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霆丨诗人们的晚年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晚年好夸储蓄。他是真的有钱。他的命运好过多数唐代诗人，虽然他的母亲是精神病人，坠井而亡，他的弟弟白行简是个小人，名声很坏。不过在仕途，在钱途，在声色上，白居易的享乐可能会让杜甫等人觉得没法跟他同席共坐。

诗心有饱的一种，也有饿的一种。因为饿，杜甫不得不在后半生开始流浪，从秦州跑到成都，再到公安，最后死在湖南的船上。而因为饱，白居易也从杭州跑到苏州，跑到洛阳，买田买屋，最后满足地死在一个皇帝看不见的地方。诗人也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他们都随着这股力量奔向青春，衰老和死亡。杜甫的生活是从过了几天好日子一下落入战时状态，白居易的时代相对安定一些，但只能以避世来自保。

宜昌三游洞诗人，中为白居易、左为白行简、右为元稹

纵观唐诗，杜甫所承接的初唐诗人气象，到了白居易的晚唐时代已如日光背离，移灯缓步入于帷中，“江湖风波多”成了“里巷多通水”，骏马如飞被华车金饰代替了。到了最后一个诗人温庭筠，象考古家一样说着钗上的玉光，初卸的晚妆，下一场无非就是梦了。

 

唐诗起自古树新发，一反江南台咏细弱之风，至李杜手笔渐热，诗人如开疆场，各起峰岚，层林点染以成画卷。中唐后俊才斜逸，好出惊人语，终不免于造作萧条。

从陈子昂到李商隐，是前后呼应式的滑落。大约最好的时期，有杜诗过多的个人性因素和李白超越式的不屑，以及王之涣王昌龄贺知章孟浩然等在各方向上高层次的“助笔”，像是一个平行的唐世界，表里俱兴。王维居于唐诗没有被移动过的中心定位，守虚执中，是中神通王重阳一般的存在，李杜岑高孟賈韩柳则弥散四方，以与中心保持放射与返照关系。

它是一动态世界，唐代如一个广阔的幽谷，其间是茂密的障碍物，河流在其中永远不满，人与人难得相遇见，只有消息，随着时间迟到。相对的延迟给了人思考、追问和怀疑的能力，但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人在时间往返中永远处于等待的状态，送走信使，知道他还有下一次的到达，而所思之人与事，其实已同时发生。

但诗，对于唐人可能相当不重要。至少不像宋那样。宋是一个波澜激着另一个波澜，一个诗人是另一个诗人的反应，因他们地位几乎相当，统统是文人阶层，区别只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先后办公。二晏，苏黄，陆游杨万里，李清照辛弃疾，他们的才华投入了更主流的政治层面，但因为没有真的开始以及总的解决，每一种反应都是应激反应，是对一个反应的反应和再反应。

苏轼的《寒食帖》

 

宇文所安写过从汉魏到唐的诸多诗论，都能以深入时代背景的方式取得诗人心绪。西人治汉学重细节，重置结构，提取出的历史层面往往有修旧如旧的功效。历史本就存在多样表达的可能，尽管宇文氏颇有硬伤，但不妨碍他表现的那些对象的活动，比学报论文要生动得多。

《晚唐》就是一道时间的入口，正如《左传》也是一道时间的入口。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略早于白居易的时代，他想拍唐朝的纵深幽暗处，在历史的平面感上凿一道深谷通向玄天。因为今日人们所说的唐，是抽象化的扁平表达，其隐藏的特性始终未明，那时代生活的人与时间的关系，看待文字的态度，语音，物性，以及繁华的真相，都像沉船一样压在传说的底层。我们不能相信在杜甫的时代还有吏夜捉人，到了晚唐就变成敦敦睦睦，但也并非所有的残酷都由诗篇负载，在晚唐的幽谷中提灯而行的诗人们，依然能停车坐忘，再继续或长或短的旅程。

宇文所安的《晚唐》

 

西方诗人到中国，没有象金斯堡这么认真的，很多人乘着对东方的梦幻而来，终于梦醒而无法记下真实感受。金斯堡可是在河北的雾霾中走来走去晃了一个多月，并准确地侦破了潜伏于不变日常的秘密。在他的那几首诗里浓缩着人们怎样贩卖，怎样上班，怎么承受，怎么忘记。这些诗，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诗一起，并入了他滔滔不绝的诗流。比起那些关于美国的怨言，他对中国的怨言是曲折的，隔着一张机票，他随时可以退回纽约的狂歌中。

