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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温旭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家里。他身上有不少听起来很了不起的title，南极、北极、珠峰、科考，探险等等，但他从未真正在意过，我看到的也只是一个普通的32岁年轻人。 （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温旭和虎姣佼）  采访结束，温旭站在自家的客厅，两只手略显局促地叉在腰间，一反刚刚采访时的放松状态。身后的书架上摆放了很多关于南北极的书，其中有一本是著名极地探险家博格·奥斯兰送的，温旭把他当做自己的人生导师，或者叫做“偶像”。 妻子虎姣佼挺着六甲的肚子继续和我寒暄。她说，温旭就是这样，双子座、特分裂。不足两岁的女儿经过一番哭闹，在卧室睡着了。就在一个小时前，她跑到沙发旁，光脚站在地毯上，张开短短的双臂，冲着温旭喊，爸爸抱。温旭中断了采访，把女儿抱在怀里，低头温声问，怎么了？受委屈了？ 这样的时刻，是温旭的幸福时刻。他在长期科考探险的过程中，偶尔会想念女儿，进而觉出一些被需要的柔软与温暖，同时还有一些不能陪伴她成长的亏欠感。随后他又说服自己从这种情绪中尽快脱身出来。 温旭不常对自己的父母产生亏欠感，他说“只是偶尔”。他回忆了过去极少几次的“偶尔”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学时期他带队去登慕士塔格峰，看着一具尸体被装在睡袋里、绑在驴身上、从山顶摇摇晃晃地运下来。尸体僵硬，两只手依然保持撑着登山杖的样子，顶在睡袋上。 “那个瞬间各种杂七杂八的情绪都来了，有对死亡的恐惧，有对家人的思念，有对父母的歉疚，还有对自己这种行为本身的怀疑”。 类似的矛盾，温旭经常面对，除去“工作与家庭”，还体现在“探险与科考”中。 在为中科院青藏所展开的那次冰裂缝救援之前，温旭从未想过，日后的很多年里，他都将把“探险”与“科考”合而为一，把“爱好”与“工作”结合得如此紧密。 在此之前，他还只是一个拥有“探险梦”的少年。 如今，他走过年少模样，走出怀疑本身，走进矛盾里，已然是一个面对未来更加坚定自洽的“探险家”。  温旭《独步南极》预告片2019。温旭于2017年发起“＜2℃计划”，即通过人类首次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来呼吁公众关注全球变化，2019年10-2020年2月，他将向世界纪录——单人无补给、无助力、无后援穿越南极大陆发起挑战。 探险的意义 温旭从来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尽管在很多人看来，他内向到略显木讷。初中时期因一部电影爱上高海拔攀登，报名参加第一届攀登训练，攀登第一座雪山；高中时期冬天穿凉鞋、翻墙去上课、在图书馆楼顶搭帐篷露营；高考后，拿着攀岩获奖证书推开北大、地大的门去问是否特招；大学时期立志“传承地大前辈的登山历史”重新组建地大登山队…… 这些只是他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生经历中，最不值一提的点。  国内喜欢探险的人有很多，但能够与科考相结合的少之又少。这两种群体像是完全割裂存在着——前者为了自我挑战，把探险作为爱好，后者为了科学研究，把探险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彼此互不相识，互不融合，互不了解。 温旭是少有的把这二者合而为一、彼此相容的人。 人们都知道他是国内年轻的探险家和科研工作者，却鲜少有人知道他是如何与科研结缘的。 一次中科院科考队员在慕士塔格峰进行科学考察，任务是在慕士塔格峰6000米左右建一架气象站。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只是在下撤途中发生意外，需要协同救援。 彼时，温旭刚刚从地质大学工商管理系本科毕业，被保送本学院研究生，正利用假期在慕士塔格峰带队。在此之前，他已经登顶过8次慕士塔格，此后他还将登3次。那时他只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把登山作为爱好。 