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选登】否定同光体合法性者是痴人说梦

——同光体是诗词振兴的希望

文/海藏楼新主

风靡于清末民初的同光体诗歌近年又呈复兴之势，此诚诗坛之大幸也。然而，有的人对同光体一知半解、未窥全豹就率尔操觚，大加挞伐，其为文之轻薄，见解之鄙陋，结论就荒谬，令人大跌眼镜，不忍卒读。此类“雄文”，有的属于“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有的直接就是“载恬小丑，不辨菽麦”了。章太炎先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过：“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 虑及此类抹黑同光体的文章积非成是、蚁穴溃堤的破坏力，遂作此文以正视听。

一、光宣体命名者居心不良

何谓“同光体”?乃因清朝同治、光绪年号而得名。这一提法始自郑孝胥与陈洐。陈洐为沈曾植所作《沈乙盫诗序》中说：“吾于葵未、丙戍间，闻可庄、苏戡诵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在其《石遗室诗话》中也有类似说法：“丙戌在都门，苏戡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戡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令人捧腹的是，黑同光者居然不自量力想把“同光体”这存在100多年的专业术语也连根拔起，一举推翻，改称为“光宣体”，其理由似乎也说得头头是道——

届同治末年，侪辈不过年少轻狂，是时袁昶三十而立，沈曾植不过24岁、陈三立16岁、陈衍19岁、郑孝胥15岁，不足以言诗名，何以“同光体”相号召？所以，后世之人疑郑、陈诸人“拉大旗作虎皮”，欲借“同治中兴”之“余烈”标榜自己，虽然口号称“不墨守盛唐”，而其实不过状模宋人诗体，承接江西诗派之余续，为山谷、无己作传人而已。以此之故，我认为“同光体”实际上就是“光宣体”，与同治中兴之名家巨子无甚根连。

要说有关连，那就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他们都是同治年生的，真正长大成熟却在光绪年间，论文学、论经历、论政治、论诗道，都不得标榜为“同治人”也，正像是今天的五十左右一辈人都只能称为“改革开放一代”，而不能说是“文革一代”，更不能说是“解放一代”，因为其成长年岁主要是七六年之后，而不是之前，道理在此。（此段摘自本公众号文章《同光体，子虚乌有之存在》）

这话恰恰让黑同光者的学术短板暴露无遗。  

汪辟疆认为，清诗以道光以后成就为最大，乃因“有新一代世学。至道（光）咸（丰）始极其变，至同（治）光（绪）乃极其盛”。“诗至道咸而遽变，其变也与时代为因缘。然同光之初，海宇初平，而西陲之功未竟，大局粗定，而外侮之患方殷，文士诗人，痛定思痛，播诸声诗，非惟难返乾嘉，抑且逾于道咸。……在此五十年中，士之怀才遇与不遇者，发诸歌咏，悯时念乱，旨远辞文”。又说：“夫文学之转变，无不以时代为因缘。道咸之世，清廷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迭起，诗人善感，颇有瞻乌谁屋之思，小雅念乱之意、变徵之音，于焉交作。且世方多难，忧时之彦，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及此意萧条，行歌甘隐，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同光体接续道、咸时期宋诗运动之后再放异彩，其成就更胜道、咸时。龚鹏程认为，同光以前诗作，多为“一己之哀戚”，至此时发生改变，“诗非一己之哀戚，乃时代之写照。国家不幸，赋到沧桑，亦非某氏之穷通，抒怀感愤，实有理想与办法指寓其间，更非空为大言者。诗至同光为一大变，犹时自唐代中叶至道咸，道咸以后亦为一大变也”。这里说的是整个同治、光绪年间诗风，然用于同光体诗派最为恰当。这种诗风之大变，乃为一时代风气所酿成。故以同光体命名此诗体，有其相当理由，或可代表一时期诗坛之主流，也说明同光体领军人物有总揽一代诗风的雄心。（此段文字见于《同光体诗派研究》第16页第三段。）

黑同光者们也不想想，宣统皇帝的年号只用了三年多，光宣哪里比得上同光更有号召力和代表性？况且，许多同光体诗人晚年的作品中屡屡提到“同光”而非“光宣”—— “含情莫问同光事，祗有西山雨意深”“新京残客能相见，唤起同光百感来”。在他们看来，同光时代才是他们的心灵归宿。

