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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中，潘金莲只是烘托打虎英雄的一个道具；而在《金瓶梅》中她就是主角，她被还原成了普通人。图为王思懿在1998年央视版《水浒传》中饰演的潘金莲 如果不是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我觉得我一辈子也不会再有兴趣重读《金瓶梅》。 第一次翻阅《金瓶梅》，我还在郑州上大学，那时候刚开始谈恋爱。偶然的一天，我陪男朋友到省里某个研究所拜访他的老师——老师是一个研究中文古籍的学者——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绣像本的《金瓶梅》。只听人说过，这是一本不好的书。心情很复杂，既抵触又好奇。当时这本书还没解禁，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老师之所以能弄到这部书，是作为研究之用被国家特许批准的。那天下午他们坐在客厅喝茶聊天，我则躲在书房里翻看着这部被张竹坡赞为“天下第一奇书”、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荒淫之书”。因为有着积蓄良久的心理障碍，匆忙里从头翻到尾，丝毫也没有找到看《红楼梦》时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倒是觉得其中的插图和内容有不少的龌龊，令人不堪入目，看了之后确实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仿佛是做了错事，竟然一句没敢对男朋友提起。可能这种阅读体验与当时的时代风气也有关系，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离思想的真正解放，还尚待时日。 我开始读《红楼梦》，年龄大约只有十来岁吧。那时能看到的书非常少，父亲是个地方官，四大名著是组织发放用来批判的。我识字较早，因为那年头家里孩子多，也没人照管，五岁就开始跟着哥哥们上学了。 很显然，其他几本书吸引不了我，感兴趣的只有《红楼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颗不谙世事的小脑袋，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虽然开始读是囫囵吞枣式的，但是里面的故事还是深深地攫住了我。其后每隔几年就要拿出来读一遍。好像是蒋勋老师说过，《红楼梦》即使读过一百遍一千遍，拿起来再读，仍然能读出新的东西。所以，一直到我再次细读《金瓶梅》之前，我始终觉得中国最好的小说，非《红楼梦》莫属。《金瓶梅》如何能同《红楼梦》相提并论？ 转变来自于我跟一个评论家的某次聊天。那回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文学采风，报到的当天下午没有安排集体活动。我们坐在宾馆二楼茶馆里喝茶聊天，不知怎么的就说起了《金瓶梅》。他说这部书比《红楼梦》写得好。当时我非常不以为然，一来评论家习惯于夸大自己的主观感受，说的事情自己也未必坚信不疑；二来不管怎么样，过去也算是翻看过此书，粗鄙不堪，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他极其认真地对我说，一个作家，不看《红楼梦》未必是什么缺憾。不看或者不会看《金瓶梅》，肯定是一大缺憾。但此书不能随意翻看，那等于是亵玩。你只能细细品读，要有敬畏之心。估计读不了一半，你就会有我这样的感受。 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是写给作家看的书。 他诚恳的态度和语气，也不免让我认真起来。联想起台湾作家张大春在一次文学讲座上，数次谈起《金瓶梅》，他也说比《红楼梦》写得好。 看来是需要再读《金瓶梅》的时候了。 我在《金瓶梅》附录里，看到清人张竹坡说的一段话，他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又说：“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则止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 看来这读《金瓶梅》的姿势还真不好拿捏，轻了重了都不行。好在后来赴北京学习几个月，有一段相对比较完整的时间，我真的就各找了一套词话本、一套绣像本《金瓶梅》对比着来看。当我看到武松和潘金莲的一个桥段，突然来了兴趣，好像找到了某种阅读感觉。那一段是这样写的： 那妇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归来吃早饭？”武松道：“便是县里一个相识，请吃早饭。却才又有一个作杯，我不奈烦，一直走到家里来。”那妇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脱了油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地。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栓，后门也关了，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里来，摆在桌子上。 我是被“油靴”这个物件儿击中的。当时我眼睛一热，心一下也热乎起来。这是我多么熟悉的东西啊！记得我们小时候，假期无人照看，每逢寒暑假父母便会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记忆最深的是寒假，如果遇到下大雪的日子，乡下人一般都猫在家里不出门。一来是为了取暖，二来也是出门有较多的不便，交通就是其中一例。乡下人没钱买胶鞋，就把做好的布鞋，里外都用桐油油上几遍，晒干后当成胶鞋穿。