他还不知道和中科院的这次萍水相逢能够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让温旭和中科院建立了联系，用温旭的话说，“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探险可以只关乎“自我”，也可以关乎“他人”与“社会”。 在温旭过去的攀登经历里，他一直在探寻为登山赋予更多意义和价值。在登山社团的发展过程中，也在有意识地朝着登山和科考的方向探索。 玉树地震那年，温旭刚好在登阿尼玛卿峰（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登顶后取顶峰圣水，特意送到玉树的结古寺，为受灾群众带来心灵的慰藉。玉树灾后一年温旭又去登山，做了灾后一周年的调研。
有意识地把登山与公益和科考相结合，是温旭在登山探险过程中寻找的“大我”。听闻中科院老师所言的高海拔科考，温旭发现，登山的意义原来可以更广阔。 现在再聊起探险与科研的结合，温旭说，从小就没有想过要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那样才能保证爱好的纯粹。可是接触科研之后发现，科研能够为国家或者为更多人做更多事情，它具有的意义完全超脱了爱好这个范畴。所以反而更愿意结合自己的高海拔特长和爱好去做科研。 他在日后的工作中试图把攀登的安全意识带给更多科学家，但他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很难。“把登山者培养成一个科学家和把科学家培养成登山者，完全是两码事。” 科学家永远都是以工作和科研为导向，去完成攀登，他们的安全保障意识很薄弱。 “即使是我很努力地去影响他们，现在他们只是把以前穿着雨鞋上山变成了穿冰爪，把以前绑在身上的绳子换成一条安全带，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他们在扎营睡觉时，不习惯用睡袋和防潮垫，“像我导师那一代人，睡觉还是要打一个铺盖卷，底下垫一条狗皮褥子，加一层棉褥子，再睡到睡袋里。还要在睡袋上再盖两层被子。” 温旭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不少改变，“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多改变的空间，但推得比较困难。”
如果说在慕士塔格峰的这次救援为温旭与科考结缘打开了一扇窗，那他陪同中科院去新疆木吉冰川完成另一项科考任务，就为他真正地打开了一扇门。 同伴遇难，对其他人的打击很大，他们也开始真正明白，高海拔科考需要更专业的安全保障。温旭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温旭走在队伍最前边，带领其他人避开危险的地方，到达要展开工作的区域——这次的任务是在峰顶打钻，取一个冰芯。 温旭对他们要做的科研工作充满了好奇，除了安全保障工作以外，也很积极地去请教去帮忙完成任务。由于白天温度较高，容易粘连，所以打钻必须在晚上。那个晚上，温旭一直守在中科院老师的身边，看他们打钻，和他们聊天。这也给中科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返京后，通过中科院老师的联络，去见了中科院青藏所姚院士，办了地质大学与中科院的联合培养手续。至此，温旭开启了他的“新道路”。日后的很多年里，他都将把“探险”与“科考”合而为一，把“爱好”与“工作”紧密结合。 在此之前，他还只是一个拥有“探险梦”的少年，对科考一无所知。 年少时梦想 在过去的人生中，温旭值得被标榜和艳羡的经历有很多，而他最先想到的、总是无关辉煌，只关乎某个独属于自己的私密午后。 温旭还清晰地记得，15岁的那个夏天，他看电影《垂直极限》时紧张又激动的情绪。他被彻底代入到情境里，专心看每一个救援动作，帮着一块使劲，也跟着一起担心。里边的技术器材、登山装备、直升机都成了他对登山最酷的幻想。 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在那个15岁的叛逆少年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瞒着父母，用自己的积蓄报名参加了登山培训，成了登协第一届登山基础技能培训班里年纪最小的一名学员。 