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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从事工笔绘画的画家有很多，但真正画得雅致脱俗有格调，却少之又少，来自南方的工笔花鸟画家苏百钧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笔下工笔花鸟大气、雅致、格调高雅，带有浓郁的时代与生活气息。  大自然在他的笔下得到了高度的凝练，亲切，自然，意趣十足，表达出了画家的时代观念与对生活的观察，是一种个性才气灵感与情思的抒发。画面真实感人，显示出画家的独创精神与开拓性。  苏百钧：1951年生于广州。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美协重彩画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部现代工笔画院副院长。全国美展评审委员。多幅作品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文化部新大楼、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其中，作品《凤凰花木图》悬挂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作品《和平颂》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常委会议室。  苏百钧说，艺术创作最难的就是突破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对自己来说，是挑战也是在创作上突破自己的一个契机。苏百钧的创作都来自生活，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他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苏百钧1951年出生于南方，祖上八代花农，南方各种各样的花卉对苏百钧的家族来说，不仅仅是喜欢与爱好，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到了苏百钧这里，对花的迷恋已经超越了花卉本身，在精神上得到了升华，自然界的花卉万物成了苏百钧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载体。  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培养了苏百钧对自然美的追求，促使他走上“美的历程”，他曾说，朝夕相对的都是花草树木，画画入门是从屋前屋后的花圃写生开始。  苏百钧的父亲苏卧农是岭南画派创始人的得意门生，受父亲的影响，苏百钧从记事起，就已经开始用毛笔画画，从小就培养他对生活那种很鲜活的感受，在父亲的影响下，苏百钧从小就非常注重观察花鸟的生长习性，从生活中感受鲜活生动的素材。  陈少丰在《画家苏卧农》一文中记述：“他教导自己的子女学画，更首先是教他们在自己的家园里参加栽培花卉果木的劳动，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花农，进而培养他们具有比普通花农更高的审美能力，与此相随的是掌握必要的绘画技能。”  苏百钧就是在父亲的生活与艺术相随的教育中得到了熏陶。父亲给他讲自己的人生与艺术经历，为人处世之道，艺术的真谛等等。还教年幼的他背诵古代画论，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等等。不是单纯地背诵，而是要深刻理解里面的含义。这为苏百钧日后的绘画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诗情画意。  从苏百钧的身上和他的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安然淡泊，作品质洁意雅。父亲的言传身教也令苏百钧身上散发出一种谦和内敛的文人气息。  文革期间，苏百钧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去了农村，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辛苦，但也锻炼了苏百钧，让他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植物的生长过程与生长规律，这也正是苏百钧的绘画充满生命力的原因。  “文革”后期的1968年，苏百钧做过农民、干过粗活、做过宣传等，但不管是何工种，都使他的画画、写字从未停止过，艺术向往之心也未尝稍懈。后来就是回城，就读于广州一家化工中专学校，在这所看似与花鸟画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校里，苏百钧掌握了颜料的科学调和、色彩的化学配方、分子结构与应用，这对于色彩感要求较强的工笔花鸟画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中专毕业，苏百钧分配到基层工作。幸运的是，他拥有一间独室，一张书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份非常奢侈的“家当”。这个“家当”为苏百钧的书画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他画过大幅的山水，参加过省市乃至全国的大展。艺术之路在其脚下展开，一颗中国花鸟画坛的新星已在珠江之滨冉冉升起。 1984年，苏百钧报考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经二次考试他在专业上的出类拔萃，被广州美术学院破格录取了。据后来招考的的老师讲，在所有的考生当中，苏百钧在工笔花鸟画的创作方面是最有才华与灵性的一位学生。 由于缺少工笔花鸟画的老师，考入广美后，苏百钧的导师是三位在国内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成就了苏百钧今天的创作风格。
看苏百钧的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个诗意盎然的美妙世界：时而繁花似锦，莺飞蝶舞；时而农家院落，鸡鸭成群；时而枯枝落叶，萧瑟寂落，时而孤鸟独鸣......无论是花鸟虫鱼，还是不起眼的残枝败叶，在他的笔下，都成了入画素材。用他独特的眼光发掘来源于生活的题材，再经过艺术提炼，使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让人爱不释手，百看不厌。 苏百钧说：“‘德为先’，做人，修心，修德，修学问，修方方面面，每一句言行，每天都在修，因此我的生活是非常单纯的，就是画画，教书，每天在愉快的修行，每张画的每一笔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花鸟画对我来说是一种灵魂上的表达，从生活中来，把它升华为艺术的美，每天好好修行。艺术所体现的就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必须修得灵魂的干净，画出的画才会有品格，品味高尚。”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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