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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言 2018年初，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这也是首部针对西方大众读者的金庸小说英译本。一时，对译者译笔的讨论纷纷而来。与《射雕》第一卷英译者安娜·霍姆伍德（中文名：郝玉青）合作翻译之后三卷《射雕》的华人译者张菁也由此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射雕英雄传》英译者之一：张菁 张菁与我甚有渊源。十年前，张菁在香港艺术节工作；我受委约访问了一名访港指挥家作面谈，由张菁作安排（当年香港艺术节每场演出前的两文三语广播，正是张菁的声音）。访问完毕后闲聊数句，竟发现她是我的双重学妹，不只同受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更晚我三年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歌剧院这半职业学生社团的市场总监。认识后不久，她竟“半弃”文艺从商，到了上海一所金融机构工作，只在工余时间作翻译和写作。两年多前我迁江南，跟她再联系，又得知她跟浑浑噩噩的职场生活割裂，自由工作去也，为不同艺团——包括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以及香港艺术节等——作翻译和字幕设计，闲时则到处赏艺，包括到我这位乐评人仍未有缘出席的德国拜莱特音乐节。居杭居苏的我，偶尔思念香港遍巷皆是的外国饮食；张菁知我心意，每次于她法租界住所附近碰面时，都拉我去吃美式汉堡、日本料理，喝精酿啤酒、手冲咖啡等，常聊的却往往是于中华大地工作生活的大小话题。也许是我们香港成长背景的延伸吧，其间竟又发现她曾跟我二妹为同班同学，世界真可谓小矣。 香港与中西 张菁跟我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的香港人。不知张菁是否同意，但我一直认为香港真正的国际化年代是五十至七十年代，而并非九十年代经济已起飞之时。五六七十年代大师云集，国学巨擘者如钱穆者，致力在殖民地延续中华学统，香江文化亦跟内陆一脉相连；也许查良镛先生其时撰武侠小说，也是对祖国中华大地的想象。英人与其他异邦人带来的洋东西，此际都跟中华文化作硬碰撞，火花四溅。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深化始见成效，传统的东西慢慢消失，而经济发展令社会重商轻文，香港的文化碰撞已渐渐为文化消费主义作取代。有趣的是，张菁作为“80后”，一方面有英语流利的优势，另一方面亦因上一代家教关系，跟传统中国文化未敢断裂——换而言之，她有最好的翻译金庸小说的条件。 张菁当然不否认香港20世纪90年代“会英语便会出人头地赚大钱”的社会风气和英文主导的教育环境确实为她的英语奠基，但她提醒了我，90年代也是互联网开始普及化的年代，她通过网络可以直接接触到英美年轻人的流行文化，最新的书籍、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戏剧，都是学校或日常生活中找不到的。后来在伦敦读大学、工作时，就更能深入得到“文化浸入”，因为她那时不只是吸收，也有参与构建——她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工作时曾策划大型特展，此外又曾组织流行乐队在英国及欧洲各地的演出和参与制作戏剧演出等。对她而言，这些文化上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跟文字同样重要；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不懂文字背后的历史文化，文字功夫再好，也未必能带出原文的神髓。她的海外时光，令她熟悉译文的读者，了解他们的爱好、习惯、观点。至于中华文化的根基源于哪儿呢？原来张父为香港老报人，张菁自少耳濡目染。 本文作者与张菁（右）于上海合影。 为何翻译《射雕英雄传》 张菁熟悉她的读者，《鹿鼎记》翻译者、著名汉学家闵福德教授（Prof.John Minford）也 认 为 翻译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把自己代入作者的心思与精神，所以，没有跟自己产生共鸣的作品最好不要去译，因为效果不会怎么样。然闵、张两人背景不一样，一位是学识广博、受严格学术训练、产出时长压力不大、而翻译作品种类奇广的英国大学者，另一位则是思想活泼、之前翻译经验主要限于实在的剧作对白和字幕、受各种产出压力所限制、年轻两辈的中西文化浮游者。那么，张菁是因为特别钟情于金庸作品，所以才翻译《射雕英雄传》吗？原来，这部作品是负责英译第一和第三卷的郝玉青选的；郝氏于翻译的初段邀请了张菁跟她合作，翻译第二和第四卷。此组合实在恰到好处：先是工作量方面，《射雕》这部共40回、达100万字的长篇，仅只有一位译者可能会吃不消（当代英语小说一般也只是八万、十万字左右）。其次当然就是文化的考虑：金庸小说以及其电视剧改编，正是张菁于香港成长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对金庸小说故事耳熟能详。 