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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渐》虽不是《聊斋志异》里最好的一篇，却是代表性最强的一篇。因为全书一些重要的主题，这一篇都触及了、包括了，或者关连到了。《聊斋志异》主要的题材，所提出的重要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反映的时代、作者自己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以及艺术表现上、情节结构上和描写上的一些特色，此篇都可作一典型。 《张鸿渐》的内容，总的说，就是以政治斗争作背景，来写夫妇关系和男女爱情的问题，从侧面写一次政治斗争，而从正面写封建社会中夫妇关系的问题。政治与爱情，是从古至今的一个大问题。不要以为《聊斋》取了怪异故事的形式，就不能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相反，它用的是狐鬼故事的形式，而反映的却是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作者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提出这个大问题，并且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作为故事背景的政治斗争，发生在17世纪下半叶十分黑暗的时代。一个年轻的书生张鸿渐向社会恶势力奋起挑战。所谓恶势力，主要是贪暴的官府和地痞无赖。全篇为我们塑造了三个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张鸿渐、张妻方氏、狐仙施舜华。张居于全篇的中心，笔头跟着他走，他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方和他在一起时，即写方，写方与他的关系;施和他在一起时，即写施，写施与他的关系。一个短篇，抓住一个主人公，跟住他不放，就可以主次清楚，脉络分明，给人以集中而完整的印象。否则就会头绪分散，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聊斋》的作者，很懂这个道理。鲁迅所说的“叙次井然”，亦当包括此点。这不是《聊斋》的独创，而是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叙事方法。司马迁的《史记》即如此。 本篇一开篇，先以短短四句，简要地介绍张鸿渐的籍贯、年龄等概况。这是史传体的方法。随后即提出问题，这就是书生们与县令的矛盾斗争。将矛盾的性质、斗争的焦点，一一点明。卢龙令赵某，贪暴;矛盾的对方呢，“人民共苦之”。在被压迫、被鱼肉的人民中，“有范生被杖毙”，“同学忿其冤，将鸣部院，求张为刀笔之词，约其共事。张许之”。这里只用了八九句，就交代了县令、范生、同学、张鸿渐等许多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写张鸿渐，写张鸿渐的故事所牵涉的斗争。青年书生联合结党，与官府作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汉朝有太学生的政治斗争。明朝有东林党的斗争，东林党之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民主主义思想萌芽与封建主义统治的矛盾斗争。到了清初，在统治者残酷统治下，这种斗争已日渐衰歇，不易抬头。本篇所写的斗争，虽然是一个地方的余波，虽已处于斗争落潮阶段的清初，但矛盾斗争的性质，与明末仍然是相同的。 写张的才能、名望和正义感，写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有血性的书生，都只简单几句，概括叙出。因为这不是重点，仅为张、方、施的故事提出背景与条件。以下跟着介绍方氏，写她对丈夫的影响。先概括地说她美而贤，随即通过对话，即对丈夫所进谏言或劝告，具体地、深入一步地描写了她的美而贤的性格。先是有识见的一番拖后腿的道理，而后说：“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君又孤，脱有翻覆，急难者谁也!”像这样的对话是写得很好的。对话中有口吻，有语气，有神态，是文言的口语，口语化的文言，从那声口语气中，表现出人物性格和神情态度，内心精神。使我们具体感觉到方氏有识见、有脑筋，想得深入周到。