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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世珍 《尸子》作者尸佼，生活的年代在周末，大约在公元前三九〇至三三〇年之间，《尸子》后注曰“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司马迁、刘向等都有“楚有尸子”的描述，而《史记集解》则云：“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后汉书 · 宦者传》注云：“佼作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汉志》将尸佼列为杂家，其法家思想与商鞅相近，就其著述来看，他所持论的法术思想基本上属于正名定份的理论，如“案法以观其罪”（《分》）。“兼天下而爱之”（《广泽》）的墨家思想等，因此（《汉志》）将其列为杂家，然而就尸佼的整体思想而言，却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其著述中关于“忠”、 “孝”、“仁”、“义”，伦理，道德的论述，皆与儒家相类似。如《四仪》篇：“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在对于人性的认识方面，同儒家思想一样，认为经后天努力对于人之成达有决定性作用。如《劝学》篇云：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 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光身者也。” 在对社会政治的态度方面，尸佼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其著述是对统治者的劝导之言，在其思想体系中有天地，社会，政治，人伦，道德一体化倾向，尽管在其治国思想中亦有法家等其他诸家学派的思想成份，但更多的还是强调“德”的作用，并将社会、政治道德化，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基本相同。此外，在“必且自公心而言之，自公心听之”（《广泽》）的公心公值思想，“因智之道，莫如因贤”（《治天下》）的尚贤思想，以及“己所不欲。母加诸人”（《恕》）的宽恕思想中，均可窥见儒家思想的成分所在。 其名家思想也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他的“名实判为两，合为一”的论辩，运用逻辑演绎和综合观察的方法，得出诸多近似于公理的论证。坚持“以实覆名”和“正名覆实”的经验认识，运用一些辩证的方法来分辨名实问题，是其价值所在。在先秦的名辩思潮中，尸佼基于“名”、“实”之辨，重在“名”、 “分”关系，“名”与“分”的原则是自然、伦理、政治、道德、语言、思维的条理法则。如《分》篇：“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其分曰“仁”， 施得其分曰“义”，虑得其分曰“智”， 动得其分曰“适”，言得其分曰“信”， 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尸佼认为人们对于客观自然的条例分辨作为首要之务，尤其是统治者，如果能分辨自然条理，裁物制分，掌握社会的制分之道，使智、虑、言、动皆得其分，则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从而令名自正，令事自定，社会有条不紊，百姓守业安宁，此既其正名、制分、治国思想。尸佼极为重视客观实际，强调“以实覆名”，“正名覆实”，“达情见素”、“复本原始”等，而其“名实判为两，合为一”的逻辑推断，在尸佼之前的名实之辨中是没有的，虽与墨辨学派的“名实合为”思想接近，但又有所发展。 《尸子》现行十三篇：劝学、贵言、四仪、明堂、分、发蒙、恕、治天下、仁意、广泽、绰子、处道、神明。以及《尸子》书散言，是清人汪继培辑本，还存有清人孙星衍、章宗源辑本、均非全文。其亡佚篇目多在元、明之间。 ——本文刊载于2017年《北海道》夏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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