我外婆所在地的豫东方言，就把那种靴子叫作油靴。武松穿的不就是那个物件吗？而且也是在大雪天穿的。书中是这样记述那个雪天的情景的： 当日这雪下到一更时分，却早银妆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去县里画卯，直到日中未归。武大被妇人早赶出去做买卖，央及间壁王婆买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不怕他不动情。”那妇人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望见武松正在雪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 这一幕，我觉得是理解潘金莲最好的场景和入口，也是作者的高明所在。设身处地想想，一个二十出头如花似玉的女子，辗转于男人之手，数次遭遇不幸，最后落在“身不满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般的武大手里。遇到有“千百斤”气力的打虎英雄而陡生情愫，实乃人之常情。如果再联系到后面武松归来，找潘金莲报杀兄之仇，那潘金莲“还在帘下站着”看武松。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情，有几人可以懂得？ 作者只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当时潘金莲对武松的感情：“旧心未改。”这与随后武松寒光闪闪的“持刀杀”搁在一处，真可谓字字千钧。 潘金莲可爱之处可爱，可恨之处可恨，可怜之处也的确可怜。 总之，我因为发现“油靴”而欣喜，后来好几次谈及写作的时候，我都会提及这个事儿，并讲起我在豫东外婆家的童年。再后来，有一次到南方采风，我又提起这事儿。结果一个年轻的作家说，你说的这个油靴，在《水浒传》里就有。当时我还不大相信，回去翻看《水浒传》，果真这一段是从里面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抄下来的。当时我很诧异，《水浒传》我也算认真地读过一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一点，而在《金瓶梅》里反而轻易就看到了呢？ 说实话，《水浒传》这部小说我是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但也不至于粗糙如此啊！不过再仔细想想，道理已在其中：《水浒传》看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剧，是那种快意恩仇的江湖恩怨和雕弓快马、高举高打的热闹。而《金瓶梅》看的是家长里短的繁琐细节，看的是眼眉之间的那种流转，看的是油靴、煮茶、穿衣这样的小小的、细微的日常。再一个说，《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都是半人半神的人物，最后闹得跟《封神榜》差不多。而在《金瓶梅》里，他们则还原成了普通人：武松会耍鬼心眼，潘金莲也有忠厚之处——在《水浒传》中，潘金莲只是烘托打虎英雄的一个道具，被置放在舞台边上，若明若暗，时鬼时妖；而在《金瓶梅》中她就是主角，她站在了舞台中央，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盯住她，看清楚她的一颦一笑，看清楚她的唱念做打，看清楚她像我们一样的美丽与哀愁。 《金瓶梅》之所以好，就是好在它还原现实的能力，那种贴近生活热气腾腾的感觉，是其他文学作品所没有的。《红楼梦》有千般好，但毕竟才子佳人，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为个宝黛的爱情痛了几十载，人到中年，终明白那是他人的事情。纵然故事百转千回，令人愁肠百结，但毕竟缺乏蒸腾的生活气息，那如梦似幻的情景远远隔开我们，徒令我们生羡和自卑。《金瓶梅》则是土灶瓦屋，是跟我们最贴近的烟火家常。《红楼梦》里的金童玉女，我们永远也见不着；而《金瓶梅》里的人物，不管是西门庆还是潘金莲，总是常常与我们劈面相逢。 我常常想起老公家乡那些三姑二嫂左邻右舍，其中不乏未婚先孕、离婚再嫁、与人苟且，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肯做的人。她们大字不识几个，却个个口齿伶俐，得了好的时候唇舌吐蜜，仔细得体。吃了亏粗俗起来能骂得泼天蔽日，哪里还论得了廉耻？窝囊一世都能糊涂着过，却偏会为一句口角悬梁自尽。死了便死了，埋了便埋了，“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将这些人物写在纸上，可不就是宋慧莲、王六儿？甚至李瓶儿、孟玉楼也是一样样的。应花子、谢希大、玳安，更是比比皆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常理中的道德原则是坚持不起的。他们卖力地活着，只不过为了养家糊口而已。如果能在人群中掐个尖儿，哪怕是短暂的、片刻的时光，让别人羡慕一下，亦足以成为长久的谈资。 兰陵笑笑生，是一个真正走出书斋的伟大作家。他以极大的悲悯，冷静的笔触，一五一十地临摹身处的市井——那市井，竟然可以延续到当下。小家人的寒热，大家族的悲欢，处处都可与周遭的人事“接笋”。深深地沉浸到他们的生活里，你会突然不再鄙视书中的任何人，大家各自为生计周旋。设身处地，也着实让人揪心。 我终于认同了评论家朋友的话，《金瓶梅》确实是好！即使不能说比《红楼梦》写得好，至少比它写得不差。尤其是自从它在故事发展上跟《水浒传》分道扬镳之后，你一脚就会踏入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竟令人乱花迷眼，欲罢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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