岭、北康庄、南北石门等村，壕沟挖的都很多；四区桃林坪和小作两村，人们往来必经的大道敌人安插得岗哨更紧，往往有根据地的老百姓被卡在岗哨处，过不去。

第七是搞经济封锁。严格禁止粮食、布匹、煤油、纸张、药品、食盐等进入根据地。对敌占区各村的老百姓，实行“食盐定量供给”，老百姓凭“良民证”去买盐，一户最多只卖给一斤，搞得我们连续几年连盐也吃不上，灯也点不成。

第八是大肆抓捕抗日人员。1941年秋，南陉炮台的敌人抓走北陉村的支部书记朱连昌，弄到东焦炮台，把脑袋砍下，挂在树上好几天。那段时间，敌人几乎天天出来活动，先后有北石门村的工会主席傅毛小被抓到贾庄炮台杀害，北陉刘永昌等被抓到井陉矿等等。除此之外，敌人还经常去村子里开会，让伪公安局的人讲话，威胁群众，不准给八路军办事，让人们“自首”，但群众没有一个人说话。

我由于参加抗日工作较早，后来又在二区区委担任了领导职务，又是本地人，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成为这一带各炮台敌人抓捕的重要目标，弄得我父母有好几年就不能在家里住，亲属中好几位都遭到杀害。有一次（1941年），北陉的汉奸刘知拉带着敌人去抓我，没抓着，就把我父母抓走了。走到方山，有当地的老百姓挡住劝说，说是“你抓李吉位可以，但三乡五里的，就别抓他的爹妈了”，这才放了。还有一次，方山炮台敌人去抓我，我正好不在家，敌人就抓走了我的堂弟李栋，弄到炮台上，打断了一条胳膊，在问清了他不是李吉位后，才放回来。1943年秋，方山摔石脑炮台的敌人又来抓我，没抓着，就把我四叔李富生抓走，在摔石脑炮台上，用绳子勒死了。

（三）

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环境，我们相应地采取了许多“反封锁”措施。区干部们冒着危险，每天晚上下敌占区去活动，去的时候，大都是晚上，爬“边墙”过去，不走大道，全走山坡。一次我同李杰（平山人）从冶西村出发到刘家会去，本来是应当一直向东走的，但为了避开敌人的岗哨，先从冶西村向北翻过观音山，到达平山县的星星沟，再转东，翻过梨山后背的星星垴、抱怀山，在白塔坡附近爬过“边墙”，再向东爬到洛阳村西的马头洪山，然后再下山到达刘家会。一宿爬过4座大山，行程50多里。

我们反封锁的办法主要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敌后游击战，这是当时米汤崖中共井陉县委给我们传达的指标。

进行敌后抗日活动，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主要有：

第一是割电线、推“边墙”。每天晚上出去干，三两个人就可以。开始是我们区干部们去，后来发展到了各村民兵都去，各村分段，割电线多少斤，交上去记成绩，各村民兵干得都很起劲。附近山上的“边墙”不知推倒多少次，许多“边墙”都是民兵们白天被抓去垒，晚上又去推倒的。搞得敌人连信息都不通，顾了这儿顾不了那儿。

第二是发展抗日武装。区里组织了区小队，然后在各村秘密组织了 民兵和游击队。到1943年，逐步发展到每个村的民兵都有了几支枪。这支民兵队伍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42年，有一次曾配合黑水坪九区队在北康庄伏击日军运输队，炸毁日军汽车一辆，毙敌12人。

第三是深入敌区作伪军家属和伪保长。伪乡长的工作，争取他们为我们办事。

这样搞了大约一年，情况有了好转。我们在全区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一些由敌人安插的伪保长成了我们的情报员，各村的“救国粮”也能通过伪保长如数上交，敌人的一些活动情况，我们也能及时掌握，所有村庄也能够进去活动了。到1941年春夏之交，我们区公所也从平山马冢迁移到了冶西村，住在赵昌家。

