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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6米，7514米，其实这两个贡嘎山的高度，均是由国人所测量。实际上，7514米更准确一些。但为何7556米流传更广？ ” 海姆（A.Heim）、洛克（J.F.Rock）等率领的贡嘎山早期探险奠定了我们对于贡嘎山地形结构最早的科学化认知——它们提供了一个最初的地形框架。在上一篇（注：文章题目为《贡嘎山早期探险考察史，领略前人的执着与情怀》，于2017年4月11日在本公众号发表）文章中，我已经探索和梳理过了这个问题。 但，这也并未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已经“老掉牙”的贡嘎山探险史，与我们如今的旅行、徒步、登山又有何关系？我感到，如果不能详细谈谈这段历史与当今我们拿到的贡嘎山域信息在因果上有何直接关系，历史或许就还只是历史而已。 本文的目的与前一篇《贡嘎山早期探险考察史》类似。作者试图通过一次文献的挖掘、历史角度的拉通梳理，来搞清楚人们对贡嘎山的考察和认知历程，以及，最初的科学认知后来如何演变成了互联网上、驴友间和景区里的人云亦云。 这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也并不容易写尽。但作者将以本文最初那个简单的问题来连缀这段历史——贡嘎山域的山峰（尤其是主峰）的名称、它们的海拔高度的流变。另外，本文试图抬出和介绍关于贡嘎山最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献，并补充以另外一些确凿的证据材料。 贡嘎山域各山峰，往往同时流传着不同的称呼和海拔高度。（剪自重庆大学登山协会：贡嘎山域山峰资料图，2017年） 一、华西边研所与贡嘎 在贡嘎山1932年的攀登与1957年的攀登之间，有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间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贡嘎的考察在此期间的沉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贡嘎热”既然已由洛克掀起，对贡嘎的关注也就不会轻易消失。 实际上，除了我们一提及贡嘎就要说的那些人——洛克、海姆、英霍夫之外，从1877年吉尔见到贡嘎以来，各种对它的目击报告、旅行日记就层出不穷、从未中断，只不过其中没有更多新鲜的发现、不必多提罢了。与此同时，对于藏东南和云南北部、康区中心的巴塘、理塘地区的关注度也在快速升温。 从这个时期的种种记载看来，对于贡嘎山这个主题，这25年是国人和西方都在进行总结和回顾的一个时期——关于它的基础样貌（山峰的名称、山脉的走向、海拔高度等等）已然确立、不再如以前那般迷雾重重。 所见最早的贡嘎山素描图之一，1922年。 伴随着爱德嘉牧师在1936年的去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W.C.B.R.S.，以下简称华西边研所）的注意力也逐渐从贡嘎山移开了。但是，我们行文至此，尚未开始对这个机构的介绍，所以不妨停下脚步，来讲讲华西边研所的故事。 1922年，华西边研所在成都华西坝上的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成立了。它的创办者是一群由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虽身负教会的传教使命，却同时也是大学教师和做研究的学者。其中，醉心地质地貌、考古等学问的专家并不少见。 根据目前的材料，正是在华西边研所中最早聚集起了一批关注川西雪山的学者。边研所创立的第一年，会员赫立德（G.G.Helde）就留意到了成都市区清晨向西能远眺到的壮丽雪山。他为此跑了几个不同的位置观察山的形状，把这些雪山划分为了北部、中部、南部三个比较集中的山群，并大致推测了它们的位置。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书影。 而住在康定的新西兰籍牧师爱德嘉（J.H.Edgar，中文名叶长青）是华西边研所的名誉会长，也是最早集中关注贡嘎雪山的人。1922年，爱德嘉在初创不久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C.B.R.S.）》上首次抬出了贡嘎山，并给出了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份贡嘎素描图。在这篇名为《贡嘎山附图说明》的短文开头，他说：
在撰写前一篇文章《贡嘎山早期探险考察史》时，我还没有拿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这份重要却几乎被人遗忘干净的材料。现在看来，爱德嘉才是“贡嘎山有三万英尺”传言的始作俑者。因为约瑟夫·洛克曾亲自见过佩雷拉将军本人，并且说，他同将军面对面认真谈过此事。确证将军曾得见和猜测的那座世界第一高峰，并不是贡嘎，而是阿尼玛卿山。 乔治·佩雷拉将军。图片来源：Peking to Lhasa, 1925 所以，爱德嘉牧师误解了佩雷拉将军的意思，又误判了贡嘎山的高度。但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有趣又著名的错误：如我们之前所说，它为贡嘎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举世闻名埋下了伏笔。在爱德嘉牧师的一生中，关于贡嘎山的著述占据了相当的一部分（至少6至7篇，分布在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 并且，他曾亲自接待和陪伴前文提及过几乎所有的这些探险家在川西探险，给他们指出这座山峰的所在。他对各国探险者和贡嘎的热情，使得海姆和英霍夫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他们此前未见记载的山峰——爱德嘉峰（6618m）。 不过，爱德嘉仅仅是音译，他在汉语里还留有一个中文名——叶长青；看来，“叶长青峰”或许更符合纪念爱德嘉的本意？无论如何，爱德嘉是目前文献所见、近代以来专门关注过和向外界介绍贡嘎山的第一个西方人。1936年爱德嘉在康定去世、葬在康定，他的讣告上写道：