二、否定同光体诗派的合法性是痴人说梦

 以陈三立、郑孝胥、陈洐、沈曾植为领军人物的同光体诗派在中国诗词史上堪称是“神一般的存在”。清中期盛世而是风衰，清季衰世而是丰盛，“国家不幸诗家幸”、“同光终见胜乾嘉”，同光体诗派的射雕手们，为诗史留下了璀璨的华章，流风余韵，令人倾倒。时人在盛赞同光体诗派引领潮流时这样写道:“一时同光体，如日照中天”“各开户牖示鹄的，嗟哉妙手夸穿杨”“闽社诗人光绪初，海藏诗派满江湖”“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清郑海藏”。这些溢美之词，无不说明同光体诗派风靡诗坛、无可捍动的盟主地位。

指责同光体守旧，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同光体诗人的与时俱进是有目共睹，以陈洐为例，他就很擅长采用新名词、白话俗语入诗。句如：“懒把电光替灯火，照将须鬓白如银”（《岁除诗》）；“檐溜聚成林瀑长，雨中月色电灯光”（《匹园落成》；“佳切总须求酩酊，强携啤酒入深杯”（《九日聚酒楼》）。以“电灯”、“啤酒”这类新鲜事物入诗以求新颖，反映现代生活。

企图借郑孝胥的所谓汉奸身份来打压整个同光体诗派，质疑他们的所谓合法性，那更是痴心妄想，可谓迂腐之极。诗歌作为艺术作品，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产生社会功用和审美意义。不能与作者完全等同，从而作为精神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孔雀虽有毒，不可废文章”，“君子不以人废言”，此类道理还须多讲吗?何况当今想给郑孝胥翻案的人比比皆是。秦桧发明的宋体字至今还用，郑孝胥为交通银行题写的四字牌匾，已经在成千上万做交通门银行门口挂了100多年了。这种合法性岂是汝辈所能质疑的？

指责同光体堆砌典故，也没有道理。因为同光体分为赣派、闽派、浙派。赣派的陈三立和浙派的沈曾植确实爱用典故，但闽派的陈洐却不擅此道，诗风平白如画。闽派的郑孝胥虽然用典非常多，但他深得稼轩精髓，使用典故“如盐着水，不留痕迹”。比如“尽有边材谁用得？翻飞遥想郅都鹰”“唤起吴兴张子野，共看山影压浮萍”，没有足够的古典文学修养，根本不知道这几句出自何典。把典故用得出神入化，恰恰是同光体诗派令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黑同光体者也许不知道、但是必须知道，同光体在历史上早就被黑过无数次了。与同光体诗派同时存在的有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和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界革命派不但没有革同光体的命，反而和同光体诗人惺惺相惜。一代妄人柳亚子仗着拥有1000多人的诗人队伍，处处江与同光体为敌。在《胡寄尘诗序》中说：

“今日诗道之弊，其本原尚不在此。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彼其声气权势，犹足奔走一世之士，士之夸毗无识者，辄从而和之，众呴漂山，群盲诧日。后生小子，目不见先正之典型，耳不闻大雅之绪论，氓之蚩蚩，惟扪盘逐臭者是听，而黄茅白苇之诗派，遂遍天下矣...”柳亚子将诗道之弊归于同光体诗人，而他其实未见得认真读过同光体诗人的作品，也未有“理解之同情”，他在《妄人缪论诗派，书此折之》一诗中丑诋同光体说：“诗派江西宁足道，妄将燕龙砥琼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儿问毁誉”；“千古知言班定远，比他嫠妇与驴夫”。

最大的轻蔑就是不搭理他，陈三立、郑孝胥这两位泰斗级的人物始终对老柳的骂街未作回应，反而是老柳的南社因为讨伐同光体而产生内讧，以分裂而告终。直到1938年郑孝胥一瞑不视、同光体诗人凋零殆尽之后，老柳才敢在文学女青年面前过了一把诗圣的瘾——“雯卿呼我为诗圣”。

三、结语

所有对同光体的指责几乎都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蚍蜉撼树、徒留笑柄的。吾师郑海藏先生说的得好：“家鸡莫泥山阴体，笔阵中兴有鹳鹅”。在经历了文化浩劫、老干体大行其道、儒干体沐猴而冠的今天，重走“炼字奇警，句法新奇”的同光之路，才是振兴古典诗词的不二法门。

作者：房舫，号“海藏楼新主”。山东淄博人，1995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工业外贸专业。1992年开始发表词作，2013年正式写格律诗，自称同光体诗人。诗宗圆海、定庵、海藏诸家。金陵诗社、哈军工北京校友诗社社员，多次在国内文学赛事中获奖。作品散见于网络和各类诗词刊物，入选中华诗词研究院、小众书坊主编的《2019年诗词日历》《2020年诗词日历》。常以“定庵、海藏门下牛马走”鼓腹自诩，然自愧下才，学或未至，徒有荷担同光之妄。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诗站立场*

*本文打赏所得，全归作者，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