她心性温柔，说话宛转，而且充满了关心丈夫，爱护丈夫，忠实于丈夫的深厚缠绵的柔情与热情，她非常焦急，无限忧虑，一心只为丈夫着想，不为自己着想。她不说：“你在外面闹，闹出事来，倒霉的是我。”若如此，就不能给人“美而贤”的印象。《聊斋》中写人物，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对话传神，从对话中深入内心，透出神情状态，以写出性格与个性。唯其方氏如此美而贤，话又说得如此有情有理，才足以成为张的牵制力量，使张改变了主意，接受了方氏的劝告。“张服其言，悔之”。 方氏所讲的一番道理，实际上是作者要说的。全篇也正是通过人物、情节表现了这样一个主旨：反对书生参加反贪暴的政治斗争，而宣扬家庭夫妇的伦理关系。这样作者完全从世俗之见来看书生的此一缺点，故其深刻的“见地”，只成为“世故”，即所谓明哲保身者是。此在蒲松龄的当时是很难免的。 作者在书生与坏官府的斗争中，显然是以最大的同情站在书生与人民一边，而以最大的仇恨反对贪暴官府的。篇中虽未正面写出来，但从那一笔两笔的勾勒，已可见其倾向性。“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党被收”。这就攻击到县令赵某以上的官府。到第二次离家，即张跟地痞无赖的恶势力斗争，杀了甲，而后自首时，“赵以钦件中人，姑薄惩之。寻由郡解都，械禁颇苦”。明了非钦件，而坐以钦件;且真的由郡解都。这就攻击到最高统治权力的附庸。凡此等侧面几笔，攻击得很中要害。而且在全篇中主要是写张的受迫害遭磨难，张是个诚笃正直的书生，方是个贤淑能干的妇女，这样的好夫妇，弄到家破人亡，受尽磨难，自然引起我们痛恨那矛盾的对方：县令、大僚及最高统治政权。作者是以巨大的同情来处理张、方的遭遇的，是在同情的前提下反对张参与政治斗争的。但官府如此贪暴，人民何以聊生?作者又同情仗义执言的义举。这怎么办?这就是作者的思想矛盾，是作者的苦闷，当然也反映了时代的思想矛盾与精神苦闷。解决此矛盾，平服此苦闷，就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看，有两条途径：一是像本篇结尾所表现的：儿子得了功名，自己爬上统治集团中去;有了此条件，就可以把书生与宦官的矛盾转为内部的问题，于是可以调解。“许即以金帛函字，致各宪台，父子乃同归”。被杀的无赖甲父那边如何呢?“甲父见其子贵，褐心不敢复萌”。这是以势压，当然不能满意，故又说：“张益厚遇之，又历述当年情状，甲父感愧，遂相交好。”于是一团和气，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但这只能概念地写，因为以此来解决矛盾，显是幻想;以此来平服苦闷，显亦不能。所以另一条出路便是寄幻想于佛道世界。篇中写了施舜华来去无碍、法力无边，还有什么现实的矛盾与苦闷呢?由这样的佛道超世思想，以否定现实世界，这样就得到了最彻底的解决。 《聊斋》中提出了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性问题，作者都不肯止于摆出矛盾，且要一一解决矛盾，以得结局。其解决的方法，就不外上述两途。执着于现世，即由前一法，他所同情的受难者、悲苦者、良善者、正义者，自己也大富大贵;另一途即以否定现实的出世思想，或凭藉佛道超现实的力量，来平冤苦、救解祸难。因此作品的结局多是美满的。前一条是阶级的烙印，后一条是时代的限制。 《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塑造了几百个有很强的现实性、很高的艺术性的活脱新鲜的男女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属于三百年前特定的黑暗时代的，通过这些正反面人物形象所组成的丰富的彩绘的画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时代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理想。《张鸿渐》也是这样。先说主要人物张鸿渐，作者寄予他以很高的爱护和同情。在当时黑暗政治与贪暴官府的压迫下，当其他同学仗义执言，发起斗争，约他创词共事，他见义勇为，慨然许之。当迫害临头时，他即刻逃亡他省，不行贿以自免。他是个有正义感，有热血良心的人，作者对他的同情和爱护，即从这里出发的。 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有个共同的规例，即在好人、可同情的人、不幸者、落难者，即当时黑暗时代与社会的受害者走投无路，没有了指望时，便有超现实的力量出于意外地来给以搭救。这种神话传说的主要的情节，反映了走入绝路的受害者的幻想，也同时反映了广大受害的人民的善良的愿望。