今天的爱德嘉峰（娘娘顶视角）。摄影/重庆大学登山协会 姚昕 1929年，洛克前往贡嘎山开始考察前，曾专门拜访华西边研所，并要去了一些资料，其中据说有学会会员、土壤与农学专家理查森（H.L.Richardson）女士根据长期观察绘制的一幅贡嘎地图。然而，这份地图是否保存到了今天，还是早已丢失，目前仍然未知。此后，海姆与洛克等人也曾在行前造访华西边研所，收集资料、探询情报。 而在爱德嘉牧师去世后，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逐渐离开和学科的分化，这一时期的贡嘎山考察，基本结束了地貌、地文上的关注，保持了地质、岩矿领域的关注，并逐渐开辟了冰川学领域的研究。 自1930年海姆的冰川学研究开始，对贡嘎山现代冰川和古冰川的考察成为后来科考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其后的汉森罗伊（Hanson-Lowe）、安特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学者）等人就在冰川地貌上作了专门的工作。 同时，两广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两广地调所）主持的、以海姆的考察为代表的多次野外科考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其中，李承三等学者聚集在重庆大学地质系，在民国末期和解放初期重返川西高原，针对贡嘎（1939-1942年）、雪宝顶（1951年）等高海拔雪山的冰川地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为我国学者自己的野外考察和学术研究积累了最初的重要经验和资料。 二、国人关注贡嘎：西康省与川边建设 从1939年到1945年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人对贡嘎山域的来访渐渐减少；在此期间，国人对贡嘎山周边区域的关注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因为，中华民国1939年设立了西康省，定首府于康定，省主席为刘文辉。 民国时期的西康省（1955年撤销）。图片来源：Wikipedia 刘文辉治下西康省的建设出现了热潮，这特别推动了中国学者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刘文辉鼓励和推动创办的《康导月刊》、《康藏前锋》等都是这一时期用以吸引各行业专家、仁人志士讨论川边建设方略的杂志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洛克、海姆等人考察贡嘎的成果由任乃强等学者和热心的编辑们第一时间翻译引介到了版面上。 其后，任乃强撰写宏著《西康图经》，又集中详述了贡嘎山的各种西人研究，并补以他自己在康区亲自考察积累的地理、语言和民俗知识，对洛克等人的说法加以考证。 任乃强先生。来源：《任乃强藏学文集》，前揭。 也正是从他们那里，贡嘎群峰的名字开始自英文进行汉译。任乃强所作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利用自身的藏语学识，对这些名称进行整理。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我们在文献中第一次见到了如此多中国学者、旅行家和摄影家的身影，而这些工作，也是空前地丰富和广泛的。比如，任乃强不仅讨论了贡嘎各山峰与河流的名称由来，还讨论了这一山脉（大雪山）的形成、周边民族的分布等诸多话题，可以说是把贡嘎山作为主题进行的、一次纯粹的地文考察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仍是华西边研所的重要成员。如此，虽然华西边研所这个机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多次骨干学者离开的损失，《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也终于停刊，但直到此时，它仍在我们探究的题目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康导月刊》第六卷，任乃强所著《关于木雅贡噶》，测量数据和山峰名引用了海姆的测量结果。（1946-1947年） 任乃强重新绘制的贡嘎山域地形图，底稿为1932年美国登山队所绘地形图。（1946-1947年） 1938年，上海年轻的摄影家庄学本（1909-1984）来到西康。他久居康定，念及自己住得离传闻中的木雅贡嘎雪山不远，便想去探望这美国探险家笔下传奇的山峰。 8月10日，庄学本带上两个嘉绒藏人的小孩子——鲁色尔、郭喇嘛一起，从康定出发，一路拍摄，来到贡嘎寺。他访问了贡嘎寺的老喇嘛，经随行藏童协助翻译，得知了山的宗教含义：山神多吉鲁杵（前篇译夺尔吉鲁杵，Dorjelutru）守护着这一方山域——一位经莲花生大师点拨后皈依、为此地遮风挡雹，使得四季有序的神明。此外还记录和转译了一首贡嘎的赞美诗《贡嘎桑鸢》，也记录了寺院中的壁画内容。 8月15日早8时，据庄学本自己记载，他登上了那玛峰（原文为诺去玛，音同海姆所载德文Nöchma）的山尖。 然而随后几天，天气转差，庄学本只得携两位藏童寻路离开。第二年，庄学本发表了（很可能是）国人的第一篇贡嘎山游记：《西康木雅贡噶雪山游记》。 并在重庆等地先后组织了几场相当著名、吸引了当时名流政要到场的康藏边区摄影展。