郝张两人的英译过程，相比查良镛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写作过程，要漫长得多。众所周知，《射雕英雄传》为报刊连载作品，查氏写作时想必充满时间压力。张菁自嘲，她们两人的效率要比作者低多了。郝氏负责的第一卷自起笔到付梓，时间差不多有六年，而她负责的第二卷，也差不多花了四年。可是译文跟原著一样，带有一种极具魅力的紧迫感，这是两位译者刻意根据原文的阅读感觉而营造的。对张菁而言，紧迫感就是阅读金庸的感觉：她回忆自己十来岁时阅读金庸作品，竟通宵达旦一口气把洋洋百万字的小说看光才罢休，对于普遍缺乏耐性的青少年来说，这是很少发生的事。所以翻译的时候，郝、张两人特别注重传递出阅读快感这一神髓。在张菁眼中，《射雕英雄传》其实讲了一个动荡时代中的成长与寻找自我的故事，爱恨情仇，整个故事由一连串的误会引起和推动，对西方读者而言，亦具有强大的阅读吸引力。 张菁为翻译金庸小说，旅行期间亦随时研读《易经》。 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过去十多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对中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张菁念书时，伦敦鲜有中国戏剧上演，无论是传统还是近当代的戏剧，在国外的普遍认知度都甚低，只有对中华文化有点儿研究的洋人才能举出几例。正因如此，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数年前创立了一个长达十载的中国经典戏剧翻译项目，第一炮便是关汉卿之《窦娥冤》。张菁正是脚本的译者，而作品经美国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Chu Cowhig）改编后，已分别在皇莎和美国俄勒冈莎士比亚艺术节上演。目前张菁正为同一项目翻译一出明传奇。与此同时，英国皇庭剧 场（Royal Court Theatre）亦 正推行中国戏剧项目，两三年间邀请十多个当代编剧参与写作工作坊，张菁也是项目译者之一。西方传媒介绍《射雕英雄传》英译时，把它与《哈里·波特》《星球大战》《魔戒》等流行作品相提并论；这些作品跟《射雕》一样先后有电影改编。《射雕》英译版又有否可能受英语世界的影视机构青睐而作改编呢？张菁的意见很谨慎：她觉得有了译本之后，虽然能让更多不同语言的读者接触作品，增加遇上有意改编的电影制作人之机会，但改编机缘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洪七公”“降龙十八掌”与人称代词 也许中国读者最关心的，是金庸小说中古灵精怪的武术招式和角色名称究竟如何翻译。对英译本评头论足的人非常多，我关心的却是郝张两人翻译的思维，如把“洪七公”译为“Count Seven Hong”，不是有点臃肿吗，何不直接译作于英语语境远较顺口的七公“Count Seven”？张菁说，她与郝玉青翻译角色名字时，曾作了仔细考虑。有些名字与角色性格命运关系密切，郝张便会倾向意译。“这是中文的特色，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背后载着好几代人的期望，一般不需高深的学识也能看得出来，所以翻译时也希望把这种阅读感觉带出来，并不会单靠拼音的拟声译法而放弃字义。”至于武功名称，郝张则基本根据字义翻译，比如“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 悔”——Haughty Dragon Repents，便来自易经首卦干之上九爻。金庸笔下的武功虽然多属虚构，但招式名称和描述实跟现实武学词汇相通。张菁为翻译《射雕英雄传》，竟也特意去学习太极，从实践中去领悟名称与动作之关联。她觉得翻译《射雕》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趣味：“翻译一个作品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发现下去，这是一个既让人懊恼又让人满足的深度阅读的寻宝过程。” 张菁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二卷，2019年1月出版。 我留意到郝张两人偶尔会犯“文法清教徒”的禁忌，如同句用男性人称代词（he）指两位不同的人物，和使用“分裂不定词”（split infinitive，即在“to”和动词之间插入副词或其他词）。对此张菁以音乐创作作比喻来解释：英文行文流畅生动的基本原则是听起来是否自然，是否有该有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就算只用眼睛阅读文字，声音仍然是写作的准则。所以两位译者为求流畅或要营造某种效果，会偶尔破格一下，就像作曲家为表达某些感情或者重点，跟惯用音阶逆行的道理一样。 很期待读到张菁译的《射雕英雄传》第四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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