张鸿渐正是如此。在他绝望中，眼前忽见小村，有个老妪正出来关门。张向妪求宿，妪说不便留客，张说但容寄宿门内，以避虎狼。妪方答允，说是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主人闻知，将便怪罪。张入门，倚壁假寐，忽见女郎出。这时张“急避暗处，微窥之”。他十分体贴答允寄宿的老妪，怕她受连累怪罪之责;他努力收敛自己，正合其可同情的身份与具体处境;表现了他的诚笃，不因其“家无男子”，“一门细弱”，而稍有放肆越轨行为。这在当时社会是不可免的，故妪始说“不便留客”，女再说：“何得容纳匪人!” 当时上层社会的男子就对女性而言，不是匪人是少有的。女问“其人焉往?”被逼于形势，故“张惧”。这“惧”字，是他好品质的表现。并且“出伏阶下”。因为他犯了这人家的规矩，连累了别人。等到受到女子另眼看待，引入舍内，摆出精洁的酒浆，设了锦裀，“张甚德之”。但还不敢放肆，也未得意忘形，只“私询其姓氏”。看到几上有《南华经注》，“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阅”。这也是简单的一笔细节描写，但其中是有丰富的内容。张的逃亡的痛苦和前途茫茫的繁重情绪都可以包括在内。忽然女主人推门进来，这完全出于意外，“张释卷，搜觅冠履”。见出其慌慌张张，无可措手足的窘态。他此时的心情是多么严肃，他的为人多么本分，多么尊重女主人。从这里，也可知上面就枕伏榻读《南华经》的细节描写，为后文此处“搜觅冠履”的情节发展留了余地;并且这些细节，也同时描写了舜华。因为《南华经》是主人的，舜华见其搜觅冠履，“即榻按坐”，说“无须，无须!”且“近榻坐”。到舜华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张在流离之境，无路可走之时，见到这样一门细弱的人家，见到这样美貌多情的女子，却绝未想到这上面来，也决无半点苟且的念头。舜华的话，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思想中竟毫无准备，所以，“显然不知所对”。但说：“不敢相诳，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在此具体考验中，张的诚笃不欺的好品质，有力地打动了读者，也正是这样诚笃的人，正在受着政治迫害，直到弃妻别家，走投无路。但张在此逃亡苦痛之境，流离失所，内心孤凄，对此孤女所提要求，自不能不受感动，亦不能无情。所以当舜华言毕欲去，张即“探身挽之”。是在榻上未离，故云“探身”。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男性中心的思想也是有的。 从此，张的内心在施与方之间，入于矛盾之境。这种内心的矛盾，也充分表现了张的品质与性格。但张在此矛盾中，并非没有倾向，妻的力量，对他还是更为巨大的。他不是没想到家中案情未了，迫害和祸难并未解除;但他不计自己的安危，情不能禁地难在舜华这个温柔之乡、安乐之家安住下去，一心只想到患难中的家里的妻子。这种心情一直存在着，但难于向舜华开口。他也决不瞒着舜华私逃，那是有负恩义的。所以在心情实在难安时，他只好向舜华开口。他说得很老实，很诚朴，没有花招，也不绕弯子，只以乞求的口吻说：“卿即仙人，当千里一息耳。小生离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携我一归乎?”舜华听了不高兴，话说得非常尖锐，压力很大。但对此张并不含糊其词，也不软弱;他义正词严，以指责而又十分委婉多情的口吻说：“君何出此言! 谚云‘一日夫妻，百日恩义。’后日归念卿时，亦犹今日之念彼也。设得新忘故，卿何取焉?” 下文写了张一次假回家夫妇相见，两次写了真的久别重见。具体描写中都见出张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即对夫妇恩义，看得比政治斗争更为重要，更为悬心。先叙儿女之情，非常缠绵悱恻;对政治斗争，对遭难的战友，也不是不关心悬念，但显然置于夫妇关系之次。只在叙了家庭的温情之后，才“问及讼狱”，“问讼案所结”。这正是作者思想的反映。但可注意的是张并非怯懦之人。他的接受妻的劝告，他的逃亡在外，都不完全是为了自己。到了同村的恶少某甲狎逼其妻，他即“忿火中烧，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剁甲中颅。甲踣，犹号;又连剁之，遂死”。旧案未了，又出命案。此时方氏叫他速逃，请自任其辜。张决不同意。别事听妻的话，此则十分决绝：“丈夫死则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 卿无顾虑，但令此子勿断书香，目即瞑矣。”