1940年，日占时期的上海，《良友》杂志上的贡嘎山（第158期，第14页）。 在专注川滇探险的英国地质学家古格里（John Walter Gregory）1923年初版的、关于川滇自然科考的宏著《中国西藏的阿尔卑斯（To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的一册中，我发现了后来再版时在扉页前临时插入的一页，上面是古格里致亚洲诸大学的祝愿，他说欧亚同经战火，大学书籍资料多不存；亚洲文化与欧洲一样曾经灿烂或许还超越欧洲，故谨以此书献与诸校，帮助联结东西文明、携手走出战痛。遗憾的是，古格里所担忧的战乱再次降临——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战火不断。 但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国的高山探险在这一时期并非陷入沉寂，实际上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在西康省和西南边区建设如火如荼，国人目光纷纷投向四川、转向西部的潮流中，甚至首次出现了庄学本这样专门前往川西高原山地的旅游活动。到1948年，国民政府还一度准备与美国共同进行专门针对阿尼玛卿山的探险。 1949年，约瑟夫·洛克恋恋不舍地撤出中国。他并没有回他的大本营夏威夷，而是从昆明出境，又在印度居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仍幻想能有机会回到川滇的山区，继续他的考察和探险。 1950年5月，随着传教士陆续撤离中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最终解散。 1955年7月，西康省撤销建制，并入四川省。 三、“我们征服了世界闻名的高峰” 1957年，我们终于再次与贡嘎这座山峰相遇。在1956年经历了太白山、慕士塔格、公格尔九别等山峰的中苏合攀后，初生的中国国家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队）期待通过一次独立攀登来证明自己的独立攀登能力。于是他们选择了贡嘎山来做这次尝试。 这次攀登的各方面都被较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无论是六十年前队长史占春所著的《我们征服了世界闻名的高峰》，还是去年为纪念贡嘎攀登六十年《山野》杂志所发表的《纪念中国登山队首登贡嘎山60年》一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回溯贡嘎山攀登历史的文章中，都可以明确找到这次攀登的细节——成功是辉煌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1957年5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在海拔5000米处遭遇雪崩，虽然大部分队员死里逃生，但气象测量员丁行友不幸牺牲。其后，在设置了七个营地、以每小时不到90米的速度攀登完最后890米之后，6月13日下午1点30分，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六名队员登顶贡嘎。 他们在顶峰的冰雪下埋进了一个装着纸条的小盒子，上面写道：
贡嘎顶峰，纸条上的记录。来源：《我们征服了世界闻名的高峰》，前揭。 在下撤的路上（7100米处），登山队遭遇暴风雪，六名队员用绳索结成两组前进，却先后发生了滑坠。刘连满、刘大义和队长史占春结成的一组率先滑坠；在刘连满已经冲下西侧悬崖的危急时刻，队长史占春抱住了一块岩石，三人得救；而这时国德存、师秀、彭仲穆三位队员的结组也发生滑坠，不幸遇难。 1957年的贡嘎攀登并不是一次单纯的登山，而是在登山之外还包含了对贡嘎山各个角度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其内容包括气象、地质矿产、冰川等等各种方面。 1957年6月，登山队在贡巴冰川末端插上了一面旗帜，标示当时冰川的终点，为后来人观测冰川提供了基准；六十年过去，贡巴冰川已后退了很远。 然而，尽管这是一次严肃且全面的科考，但当时所依据的测绘材料，仍然是海姆和英霍夫、埃蒙斯（Emmons，1932年美国队队员）等西人所提供的测绘数据，对于贡嘎山并没有再进行重新的测绘。主峰高度仍沿用了英霍夫1930年测出的、7590米的数值，其他诸峰高程也均遵循了海姆的测绘图。
中国登山队在西北山脊上行进。图片来源：Alpine Journal, vol.63, 1958, pp.194-202 事实上，到1966年，国人对贡嘎山自主进行的第一次测绘才开展，这也是一次全新的、独立自主的测绘。 1966年12月，我国对贡嘎山地区进行了一次航空摄影，这也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其后，在1972年完成的、根据这次航空摄影照片计算和绘制的1:100000国家基本地形图上，贡嘎山标高7556米。这便是后期贡嘎山最广为传播的海拔高度——7556米的来源。 1972年的基本图，是至今最为广泛使用的一幅地形图，它提供的各山峰海拔高程信息，成为了后期我国所有相关地图的依据。日本登山家中村保（Tamotsu Nakamura）进行山峰梳理所依据的我国地形图，就是这一版。 