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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侏儒症患者，被归纳为“弱势群体”之中。 他乐观、局气，真实，有一众亲朋好友爱他；却又敏感，别人歧视他，“他能追人一条街”。 西藏于他，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也不为净化自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叫大三儿，不祸害人，不需要净化。（注：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大三儿》制作团队提供） ” 大三儿（左）和导演佟晟嘉（右） 大概是五年前的一个冬天，大年初一凌晨一点多的时候，佟晟嘉和大三儿站在马路牙子上闲聊。佟晟嘉说要给大三儿拍个纪录片。大三儿露出沾满烟渍的牙齿，笑着说：
人的善良是真实存在的 大三儿姓叶，单名一个“云”字，1970年出生在内蒙古的昭乌达盟，也就是现在的赤峰。他在家里的男孩子中排行老三，所以“三儿”成了他的小名。为什么叫“大三儿”？这跟他一米一的身高有直接关系，由于身患侏儒症，他天生头大，因此得名“大三儿”。 大三儿。 大三儿从小爱看《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里面写得全是英雄、朋友、哥们儿”。这些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或许塑造了大三儿的性格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 佟晟嘉觉得他有中国爷们儿身上的优点，他做的事情爷们儿，让人敬重，生命里该有的那份善良都在——做人局气；一向遵守时间；不吹牛，答应别人的事都能做到；说话的时候很注意，从来不给人添麻烦。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导致大家打心里都很尊敬他。 连朴树都很喜欢大三儿，
因此朴树免费将自己的作品《空帆船》授权给《大三儿》剧组做推广曲，并根据影片的感觉重新录制了一版。 朴树在录音棚中重新录制《空帆船》。 佟晟嘉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纪录片。他的《幸福中国》《青春致敬青春》等纪录片都颇受好评，还拿过奖。但做了那么多年有标签的生命纪录片，譬如聂卫平、华罗庚等，佟晟嘉开始厌倦。他发现没有标签的生命，也就是平头百姓，和那些所谓带标签的生命同样具有社会意义。
他认为大三儿就是值得被表扬的普通人之一。
导演佟晟嘉。 大三儿不懂纪录片，曾关切地跟佟晟嘉说，我总觉得你这个行业不稳定，万一要是没了以后，吃饭都是问题。佟晟嘉嘴角露出了不屑、可笑、觉得他幼稚的表情，可能只有一秒钟，但他坚信一定被他发现了。 想通过拍一部纪录片，让他了解自己这个朋友，也是佟晟嘉拍《大三儿》的初衷之一。 之前在纪录片公司，佟晟嘉就报过几次大三儿的选题，但都没有通过。后来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不受束缚了，就开始拍大三儿。 拍摄途中，在唐古拉山口。 佟晟嘉1983年生人，比大三儿整整小了13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二人成为“发小”。佟晟嘉和大三儿的上一辈都是转业军人，因此都在部队大院里长大，佟晟嘉住在木材家属院，大三儿则住在运输家属院的楼房里，是前后邻居。一直到现在，大三儿还喊佟晟嘉“娃子”。 佟晟嘉7岁就认识大三儿了。佟晟嘉这么大的孩子都管大三儿叫三叔。谁被欺负了，大三儿就会告诉他们“打不过，就少惹事”，但每次他都给出头，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社会上的混混。后来长大了，和家里闹了矛盾，他也会给你宽心，比如“父母不容易，听话也是一种孝顺”。 青年时代的大三儿。 有一次，佟晟嘉在游戏厅被人欺负，大三儿给他做主：“下次他再来，我看着，你直接上去揍他。”后来，在大三儿的注视下，佟晟嘉打欺负他的人的时候，直接打折了两条小板凳，连大三儿也吐舌：“娃子够狠。” 再后来，十二三岁时，佟晟嘉喜欢上了音乐，但父母并不支持。15岁那年，他背着父母，拎着借来的吉他，跑去天津考音乐学院，没钱。大三儿也没钱，他沿着街，到小卖部、轮胎店里面借钱，凭着自己多年来的信誉和面子，给佟晟嘉凑了2000多块钱。