因年纪小，他得到的指导更多，被关注更多，被寄予的希望更大。 在训练中，教练对温旭的要求格外严格。动作不规范不到位的时候，一定会纠正，让他重新来做。 在很多次攀登训练里，教练都在下边不停地喊“抬腿！抬腿！”直到他把腿抬得很到位，才算罢休。 培训结束温旭通过论坛报名了玉珠峰的攀登活动。有趣的是，同样因为年纪小，被特殊对待。 当时温旭正处于变声期，电话里对方并未觉得他年纪如此小。见了温旭之后才发现他还是个孩子。 “当时大家对我不放心，特意把我安排在第二队，那一队的成员差不多都是‘老弱小’。” 这是温旭人生的第一次高海拔攀登，最终在距离顶峰50米处，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放弃登顶。 这次没有登顶的经历让温旭获得了父母对他攀登的绝对支持，“他们认为我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和对风险的判断把控能力。”在温旭日后的登山、探险活动里，这次“安全胜于登顶”的经历也都在持续影响着他。 温旭做事目标导向明确。15岁那年，他决心以登山为梦想，并希望有朝一日登顶珠峰。他从相关文章和资料中得知，高海拔登山需要超强体能素质，还有耐力和毅力。于是，温旭开始进行专项体能训练，包括跑步、骑车、游泳等，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从未间断。 他说，“这和‘坚持’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目标明确，所以这些训练过程我都特别开心。” 温旭的高中就读于南开中学。因为他一年四季都爱穿凉鞋，人送外号“凉鞋哥”。他做事从不循规蹈矩，在学校楼顶搭帐篷，翻墙去上课，冬天穿凉鞋。 如今再聊起这些算不得平常的经历，温旭很感谢南开中学开放的教学氛围和老师们开放的教学理念。 大学因攀岩特长被特招到地质大学。入学之后就产生组建登山队的想法。大一参加各种社团“取经”，时机成熟，大二组建了“地质大学登山队”。这也是他目标导向明确的体现。 温旭了解到，地大登山的历史有很长，国内第一批登山老前辈就是从地大选拔出来的，但那一批之后中间间隔了二三十年，地大基本没有登山队了。他希望把地大的登山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这是温旭为登山和探险赋予意义的萌芽期。 同年（2009年），温旭参加了旅游卫视《勇闯南北极》节目，那是一次与预期有很大偏差的探险（节目组说最后会到珠峰，那是温旭的梦想，结果节目只止步于北极），但他却认识了自己的“人生导师”——著名极地探险家博格·奥斯兰。
用温旭的话说，“认识博格是给自己埋下了一粒极地探险的种子。”只是当时的他，并不自知。 一路走来，温旭体验了不同维度的地质地貌、人文景观、文化历史等。到达北极，在博格的带领下去极地。博格被温旭的热情与激情吸引，很欣赏他，所以和温旭的交流了很多。直到现在他们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博格偶尔会邀请温旭参加探险活动，他到中国就一定会和温旭见面。 博格说，“北极冰盖在5年前的直观厚度是5米，现在却只有3米。” “5年的时间，冰盖已经薄了2米，这个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温旭并不知，8年后他会作为一个极地探险家横穿格陵兰，去呼吁更多人了解冰川消融，呼吁人们减少碳排放。除此之外，还将登上珠峰、横穿南极以进行不同项目的探险科考。 他和虎姣佼为这次“行动”取名“＜2℃计划”。 ＜2℃计划 温旭进入中科院后的第一个科考任务对他来说难度不小。 2012年9月初得知同月底有任务——去希夏邦马峰7000米左右的地方架一个气象站，之前中科院曾在这里架过一个，但由于地震之后，地形的变化，导致后来中科院这边没有人能上去。 时间紧任务重，更何况除了在慕士塔格和木吉之外，温旭和科考的交集几乎为零。他需要在20几天的时间里，自己组建队伍、办理申请各种手续、准备物资、学习使用科研仪器等。 仪器如何操作、如何设置都是现学的。这些已经很困难了。更困难的是，仪器的总重量约有80公斤，需要把他们全部运到7000米的位置。 最开始的方案是让牦牛背上去，但牦牛一遇到上坡就不老实，把东西全部都甩下来。这个方案行不通，只能采用人力来背。 和登山队的几个队员一口气全部背上去。