美国诗人金斯堡（1926-1997）

中国人虽然没有能给他一个太子太仆的虚衔，但也尽到了对一个垮掉派诗人的礼遇。当年海明威来中国，得到的是两大箱威士忌和各种笑而不语，比起来金斯堡很幸运了。他的手伸到了河北，双脚则伸向寒冷的上海，大脑袋躺在了长江上游的忠县，如果他不解释一下那里曾是白居易为官的地方，连中国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金斯堡写过读白居易的诗，若是白居易读到它，也许会这样礼貌地写信给上海市长：“我的朋友诗人金氏名斯堡，渠来自阿美利加之邦。其诗风，既非馆阁，略少婉约，乃称垮掉。虽俚俗而抱朴，遂谑浪以矫正，其诗之范也。……今闻渠远渡重洋到达松江，我亦曾在不远的两个天堂担任州长……”

《金斯堡诗全集》

金斯堡晚年喜提名望，既是自喜，也是反讽。在金斯堡，敌人从未变过，是美元，是总统，是中情局，华尔街，是权力，也是世俗庶民。金斯堡终生在曼哈顿下东区以打坐之姿态迎来送往，白居易在东都洛阳破旧的宫殿下避世，都是诗人的攻守之法，亦不无安全感投射在其中。安全感往往不是诗能为诗人提供的东西。安全感即是对生命之不安的表达式。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是多数诗人要面对的结局。在唐代的傍晚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纽约也不例外。卧室的安乐永远在外界的忧患包围之中化成个体的寂寞。

 

不同于白居易的是，金斯堡晚年被他反对的东西包围，他越是反讽，越像臭豆腐一样喷香，最后他和他的对立面合成了一股力量，躺在雪白的床单上想想肉身的迷离，只有堂吉诃德不可辜负。凯鲁亚克没有机会面对晚年问题。石川啄木也没有，他二十多岁就死去了。松尾芭蕉的晚年是其中年的延续，他在叹息中一直没有变老。而罗兰·巴特死在他晚年刚开始的时候。

罗兰·巴特（1915-1980）

晚年相对于青年来说，是一种反动，是异化，老人们懂了许多，却无法把它告诉年轻时的自己。而夭折的青年，往往比被时间折磨死的人更值得惋惜。然而，这却是一个虚假的话题，是中途的沉船与岸的关系，中间是消逝不停的流水。

 

罗兰·巴特以为现成文本做手术而著称。他关于巴尔扎克和歌德作品的再生发，远远超出了原著者的想象。他讲授《小说的准备》，是在去世前两年，以小说在别处的不可能照亮小说，说尽此种文体的睡前失眠状态，像一个个呵欠，翻身转侧，一次次数羊，拒绝入梦和开始。而这个状态实际上就是小说无法在文本中包含进去的部分，它们是小说出世前的胎中物语，是小说的三维所投影出的更多维度，如果小说写作意味着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且惟一，那它失去的部分，最好是归哲学家所有，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做哲学的人。

罗兰·巴特的《小说的准备》

 

就思想这一值得重塑的行动而言，海德格尔排斥一切做哲学的人。他说，谁才配思想？一个配字，崩坏所有人。他说那些谈论思想的人，离思想都还远，思想既不是被他们谈论的东西，也非谈论本身。思想是一种出发。当然，那些谈论焦虑的人，也并不配焦虑。一点名声的糖果就可以让他们甘甜。

1944年德国败象已显，海德格尔开始了他后半期的哲学生活。他隐居在山中，用半年写出《乡间路上的谈话》，由一个学者，一个向导，一个研究者组成的散步团体，实际上就是海氏自己。

海德格尔的《乡间路上的谈话》

他在三人中安排猜想者，试探者和保守者，而由猜想者做平衡，试探者大胆进入议题，保守者试图纠正。当然这只是一种权衡的说法。三人的角色是灵活的，三位一体，在同一个方向的乡间路上，朝着星光闪动之处行进。

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对待物（对象及表象）的姿态：“泰然任之”。他不断地试探这个姿态的可能疆域，在他更后期的著作中，这种试探最终走向哲学的终结。这篇谈话的最后一段谈到了等待，因为人是不会真的走向终结的，他只能等待，并且最好是，泰然任之。而在东方，佛陀那边，关于泰然任之这件事的种种表述或不可思议，也有个对应的思维，那就是“法尔”。但他又说，法尚应舍，实无一法可得，不存在最后的路，撤掉梯子再来看，从那里有个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