对一个孩子来说，大三儿的举动无疑影响了佟晟嘉对人的看法，对善良的肯定，到今天都是如此。
心里的光 大三儿现在在一家铜厂上班，他与搭档金航负责三层楼房的清洁工作。铜厂是大型上市国企，响应国家政策，聘用了600多名残障人士。金航智力发育有些不健全，但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总是学别人看手机、喝水、走路等等。但他从来不学大三儿，问他，他说：“三叔说了，学别人不尊重。”
工作中的大三儿。 大三儿现在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四川人，爱吃辣，脾气火爆。当年在部队是技术兵，专业后被分在运输系统。那个年代，能住楼房，并且在运输公司上班，开大车，一个月能挣100多块钱的工资，生活相当富足，而且也有地位。 大三儿父亲现在八十四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步伐矫健。他经常说：
受父亲影响，大三儿的大哥二哥以前都是大车司机，经常带着他出去玩，这似乎或多或少地培养了大三儿想出去看看的意识。但不幸的是，大哥二哥相继因为车祸去世。大哥的骨灰抱回家以后，一向脾气火爆的叶父将所有人撵了出去，一个人对着遗像默然了5分钟。二哥去世后，大三儿特意跑了一趟成都，看了看祖坟，扫了扫墓。
大三儿与父亲。 几年前大三儿母亲也去世，接连的打击似乎没有击垮大三儿父亲，
大三儿或多或少都遗传了父亲的这种“硬气”。脾气都挺冲。生活虽然一落千丈，但他或许也不认命，活得坦然。
除夕夜，叶父一人包饺子。 朴树说：
大三儿每天凌晨5点准时起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一根烟，不抽一根清醒不了。然后穿衣服、洗漱，这时候大三儿的父亲通常会坐在沙发上看新闻。 每天大三儿出门后，老爷子都会站在二楼的窗户那，直到大三儿被9路公交车拉走。
老爷子的午餐很简单，一般都是一份菜，一个馒头，一杯牛奶。他会把“大菜”留到晚上等大三儿下班的时候再吃。 大三儿的午饭比父亲的选择丰富一些，食堂的饭菜荤素搭配得当，但大三儿总是一张烙饼、一份素菜。问他“你不吃荤菜吗”，他眉毛一挑，露出一脸坏笑，“荤菜可以蹭别人的吃”。 4点多下班，大三儿都会在自家楼下的彩票站买同一注彩票，一次买五注，十块钱的，偶尔买大乐透。中过5元的，最大的一次双色球中了200元。大三儿对买彩票的心态特别平和，中了就中了，没中就拉倒。但也梦想着“一下子弄个大的，中个500万，一下子脱贫致富了，啥都解决了，把我那种小人得志的卑鄙思想都满足了”。
从彩票站出来，往前走一段，小卖部老板先搭话：“来了，三儿。”“嗯，大哥，两盒白红塔山。”然后大三儿就回家和父亲吃饭。饭桌上父子之间的“拌嘴”是生活场景之一，电视里永远是那几个台，四川卫视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每天大三儿都是在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中度过，所以他经常问佟晟嘉：“就这么重复，有价值吗？”佟晟嘉无法解释，但他能肯定的一点是，只有在重复中发生的变化才有价值，只有在重复中保留的情感才会有温度。重复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我要去西藏 2016年4月的一天，在一家烧烤店，大三儿突然对佟晟嘉和阿皮说，他想去旅行，想“造次大的，造西藏去”。阿皮跟二人也是多年好友，当年佟晟嘉闹着要去天津学音乐时，父母不让他回家住，他就住在阿皮家。 阿皮是一名眼科医生，开着一家眼镜店。也是一名户外爱好者，喜欢登山，去过好几次西藏。有人说阿皮与赤峰这座城市格格不入，但他却是大三儿看世界的窗户。
很多年前，阿皮第一次自驾去西藏，回来在QQ空间分享了照片。大三儿看了很心动。
2002年的时候大三儿就有去西藏的想法，但当时收入不稳定，他没敢跟阿皮提。2015年，已经工作5年，有了一定积蓄的大三儿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大三儿提出要去西藏的时候，阿皮叼着雪茄，说道：“我就问你，你怕死吗？我们每次出去玩都会签生死状的。”阿皮还讲了一个父亲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去西藏，儿子高反去世的故事。佟晟嘉坐在桌子对面默默看着他俩，大三儿突然来了一句：“我五一去体检去。”