开始建气象站——它是一个三角的架子，架子上面要装一个主控箱，还有各种探头，把这些东西全部架好之后，再把架子架起来，最后在电脑上设置数据。 尽管当天天气不是很好，风很大，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但温旭并没有感受到成就感。 其中一位成员把手指冻伤，温旭为此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责中。 温旭惯是如此，他希望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完成得尽善尽美，如若不然，他便对自己怀有苛责和不满。 首次任务后，温旭正式踏上他的探险科考之路。
在2017年5月份的一次江湖源大科考中，温旭曾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也是这次经历触发了“＜2℃计划”。 当时本能的自救反应并未让温旭觉得害怕。事后他才感到后怕——“没有自救意识和技能的人很难上来。”幸好，2009年去北极温旭专门学过冰面落水自救，那种自救意识已经成为他的本能。 “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当时是5月份，还没有入夏，完全不是冰川上温度最高的时候，在海拔5500米的位置，居然有这么大的冰湖，我一米八的高度，掉进去之后都踩不着底！这种冰川上的变化是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的！” “我和我所有的朋友，从来没有说过登山要防止掉水里，这一次居然被自己经历到了！” 这次事件对温旭触动很大。再联想到自己在慕士塔格峰的11次攀登中，从最开始的要穿特别大的踏雪板，到后来彻底把踏雪板换成冰爪，眼看着慕士塔格峰的雪线在不断上升，他深刻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冰川是气候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器。但绝大多数人，身处远离冰川的城市，看不到这些冰川的变化，很少能够意识到气候变化与我们的生活有多么息息相关。 回来后，与虎姣佼商量再三，决定发起“＜2℃计划”——通过人类首次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来呼吁公众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共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继登顶珠峰和穿越北极后，2019年10月-2020年2月，温旭将向世界纪录——单人无补给、无助力、无后援穿越南极大陆发起挑战。 登顶珠峰&穿越北极 这是温旭第一次登顶珠峰、带着4项科考任务，从抵达大本营到登顶仅用了13天的时间。对于攀登过珠峰和了解珠峰攀登的人来说，应该知道13天的周期是什么概念。 站在珠峰之巅，是他从15岁就有的梦想。 可这次从珠峰下来，他感到更多的是懊丧与失落，毫无登顶后的喜悦。他在C2只喝了一些水，没有脱衣服就钻进了睡袋，睡袋侧边拉链没有拉就昏睡过去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到大本营，迅速调整状态，准备第二次登顶。可影像资料显示，埋好的装备已被破坏，第二次登顶已没有意义。 还未完成的另外两项任务成了温旭的心病。 此次仪器总重量有100多公斤，其中有锂电池，无法乘坐飞机，只能从陆路走。从拉萨开车到吉隆口岸，从吉隆过关，抵达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只有温旭一个人，他需要一次一次地搬运仪器。到达当地召集了5个夏尔巴，反复培训他们使用仪器，做好前期准备。 在6500米处只适应了一天，返回大本营适应了一天，马上就开始了冲顶的攀登。 刚到C1，由于适应时间短，又没怎么休息，温旭的身体出现严重的不适——呼吸有杂音，咳得很厉害，肺如果吸满气，就会剧痛。温旭判断这是肺水肿的先兆反应。 所以从C1再往上出发，他就不敢走得特别快，只能吸半口气，同时他已经想好了预案。如果真的有更严重的反应，五个协作谁来安排他下撤，其他的人怎么再分配工作，如何继续把工作干完，这些已经在心里形成一个方案。 