1942年春，我们干脆彻底摧毁敌人的伪组织，只一宿的时间，就把全区所有的伪大乡乡长，伪小乡乡长，伪保长全都集中到了冶西村，给他们讲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了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抗战必定胜利，别看小日本现在闹得凶，最后必然完蛋的道理，还给他们讲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一齐抗日，共同打洋鬼子的道理，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内陆里为咱们办事。这次会上，根据县委的指示，我们发布了一条政策：允许两面政权存在，但所有但任伪乡长、伪保长的人，都必须经过我们区委，区公所批准，登记备案，定期报告。会上对少数几个伪保长还单另叫到一边，历数他们替敌人办事的罪过，并对他们作了严厉警告。这次会议效果很好，会后不仅敌人那边的各种情况我们能及时得到，连许多药品，物资也能搞到手。我们区干部下敌区工作，各村伪保长都加倍小心地替我们打掩护。

第四是主动出击，打击敌人。尤其是1942年以后，各村民兵发展壮大了起来，配合区小队经常抓住有利时机，去烧炮台，打伏击。1943年的春天，薛家庄炮台敌人时常下来到村里串门，走到那家，人们是又不想理他们，又不敢惹他们。伪保长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我们。当时我们留在机关的人手不够，我就叫上区青救会干部刘志峰和管理员杨永吉秘密进入薛家山。我们三人只有两支短枪，到村后分成两组，我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后隐蔽，他俩人在紧邻的另一户人家隐蔽。半前响时，发现三个伪军从街上走过来。前头两个刚闪过我所在的那家门口，后面一个正走到我所在的那家大门口，我猛的一步跃过去按住他就拧在地上，顺手夺了他的枪。走在前面的那两个伪军见状，撒腿就跑。杨永吉、刘志峰追了一阵也没追上。这一次我们缴获大枪一支，子弹70发。我审问那个伪军，“你怎么带这么多子弹？”他说：“这是俺们三个人的”。

另一次是1943年春，南陉荻旗垴炮台搞扩建，又盖房子，又修工事，每天征用几十名民夫上去干活。恰好民夫中有咱们一位地下党员，他叫狄汉文。这个人平时不言不语，很不引人注意。干了几天，他把炮台上的情况摸了个七清八白。一天晚上，他向我们作了报告，特别说清了两点：一是炮台上有20个敌人，全是洋鬼子；二是民夫都上山干活时，洋鬼子都下炮台监工，不是打就是骂，炮台上就空了。恰巧这时有黑水坪九区队两名侦察员来我们区活动，我们就抓住这一机会组织了几十名民兵，由九区队那两个侦察员带领，装作民夫都上了荻旗垴，当炮台上的洋鬼子都下来监工时，早有民兵把炮台门关住了。侦察员先下手，用铁锹打死两个洋鬼子；紧接着几十民兵拼筹不叉把17个洋鬼子全打死了。有一个钻出铁网，跑到了山下，恰好遇到一个老百姓正耕地，抓起铁锨，一铁锨就把他劈死了。这以后，荻旗垴炮台就撤了。

1943年冬天，上庄炮台的敌人时常下来到村里祸害百姓，还走家串户，要吃要喝。那时老百姓穷的自己还不够吃，那儿来的白面让他们吃。上庄村里的伪保长找到我，请求我去整治整治这伙敌人，并将敌人平常在什么时间下炮台，走那条路线，最多时来多少人，最少时来多少人等我们作了详细的介绍。根据伪保长提供的情况，我们认为有把握打胜这一仗。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就带了5个人提前埋伏到了上庄村西的一个破草屋里，并提前安排了方山两个基干民兵假装下地干活，在附近给我们嘹哨。那天晚上天气特别冷，在草屋中又不能烤火，有两个人就换班到村里去烤火取暖。天刚亮，那俩烤火的人还没回来，就见方山那两个嘹哨的民兵给我们打手式。知道敌人已经下来了，我们四个人赶快作好射击准备，等敌人一走进伏击圈。四支枪同时开火，当场打死伪军两人，活捉一人。此后，炮台上的敌人再没敢到村里来骚扰。

（四）

抗战时期，我曾多次遇险，多亏老百姓保护，才得以脱险。

一次是在1943年，我和刘永堂（北陉人）到上庄搞选举边区参议员工作。那儿虽然是我的家，但我们进村时仍很秘密，只有一个叫胡喜瑞的看见我们。胡喜瑞是刚刚被我们教育，刑满释放回家的人。当时也是我们疏忽，没引起警觉。进村后，又恰好住进胡喜瑞的邻家。到中午，保长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敌人来了。”话刚说完，三四个敌人就闯进了院子。那时，只刘永堂带着一支短枪，我就喊他“快开枪！快开枪”，但刘永堂慌得连枪也拔不出来。乘着敌人去抓刘永堂的那一瞬间，我猛地抱住走在前面的那个日本伍长一下子就把他捺在了地上，顺手从他屁股上抽出一把刺刀，攥着刺刀正想往外冲，见门口有两个伪军堵着门，扭身把刺刀往东屋墙缝上一插，跳起来，蹬了一步刺刀就跃上房顶再滚一下跳房逃脱。那次事件，李永堂被捕，被抓到井陉矿。事后调查，是胡喜瑞报告，我们对他又进行了教育。