大三儿、阿皮和佟晟嘉。 他测了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体检数据显示正常，但忙活了一通，医院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结果，原因是体检结果的标准无法作为侏儒症患者的参考依据。之后大三儿就跟二人展开了拉锯战，二人的意思是，能不能换个地方？他们担心大三儿的身体适应不了高原。 不过后来阿皮告诉佟晟嘉，他之所以一直在强调去西藏的各种危险，也是为了试探大三儿去西藏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而大三儿也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怕被别人说不安分守己，去什么西藏？因此他很少跟人提起。“有的人喜欢先说后做，有的人喜欢先做后说”。 但他最终还是打定了主意。在一次给姥姥、母亲、大哥、二哥扫墓的时候，他在坟前向大家说出了这一想法，说完磕了三个响头。
2016年6月17日，大三儿、阿皮和佟晟嘉出发去西藏。早上5点动身，车盖怎么都盖不上，好不容易盖上，佟晟嘉接到家里的电话：“你奶奶没了。”一行人先陪导演回家告别。原定的行程不能更改，理由很简单——单位的假不好请。佟晟嘉先从赤峰开到洛阳，安排好拍摄事宜，然后坐飞机回老家捧灵骨。约定成都汇合，一起进藏。 大三儿没敢跟父亲说去西藏，只是说回四川老家看看，然后在四川转转。一路上，大三儿不大敢接父亲电话。到成都后，借着等导演的时机，大三儿顺道去了老家，亲戚一再挽留，大三儿借口说还得去成都接人，走了。怕亲戚陪着大三儿“转四川”，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说要连夜赶路，不让亲戚跟着，父亲因此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大三儿与亲戚。 与佟晟嘉汇合后，一行人沿着318国道进藏。为防止出现意外，车上除了备上高原安、红景天以及一些常规药品外，还备上了大罐小罐的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大三儿开始的时候不吸。原来阿皮经常吹牛说他就不用氧气，登6000米雪山都不用。作为一个不懂的人来说，大三儿就觉得吸氧气是很跌份的事，一路上看见别人吸氧气，还嘲笑人家。但后来去珠峰大本营，实在扛不住了，该吸还得吸。
在然乌湖，阿皮背着大三儿上观景台。 每赶一段路，阿皮都要给大三儿测一下血氧含量。途经海拔4000米的地方，大三儿的血氧含量降到了80%多，但没有不良反应。阿皮开玩笑说：“要不你留这吧，我看你挺适应。” 父亲一直在给他打电话。后来实在搪塞不过去了，大三儿给同事朱朱打电话，让他含蓄婉转的告诉父亲，他去了西藏。 在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有藏民给大三儿献哈达，把他吓了一跳，以为是强买强卖。其实藏民是为了表达对他的佩服。
之后藏民还跟大三儿合影，俨然把他当英雄。
大三儿去了布达拉宫，觉得“到拉萨不看布达拉宫好像缺点啥，但看了布达拉宫也没感觉多点啥”。
大三儿去买纪念品，跟藏族姑娘砍价，从40砍到了20。 他倒是很喜欢大昭寺，并且很认同阿皮的看法——闲暇时，可以坐在大昭寺门口，看那些磕长头的。大昭寺对面有一个餐厅，二楼有个天台，在那坐着要壶茶水，瞅着大昭寺，大三儿很享受这种感觉。 去珠峰大本营是临时起意。运气很好，当天他们就看见了珠峰的金顶。这时大三儿的血氧含量已不足80%，阿皮嘱咐他不要出去。大三儿还是出去了，步履蹒跚，嘴唇青紫，乐呵呵地跟周围人打招呼。大三儿还给朋友寄了明信片，他拿出百元大钞给服务人员，服务人员找不开说不收钱了，大三儿说：
大三儿在珠峰脚下。 晚上，大三儿由于高反睡不着，大家轮流起来陪他聊天。轮到佟晟嘉时，他想反正无事，就把摄像机架上，拍他跟大三儿的聊天。也就是这个举动，拍到了最让他难忘的一次对话。
也是从这次对话中，佟晟嘉才知道，大三儿为了这次西藏之行都已经写好了遗书，就放在他工厂宿舍床下的柜子里，只有他的同事朱朱知道。遗书里列明了银行卡密码以及他的欠款和别人欠他的款项。 他在遗书里写到：
大三儿“遗书”原稿。 大三儿说：“我想过最坏的结果，但没想过怎么承担，我想我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争取别给人家添麻烦，别给人家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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