好在8500米左右，温旭的身体状态突然恢复了，随着逐渐接近顶峰，心情变得特别愉悦，步子也开始变大，呼吸也变得顺畅了。 登顶了。 温旭和身边的两个协作展开前期的科研工作，采集沿途的高海拔的冰雪样品，在顶峰用雷达测冰层厚度，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很顺利。 但还有三个协作由于各种原因，落后了一些，还未登顶，他们身上还背着其他的仪器。在最高的地方打透底冰芯和安装温度探头，这两项任务没有完成。 温旭和协作在珠峰顶上一直等了两个小时，后边的三个协作还是没有上来。出于安全的考虑上，不能再等了。温旭让另外两个协作先下去，自己又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无奈之下，只能把仪器储存在顶峰，下去安排第二次攀登，再把另外两个实验做了。 但从顶峰下来的人的影像资料显示，仪器已造破坏（或人为或自然），第二次攀登只能作罢。 直到现在聊起这次珠峰攀登，温旭的遗憾依然展露无遗。 从珠峰返回北京没多久，温旭又去了一趟慕士塔格峰，完成另外一个科研任务——从顶峰到雪线，每隔100米打一个冰钻，取一个冰芯。 这次任务持续了近一个月左右。8月中旬，温旭开启了为期37天的北极探险之旅。 回想起来，温旭对这次探险最深的记忆有关告别与孤独。 此次活动共有5位参与者，其中两位是摄影师，在走到第12天时，他们心理上开始出现不适。最终决定放弃。 他们离开的那天，直升机飞过来，驾驶员用挪威语、也可能是英语喊着“快快快！赶紧装东西！”他们装得很迅速，装完就走了。 温旭听着直升机的轰鸣声渐渐变小，看着直升机离开，特别失落。周遭突然变得很安静，回头看，确认“我们只剩三个队员了。” 人少了，话少了，速度提上去了。似乎也更能适应孤独了。 每天只是闷头走，从之前的一天走20公里，提速到后来每天走30多公里，最快时达到37公里。这种程式化的行走开始让温旭思考，5个人变成3个人，心理都会有落差，等到南极的时候，只有1个人，又会是什么样子。对于温旭来说，是一次很不错的个人穿越南极的针对性训练。 30天，600公里，温旭完成了北极探险。
但真正的挑战才拉开帷幕。 接下来他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为全球首次单人无助力无后援无补给穿越南极做准备，其中包括针对极地的定制物资、针对性的转型训练、还有心理适应准备等。 适应孤独就像接受矛盾一样，是温旭必须要面对的。 在矛盾中自洽 温旭可以把探险与科考变得融洽。但家庭与工作的矛盾，怕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平衡了。 近期，温旭正在做从玉树骑行到拉萨的专项训练。
在他骑到那曲——离拉萨还有250公里的那天夜里，0点48分，他的妻子虎姣佼发了一条朋友圈。 “还有95天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还有110天温旭就要启程去那个未知的白色世界。挺着大肚子泰然穿梭在北京的街道上、地铁里、楼宇里，被湮没在无穷无尽的工作和对未来的想象中，我也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还能坚持……” 那几天虎姣佼跑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刚刚把女儿哄睡着，已觉身体累到崩溃。心情陷入疲惫、崩溃、自怜、固执和坚持的矛盾复杂中。
几天后，虎姣佼再谈起当时的心情，她说，“现在我们面临很多困难，比如我的身体上的变化，肚子越来越大了，仍然要出去处理有关温旭项目的所有事情，为了让温旭更加专注他的探险。有时感觉力不从心，也有些委屈，毕竟是个孕妇嘛，回家还要陪孩子。但是发泄完这些情绪之后，看到温旭的努力，日晒雨淋，和一直以来我们的坚持，觉得他会给我一些力量去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温旭在妻子的那条朋友圈下边点了一个赞。这种时刻，虽然相距千里，他们的内心却在无限地接近彼此，给予彼此足够的精神支撑。 这其中需要的不止是爱，还有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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