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0作者：静绿洲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是依托梁启超先生旧居建立起来的，而此前，梁启超先生旧居也几经沧桑。 《大公报》1912年10月6日载《梁任公到津》：“梁卓如先生启超，由日本乘‘大信丸’起程，已于昨晚抵大沽口，今晨九点到津。”梁启超先暂居天津日租界，后出任北洋政府总长等要职。因居无定所，遂在津建房。其选中的是位于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的一块占地3.895亩的空地。 1915年，先在北侧建西式楼房一座，梁家便定居于此。常见记载均称1924年又在南侧动工建新楼一座（今称“饮冰室书斋”）。不过，根据日本驻津领事馆于1921年密查梁启超等居津名人的名单表明，梁宅地址时称“横二马路十九、二十一号”，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新楼建成的时间应不晚于1921年。 后来，这两栋楼的门牌又被改为“意租界西马路25号”，梁氏后代称为“天津老家”。梁启超之子梁思达1985年回忆，这两座楼最初统称为饮冰室，都设有书斋，也都住人，家人以新楼、旧楼（或老楼）来区分，外人则统称梁宅。新楼建成之初，曾租赁给专营内贸业务的中原公司作为办公楼。收回自用后，梁启超将一楼左侧屋子辟为专用书斋，但旧楼中的书斋仍保留。 1929年初，梁启超不幸病故，这对梁氏一大家子人是个重大打击。为了维持生计，梁夫人王桂荃决定将旧楼卖给在开滦北方售品处主任王荷舫手下任职的职员郝某。据史料记载，1930年由梁启超长女梁思顺出面办理手续，售价为两万大洋。 郝家进驻旧楼后，改变了一处原有建筑结构。原来，旧楼二楼朝阳的各屋外，均建有开放式回廊，坐在屋中可畅观街景。其中，阳面两间屋子相通且共有五扇门。郝家在每根柱子之间打出窗户，形成封闭式回廊。 梁家则全部搬进新楼居住。两座建筑之间砌起了高墙，原院落被分为两部分，院墙则由藤萝架和葡萄架分别装饰起来。据交通部天津电话局1936年编《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份天津电话号簿》记载，“梁启超宅”的地址为“义租界西马路25号”，而郝家的地址则被记载为“义租界西马路Ａ字25号”。“义租界”是当时对意租界的另外一个写法。而以“Ａ字”来区分两个院落门牌，如不查阅原始资料，是很难想象的。 实际上，意租界西马路还有别的路名。这条贯通意租界的马路，南至海河河沿（今海河东路），北至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中间穿过马可·波罗广场。以该广场为界，分成两段，即：北西马路（马可·波罗路）、南西马路（罗马路）。也就是说，梁启超故居位于北西马路沿街。 马可·波罗路则是意大利租界当局为北西马路起的路名，由于中文译名不规范，当时也被记载为玛尔谷路、马尔谷路。如：实业家张謇于1920年9月22日复函梁启超，称其宅位于“天津意界玛尔谷路二十五号”。而《申报》1929年1月31日至2月15日所载梁启超《讣告》表明，其宅位于“天津意租界马尔谷路廿五号”。抗战后期的1944年，该路还被称为“河东七路”。直到1946年，该路才以“三民主义”之“民族”一词更名为民族路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对街道门牌进行了整编。市公安局于1954年编印的《天津市新旧门牌号码对照簿》记载，民族路“旧25号”被改为27号。后来又有变更，如今是44、46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梁家生活尤为艰难，王桂荃便将新楼整体租与恒昌绸布店，楼里改成账房、库房，还住进了伙计们。但是，唯有楼里的饮冰室书斋坚决不出租，这里曾妥善保存着梁启超生前收藏过的大量书籍资料。王桂荃在新楼的后院盖起一座小楼，初为“二楼三底”六间屋。当时，家人或奔赴大后方参加抗战或出国求学杳无音信，王桂荃孤身一人留在小楼里，终日与猫为伴，坚强地过着难熬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后，家人才陆续团圆。 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为打巷战，打通了全城各家围墙，旧楼与新楼又相通了。新楼的院子里堆放着很多军火。当时炮弹满天飞，院里堆放的弹药十分危险。王桂荃情急之下找到守军头目据理力争，他们硬是以让国民党军官家属临时躲在新楼中为条件，才把弹药移走。 1950年，王桂荃决定赴京与子女们团聚，便以“梁氏亲属会”的名义将饮冰室新楼和后面的小楼卖给了公家，售价为约三千匹布。旧楼也归了公产后，楼里住进军属，后来成了大杂院。当地房管站也曾在此办公，并在院内建房设材料厂，院内陆续搭建了许多临时建筑，还开办过印刷厂。2002年修复梁启超纪念馆时，迁走了约91户居民。 （原文刊载于《天津支部生活·老干部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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