一次是1944年9月，我和李杰（平山人）、刘志峰（北陉人）、张富珍（北陉人）到南陉搞征兵工作，住在杨深家，叫上伪保长杨文忠共同研究工作，突然听见院外的房上敌人喊话：“有八路军没有，快出来交枪”！当时我们四个人共带了两支短枪、两颗手榴弹，大家都把枪拉开，手榴弹弦也挂在手上，准备拼。做好准备后，我让杨文忠先出去，低声对他说，你就告诉他们有八路，并举了4根手指作了一下表示。杨文忠不慌不忙地走出屋子，迎面对房上的敌人说：“我这一手托着两家，谁也不敢惹，里面确实有八路。”房上的敌人问“有多少，”杨文忠说：“我还能顾得上数啊，人也不少哩！”这一吓唬，虽然嚇住了敌人。不一会儿，他们悄悄地撤走了。其实，我们几个人住的那屋子最多也不过能站六七个人，但杨文忠这人脑子好，反应快，两句话居然吓跑了敌人。事过之后，我还多次表扬过他。

还有一次是1944年春天，我们8个人到小寨村活动，突然，有一股伪军搜查，已到了我们住的那间屋子门口。紧急之中，小寨村的伪保长刘立秋赶快走到门口，大张着两臂拦挡住那伙伪军，边拦边说：“有啥事咱出去说吧，这儿不方便，俺嫂刚到月子里”。只这一句，那几个伪军乖乖地就退了下去，由刘立秋带他们到村公所去了。乘次机会，我们8个人迅速分散，安全转移。事后我曾经问过刘立秋，“你怎么编出这么一句瞎话来?”刘立秋说：“那顾得上编啊，急的没别的话说，顺口就冒出这么一句，说别的，他们也不走。”

还有一次是194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到南陉村工作，晚上找人谈话、开会，到后半夜才散，几个人分头找住宿的地方，我到村西我干娘那儿去睡了。到第二天天快明时，听院外有人喊“有八路没有！”我一听是炮台的敌人搜查来了，赶紧起身抓枪。我干娘一轱辘爬起来，连鞋也没穿，抓了条缠脚布带子就往外走，走到门槛处坐下来，还敞着怀，光着脚，手里光抖擞那条缠脚布，也顾不上缠脚。敌人再问“有八路没有？”我干娘说：“没有！”敌人看了看我干娘那架式，也没在意，门也没进，就走了。待敌人走远，我干娘像疯了一样一把抓住我，一下子就把我搡到院子角一个夹壁中，抱了捆柴草把我堵在了夹墙中。不一会儿敌人又转回来了，又问我干娘：“有八路没有？”我干娘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说没有你们也不信，你们进屋搜吧！”敌人碰了一鼻子灰，也就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次是1943年夏天，我和区干部张文义路过小寨刘家坟炮台附近，遭遇敌人伏击。仗着四周庄稼长得强，我俩分头跑脱。张文义是向南跑，跑回冶西的；我是向北跑的，跑到“边墙”上，我骑在墙头上对小寨炮台的敌人喊话，我告诉他们：“你们这帮汉奸狗腿子听着，今天我们两个都跑出来了，你们甭狗仗人势，有你们的今天，就不会绕过你们的明天！”正喊着，区小队一拨人跑来找我，我安全返回冶西。