但在1972年的这幅图的图历簿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对峰顶高度、以及更基础的地理信息——峰顶位置的记录。可见，1972年测制国家基本图时，贡嘎的顶峰仅是被当作一个地形特征点绘在图上的。 然而，贡嘎顶峰是地形上一个尖锐的高点，在较小的范围内高程变化巨大，这使得——如果缺乏野外的直接测量，那么仅凭借航测图对顶峰进行测量，其误差会大到难以接受（在顶峰附近的7000米以上地区将普遍地达到8米以上）。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而清楚，7556米距离贡嘎的真正海拔高度仍可能有几十米的偏差。 贡嘎山顶峰、以及周围各卫峰、独立山峰的高度问题，实际上，仍有待在1972年地形图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精确测量。 四、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与《贡嘎山冰川图》 时间推移至八十年代。1980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开展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次年，科考队把考察研究的重点从西藏、从喜马拉雅脚下转移，进入横断山区，考察次序由南向北，自云南北部开始，至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为止。 1982年，考察队开始重点关注川西的中部地区，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由于综合考察队对贡嘎地区冰川研究工作的需要，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测绘室的陈建明等学者开始主持绘制一幅全新的《贡嘎山冰川图》。目的在于“比较客观地表现青藏高原东部海洋性冰川区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征，供综合性研究和登山旅游使用。” 为了弥补航空摄影测量带来的较大误差，测绘队伍选择了在地面进行控制点测量和摄像测量。这意味着比航测多得多的困难和体力消耗——往往为了拍摄一个地面难以看到的死角，测绘队伍就要攀爬几天的原始森林来找合适的角度；而贡嘎山附近阴晴不定的天气、终年笼罩的云雾更加大了测绘的难度，使得一组照片有时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全部拍摄完成。 要达到足够的精度，在照片上进行的测量又需要校核。于是，测绘工作者们利用具有突起特征、从贡嘎东西坡都能看到的的地形突出点，通过反复校对特征点位置和高度，来提高测绘的精确度。而这些特征点，不少就是贡嘎主山脊上的卫峰。由此，1972年地形图上的各座卫峰形态和高度都得到了重新校对。
贡嘎最难以辨识的卫峰之一——三连峰。摄影/Radium 对于主峰高度的测量，则更加繁琐和严密：对贡嘎山主峰进行测量的最大难题是，我们不清楚主峰的精确位置。山下的观察者固然能够从地面一眼认出贡嘎的峰顶大致在哪里，但在测绘工作中，必须知道贡嘎峰尖在微地形上精确到米级甚至厘米级的顶峰位置所在。一旦错认假顶为真顶，哪怕二者相距不过几十米，也会产生不可接受的测量误差。所以，测绘队伍分别从东西坡观测了六七次主峰山尖，用寻找视线交点的方法确定了真正的主峰位置，终于将位置误差控制在了1.5米以内。
贡嘎山远看尖锐，近看实际呈锯齿状的顶峰。摄影/Radium 1982-1983年，测绘队在贡嘎山区历尽艰辛，又经过两年的制图，终于在1985年完成工作，绘制的《贡嘎山冰川图》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印量一万册。在这份最新的测量成果中，计算得出贡嘎山主峰高度7514.96米。因顶峰覆盖有1-2米厚的积雪，故选择7514米作为最终发布的主峰高度。同时，一系列卫峰的高度也得到了重新测量和标注。比如主峰附近的骆驼背峰（the Hump），其海拔从1957年使用的6250米提高到了6390米。
《贡嘎山冰川图》书影。 这幅图是目前为止作者寻找到的最精确、最严谨、也最新近的测绘成果。这次测绘制图的总结中说：“这次对贡嘎山峰顶的测量虽不十分严密，但可以肯定，其测量精度比以往的高。” 贡嘎的真实高度，至此终于有了更自主和精确的定论。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测量成果并未在登山和旅游业中被广泛使用。《贡嘎山冰川图》此后也几近被遗忘在了图书馆中，至少时至今日，我没有见过它再在贡嘎附近的登山旅游活动中为人提起。
在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束后不久，贡嘎东坡海螺沟景区的开发提上日程。实际上，1980年科考开始前后，在海螺沟设立高山旅游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提议就已经出现了。1985年，建设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的设想被提出。 相关的旅游地理领域专家、泸定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海螺沟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了数月的考察，最终在1987年前后，建设和开放了海螺沟景区。与此同时，中科院也设立了常年驻扎山上的、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对贡嘎山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监测，至此走向了全天候化。