天明，赴县自首。他的这些行为都是未经仔细考虑和思想斗争的性格内心的自然流露，见出他绝不是那等软弱犹疑的人，绝不是那等胆小怕事的没出息的人。杀甲、自首，和他答允参加对官府的斗争行为，性格是统一的，同时表现了他是个有热血有正义的人，只是思想上有问题罢了： 即在夫妇恩义上，他是个有很高品质，有热血的刚正勇敢的书生。他一直怀念着舜华的恩义，在舜华前显得软弱，不知道怎么才好; 但更感激妻子的恩义，第二次由太原逃亡中回家，见妻担当了一切家庭撑持门户的事，并且抚儿成立，赴都大比，即感激得涕下，说：“卿心血殆尽矣!” 他虽仍念着舜华，但对妻的感激与敬爱，则始终坚定，从未动摇过。此皆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唯其如此，故能动人。 在封建社会中，这样对于女子的态度，这样对妻子的态度，这样严肃不苟，诚笃无欺的青年书生，不只是个具有很高尚的品德的人，而且也是个思想进步的人。因为不尊重女子的人格，奴役与玩弄女子，本是封建制度的特点与本质。作者以很高的热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单就对妇女及夫妇关系这方面说，是当时进步的思想感情。 在夫妇关系上，作者把思想领导权赋予了张妻方氏。文中写方氏美而贤：所谓美，在具体描写中也还是贤，即性格的美，因为文中并无一笔写其容貌姿态。文中写方氏之性格用笔很少，且多用侧笔。但着笔无多，却暗示得很丰富，给人印象很深刻，见出作者塑造人物的本领。方氏的美而贤，主要是以深挚的心热爱丈夫，为丈夫分担忧患，不仅有主见，而且在患难中她能站得稳，担得起，真可谓助夫教子，撑持门户，竭尽了自己的力量。当张第一次真的回家叩门时，“方氏惊起，不信夫归”。要“诘证确实”。她是时刻处于警惕戒备之中，决不麻痹大意，在家过太平日子。这写得有精神。诘证确实后，方氏“始挑灯呜咽而出。既相见，涕不可仰”。她是坚强的，但并不是没有眼泪;她在开篇对丈夫规劝，但绝不是只有大道理，而且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等到张见儿卧床头，误认仍是舜华的幻弄，故笑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而且见丈夫此时不悲喜交集，不伤心，反笑，说笑话，情绪如此轻松，自然生气。因为自己独自在家如何咬齿忍受一切，担当一切，都是为谁?你岂不了解。故“变色”，说了几句责备的话。这正写出方氏具体境遇及有血有肉的性情。而幻化出的假方氏，却“纵体入怀”，又说了那样吃醋的话。一假一真，连接着写，不只情节的发展引人入胜，而且互相比照反衬，使人物性格显得鲜明，且更为深入。某甲被砍死后，方氏无一句别话，只叫丈夫速逃，她来担杀人的罪。在此严重关头，她是坚定的，强毅的;她不但不害怕，而且方寸不乱。更为重要的是日长月远中，她如何撑持门户，教育儿子。作者在张由太原第二次回家的机会，侧面写了两笔，就把方氏的为人和品质，进一步地揭示给我们。张这次在太原改名换姓，赁屋授徒，已有十年之久。回来时于深夜入村，“及门，则墙垣高固，不复可越，只得以鞭挝门。久之，妻始出问”。见面情形也与上次不同，“张低语之。喜极，纳入，作呵叱声曰：‘都中少用度，即当早归，何得遣汝半夜来?’”上次一别三年，此次一别十年。此时已惯于别离，炼锻已久，历练已深，年事亦大;且已抚子成人，并且娶了媳妇，“子妇已温酒炊饭，罗列满几”。此亦写方氏者。十年间，如此尽职撑持门户，并且使家业日兴，复成深宅大院了，所以张满心感激，喜慰过望。 篇中的方氏形象，在封建社会中令人肃然起敬。作者塑此形象，笔墨如此之简，而透入如此之深，其中当然有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切身的热烈感情寄寓于其中，这是很明显的。 篇中写舜华，是比较用力的。除了那些法术，她实在宛如一个现世的人。那老妪当然是个陪衬人物，她先出场，是为舜华的出面先作准备与介绍。她所说的，都表现舜华的身份与为人。她不借宿于张，一则曰：“家无男子”;再则直率地说出“恐吾家小娘子闻知，将便怪罪”。这个有身分的人家，没有大人，是小娘子当家管事;这小娘子很讲规矩，不是个懦弱无主意、无才干的人，她治家甚严，仆人肃然尊之，不可轻视。通过老妪出面后的言谈，舜华虽人未出面，但其性格已跃然纸上。很快，“有笼灯晃耀，见妪导一女郎出”。《聊斋》中很多超现实的美女出场，都写得有气氛，有情致，给人以丰富的感觉与难忘的印象;而且用笔极省，极简。舜华出场也是这样，我们并不能知道她是狐仙，她是作为现实女子出场的。她十分精明，一眼看到草荐，就盘问，老妪只好老实告诉出来，不敢隐瞒。这个年轻美貌女子立刻发脾气，与老妪刚才所料想顾虑的完全符合。