再一次是1943年7、8月份，我和区干部傅二文、齐海珍还有一个叫蛤蟆子的四个人到库隆峰活动，结果被汉奸告密。矿上和贾庄炮台的敌人就连续几天住在库隆峰搜查我们。库隆峰的伪保长急得没法。就把我们送到库隆峰村北的库山寨半山崖中一个山洞中藏了起来，每天晚上秘密给我们送饭。在洞中藏了两天，因渴得难受，我让傅二文爬下山去找水。傅是库隆峰人，他秘密地在村边一户人家找了一铁壶水，也不够，到第四天我和傅二文就病倒了，但村里的敌人还没撤。没办法，到第五天晚上，村里才来人把我们接下来，转送到冶西。在冶西村，我迷迷糊糊不能动，区里派人到胡仁村找部队的医生，但那时部队还没有医生，到米汤崖县政府找医生，也没有，而在冶西村又天天有敌情，天天转移，就这样迷糊了三个多月，才醒过来。

1945年5月，我与洛阳齐怀瑞，库隆峰傅二文还有谢才丰4个人从库隆峰往冶西返回途中，在北石门西坡处被敌人伏击。敌人有多少，我们也弄不清，只听得出枪声很密，往回退，退不过去了，只能往前冲，向北钻山沟。我们4个人拼命跑，结果齐怀瑞背部中弹，我们就架着他跑，跑了三十几步，齐就不能跑了。我们就背着他跑，刚爬上梁，脱离危险区，齐就不行了。齐怀瑞牺牲时才30多岁。当时，他在县贸易局工作。

我在二区工作时，遭受损失较大的一次是在冶西村。那是1944年12月1日，前两天刚下了两天大雪，漫山积雪又一尺多深。因出去活动，雪地里留脚印，容易暴露目标，区干部，区小队都没有出去。正半夜时，突听有人呼喊，接着就听四下乱枪齐响，我们赶紧起来向西山转移。爬到西山上，回头看冶西村中火光冲天，枪声乱响，急忙派人到胡仁村找八路军去解救。待部队赶去，敌人撤退，我们回到村子时，见到的惨象令人吃惊。全村有10人被杀，民兵吴四四肠子被打出来，躺在雪地里，肠子和鲜血都冻成了一块，第二天才死去。烧了九间房子，抢去许多财物。事后调查得知，这次事件是贾庄炮台和赵庄岭炮台的敌人干的。他们在11月30日下午就冒雪出发，由赵庄岭汉奸杨毛小、赵荣祥领路每人身上披着白布单，头上罩着白毛巾、绕开大道，在大山上爬了五六个小时。到半夜时，分两路包围了冶西、胡雷两村。包围胡雷的敌人抓住村治安员谷二小毒打，谷二小拼命挣脱，光着脚在雪地中奔到冶西报告。因谷二小呐喊惊动了埋伏在冶西村外的敌人，导制敌人打枪，这才使全村人在睡梦中惊醒，四下逃跑。不然，损失一定会更大。在那次事件中，我们的炊事员阎三孩（孙庄人）光着脚在雪地里跑，把十根脚趾都冻掉了。村里的老百姓，都是从熟睡中惊起逃跑的，没穿鞋的、没穿衣服的，多得很，大都冻出了毛病，不少人因此中风而死，有的落了终身残疾。

（五）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所有参加抗日的干部们更苦。我们每年勉强能发一身单衣，三年一身棉衣，五年发一条棉被；一天一斤三两（16两枰）粮食，还包括菜金；天天有敌情，夜夜不能睡，不要说没衣服换，就是有，也换不及，每个人身上的虱子一抓就能捉好几个。不少人由于长期在野地里睡，还长了一身疥疮，浑身痒的难受。但是只要一有任务，大家什么也不顾，都抢着干，一心打洋鬼子，也不嫌哭，也不嫌累，大都坚持了下来。但也有个别人，在抗战最艰苦的那段时间或因被捕经不住酷刑和杀头威胁，或因环境恶劣，受不了困苦，妥协了，有的回家了，个别的还叛变了，反过来带领敌人抓捕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且难以防范。那几年，我们许多干部被捕都是因为汉奸或叛变分子告密而造成的。因此，1941年后，我们成立了除奸组，专门惩治那些死心踏地为敌效劳的汉奸，通过张贴布告，镇压了李三多、康永志等几名汉奸。这项工作，成了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内容。

几十年来，我常常思念抗日战争的那段经历。日本那么一个小国，把我们中国折腾得不成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穷，不团结。今天，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建设，发展经济。我们必须抓住目前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建设，发展壮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抗日战争摧残了我们国家，但也锻炼了人民。今天条件好了，但我仍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不要丢掉抗日战争时期老一辈革命者给我们留下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发扬打洋鬼子那么一股劲，保持着那么一种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