海螺沟冰川瀑布。摄影/Radium
今日海螺沟景区内，四号营地附近的中科院观测站点。摄影/Radium 2017年8月19日，中国科学院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启动，科考工作预计将持续开展五到十年。它究竟又会产生怎样重要而精彩的成果，是一个特别值得期待的问题。对于贡嘎山的科学考察历史，就叙述到这里。 后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收集和依据了许多文献材料。这里要感谢成都山地所的陈富斌、王伟等老师慷慨提供资料和线索，感谢成都山地所的谢洪老师帮助找到了一些重要的文献。感谢兰大峰人社的风沉郁山友在资料和线索上提供了诸多帮助；感谢重庆大学教师、原兰大地理系宋明琨老师提供了他80年代在贡嘎山下长期进行气象观测的口述经历和笔记。此外还有很多师友提供过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围绕贡嘎山的资料实在太多，本文仅为简述，篇幅有限，不能详尽之处，还望海涵。
本文的成文也要归功于重庆大学登山协会在2015-2017年的三个秋季进行的三次贡嘎山地区徒步考察。六位队友的协作和互相帮助，使重大登协这支成立不久的科考队平安、充实地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对沿途的植物进行了拍照和识别分类，也对雪山进行了各个角度的拍摄和识别，制作了贡嘎西坡地区雪山的资料图集。我们希望大学生户外和登山不仅仅是出于玩乐，更是学习做事情、积累资料和经验的过程。仅有如此，户外徒步、高山探险等活动才更有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按文中参考和引用顺序排列）： 1. 周蜀蓉：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J]，《宗教学研究》，2011(01):127-133. 2. G.G.Helde, Location of Snow Mountains, Journal of the WCBRS, 1922-1923, pp.52-53. 3. J.H.Edgar, Note Accompanying Sketch of the Gang Ka: A Peak in Eastern Tibet, Journal of the WCBRS, 1922-1923. 4. Joseph F. Rock, the Glories of Minya Konka,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930(10). 5. ’Obituray: James Huston Edga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88, No.1 (Jul.1936), pp.95-96. 6.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地貌文献目录（1855-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 7. 李承三：《松潘雪宝顶北麓的地理考察纪要》，《地理学报》，1951年6月（第18卷），第89-96页。 8. 庄学本：《西康木雅贡噶雪山游记》，《康导月刊》，第二卷第十、十一期，第60-64页。这里，庄学本似乎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那玛峰攀登；然而所登顶是否就是今天的那玛峰顶？这仍然不十分清楚。 9. Chen, Shiwei. "The Making of a Dream: The Sino-American Expedition to Mount Amne Machin in 1948."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no. 3 (2003): 709-35. 10. [美]斯蒂芬妮·萨顿：《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李若虹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11. 史占春：《我们征服了世界闻名的高峰》，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 12. 陈建明：《贡嘎山冰川图测绘》，收入钟祥浩编：《青藏高原东缘环境与生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9-246页。这是本文最主要依据的文献。 13.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横断山考察专集（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 陈建明、杨长泰，《地面和航空摄影联合测绘贡嘎山冰川图的尝试》，《冰川冻土》，1987年3月。 15. 陈富斌等：“泸定县海螺沟旅游资源考察评价报告”，收入陈富斌、郭生淮：《贡嘎山高山生态环境研究》，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0-168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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