张出伏阶下后，她一见是风雅士，立即改容，责备老妪慢待了客人。于是，引客入舍，以酒浆和锦裀来招待这落难书生。张此时私问老妪，才补叙出来，原来太翁夫人俱早谢世，止遗三女，这是大姑娘。这初次出面，确实是当家作主的大姐气派。跟着即推扉而入，即榻上抚慰慌张失措的客人，并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虽有点腼腆，但多么大方、爽朗，开门见山，不似世俗女子的忸怩作态。张怅惶地回说家中已有妻，她即笑着夸赞他的诚笃，十分自信，亦十分自负，不容对方再罗嗦，即干脆地说：“既不嫌憎，明日当烦媒妁。”这完全是个思想意识获得解放的女子;在三百年前，完全是个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 舜华对张，在同居生活中，虽要掩藏自己的原形，但一旦被窥破，就坦白地告诉张自己是狐女，“如必见怪，请即别”。听张说想念家中妻子，即不高兴，说夫妇之情，“自分于君为笃;君守此念彼，是相对绸缪者，皆妄也”。她要求的是真心专一的爱情。张的一番自以为言之成理的解释，实际是肯定封建社会多妻与重婚的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不成问题。而舜华笑着说的“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实即反映了她的思想要求——即真心专一的爱情。这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是不相容的。从这样的内心要求出发，她经过幻化试探，证实了张的心之所属，即不能容忍。但其内心并不是没有斗争，其始还为解说以自慰，以为“犹幸未忘恩义，差足自赎”。但对其恩义的感激，究不是她所要求的专一真心的爱情。所以过了二三日，“终无意味”才决心送张回家去，成全他们。这有两点可说：一是她先自慰，过了二三日才下决心，可见她有丰富的真实的人性和人情味;要不然，说分手就分手，而没有内心斗争，则此新的女性形象即成为缺乏血肉与真实感，也难动人。也即鲁迅所说“诞而不情”了。《聊斋》中许多新型的属于未来的女性形象，都有此种特点。鲁迅所说“花妖狐魅，多见人情;和易可亲，忘其异类”者即此。二是若是证实了张心之所属，与自己要求的不合，而还马马虎虎，在自慰自解中维持下去，那就成苟且与无聊，也就降低了舜华的形象，不成其为新型的女性，故事也会大大减色。因之之故，舜华一经下定决心，用竹夫人送张回去，就显得非常决绝，决不拖泥带水：落地之后，女曰：“从此别矣。”张还想与她叮嘱几句，但“女去已渺”。她的这种爽朗不羁的性格，前面与张初见求婚，与自告是狐仙，即已表现得很明确。此不过是同一性格的发展，或在不同情境中同一性格的表现。这种性格的统一，贯穿在全篇对舜华的描写中，到张再次被冤为钦件的罪囚，由郡解都时，她又出来搭救他。她是一贯搭救他的。当初决心送他回家，也是成全其心愿，为他的幸福，决不是翻脸成仇，此时相见，所行所说，仍然极富人情，令人觉得她是个有真实感情，有血有肉的女性，并不是邈远不可理解的概念的仙人。舜华为张去了禁械，送至太原;张问后会何时，女不答而去。凡此，我们对舜华就如对一个多年朋友似的熟悉，我们完全了解她定如此行事;或如此行事，正是我们所默识的舜华。作者塑造人物，总是抓住特征的要害，简单几笔，无论故事情节之发展如何曲折与巧妙，而其性格总是前后一致，具有统一的特征的。 狐所幻化的女子施舜华，主要是个独立自主，完全无视封建社会的礼法束缚，丝毫不要世俗观念的拘检，大胆地主动地择配，坚定不移地要求着专一爱情的女性形象。这在当时是一个完全的新型的女性形象。其中寄托了作者的爱慕与崇敬，糅合了现实和理想。《聊斋志异》中，有无数这样的新的形象，都是根据现实中萌芽的新的人物，而加以提高，加以理想化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他(她)们都以超现实的面目出现，而又具有丰富的现实感和真实感。他们是人，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的人。使人觉得亲切，有血有肉，而不是概念的化身。因此，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总之，《张鸿渐》通过人形象的塑造所流露出来的作品的倾向性，是强烈而又鲜明的，是毫不含糊的。撇开那庸俗的外壳(尤其是很概念的结局)，此篇不只艺术水平高，即思想水平在当时也是很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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