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学生,能干出多大事儿? 30年前,一拨成长于北京大学的少年,小心翼翼裹挟着对户外的真心,走进了人迹稀少的荒蛮之地,登上了全世界不足1%人能企及的巅峰。 30年后,他们用始终如一的坚持写下了中国民间登山历史里不可或缺的五个字—— 北大山鹰社,前身北京大学登山协会。(文中未标注图片来源北大山鹰社公众号) ” 说到这,或许这个高校社团还没有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什么概念,不如看看下面的信息:
图/李进学 此外,还有一批从北大山鹰社走出的中坚力量——
...... 以上光辉,说来荣耀,却极不易。即便山鹰社被冠上北大盛名,一切的开始也同样万分艰难。 告别80年代 山鹰社的诞生很偶然,偶然到近乎有些戏谑。 那是1989年4月1号,受北大地理系崔之久教授撰写的一份南极报告所启发,一群“爱山的傻孩子”想也没想,竟在愚人节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北大登山协会。 一年后,协会更名北大山鹰社。这一改,不是如成立时的随性,而是看清了未来将要走的路:
那时的山鹰,直到现在曾山(Jon Otto,1990年进入北大,加入山鹰社且持续在中国攀登至今)提起,依旧怀念不已:
然而,铮铮学子们的满腔热血,被以“安全第一”的现实扯住了双腿。 1991年新疆慕士塔格峰队员,右一为曾山。 由攀岩“曲线救国”——对于90年代初的大学生而言,没钱没经验没装备,攀登雪山,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先获得学校和国家登山协会的批准及支持。 这难不倒年轻热情的山鹰们,他们决定——由攀岩“曲线救国”:
取得成绩,是获得校方认可和支持的最佳办法,而攀岩是当时户外运动中唯一举办全国性比赛的项目。 怀柔国家登山基地雕塑像。图/李鹏 当年,怀柔的国家登山基地和西山的岩壁可以提供攀岩训练的场地,登山基地的运动健将和北京的岩友给了他们很多支持与指导。 1989年,谢劲松和谢如祥(大谢、二谢)在河南焦作的第三届全国攀岩邀请赛上获得男子双人结组第二名;1990年,何丹华获全国攀岩赛女单第六名。 有了攀岩比赛成绩做背书,通往雪山的大门终于被推动了。 玉珠峰:第一次雪山翱翔——1990年,本着崔之久老师“要有高度,要没难度”的意见,山鹰社选择了东昆仑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作为第一座雪山。 经历了四处拉赞助、反复向北大和登协申请的漫长过程后,一支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11人登山队,带着各方赞助的五花八门的装备,奔向了茫茫雪原上的昆仑,并最终成功登顶,成首登昆仑山脉东段之巅的民间团体。 玉珠峰,又称可可赛极门峰,山鹰社1990年的南坡西南山脊路线如今已成为玉珠峰热门的商业攀登路线。图/www.photofans.cn 从燕园到八千米之巅 从玉珠,从昆仑,山鹰社告别八十年代,开始了它真正的翱翔,以每年一座的速度开始了雪山攀登。 山鹰社初期(90年代)攀登记录 ————————————————
…… 一次次攀登,刷新着山鹰社创造的大学生以及民间登山的记录。 1994年7-8月“长江源” 青海各拉丹冬峰攀登。 从稚嫩走向成熟——90年代的国内登山界,“国家登山”形式仍是主流,民间登山运动发展尚处萌芽。面对无边未知,山鹰社基本只能靠自行摸索,或是和同时期其他兄弟社团共同奋战。 一如山鹰社早期成员曹峻先生所说:
攀登阿尼玛卿。 在付出无数努力和心血之后,山鹰社组织架构、活动形式日渐丰满:
一群卖方便面的孩子——山鹰社日益完善,但缺钱,却是一以贯之的困扰;拉赞助,每年都是一桩头大的难事。曾山回忆到:
1997年7月-8月青海玉珠峰(6178米)北坡2号冰川和3号冰川。 所幸大家脸皮够厚,运气也够好。1990年一家台资企业赞助了7500元现金和10双休闲鞋;1991年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4000美金。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拍案叫绝的赞助则是在筹备慕士塔格攀登时:那是1993年,北大校园里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卸下7万包方便面——营多方便面为此行提供的赞助。 从此,燕园里便多了一群卖方便面的孩子:
攀登团结峰。 站在8000米之巅——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给了山鹰社新的发展机遇,在各方的关注与支持下,刚刚9岁的山鹰社,选择用颇有北大风格的方式为母校献礼:攀登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 1998年5月,依靠不到20名在校学生和毕业老社员自己修路、运输、建营,山鹰社最终成功以无氧方式登顶卓奥友峰。这次攀登中,除了一名在大本营指导的技术顾问外,没有一名高山向导随队一起攀登。 这是中国民间登山团体第一次登顶8000米级山峰,也几乎代表了90年代末中国民间登山事业的最高水平。 2017年的珠峰尝试。 20年后的2018年,时值北大120周年校庆,山鹰再一次献上山鹰风格的献礼——由山鹰社员和知名校友组成的联合队登顶了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 山鹰,再一次翱翔在了8000米的群山之巅。 在伤痛中,继续前行
高山之巅,有荣耀,也有伤痛。谈到山鹰社,人们总不免提及1999年和2002年的两次山难:
2002年,登山队在校门前合影。图片来源:巅峰记忆 这是山鹰社登山历史上绕不过去,也绝对不容忘记的坎。山难不仅改变了部分人的人生轨迹,更影响了中国民间登山的发展。 飞翔的代价——相较于1999年的雪宝顶山难,2002年的希夏邦马西峰山难则广泛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引发了大家对于大学生登山的激烈讨论。 山难的发生,不是没有原因。一如当年的社长、登山队队长刘炎林在书中反思:
1998年,山鹰社卓奥友登顶。 在这样“略带盲目”的乐观下,山鹰社选择了一座完全超出自己当时能力范围的山峰。 直面着无垠的山岳雪原,山鹰社一直走在民间登山的最前方,他们少有同行者,缺少足够的经验和参考;而学生队伍时间、资金的限制,以及不合时宜的过分自信,让他们没有对山峰抱有足够的重视:
图/李进学。 这一切因素,促成了最终的山难。 山崩地裂,山鹰折翅。 意外抉择——处在风暴中心的山鹰社,奇迹般没有被解散。相反,北大校方以惊人的决断和魄力,保护了山鹰社的传承和发展。 山鹰社展开了旷日持久而细致入微的讨论、总结,刘炎林回忆:
各种各样的总结会一直从当年8月份开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鹰社历年的许多老队员都赶回来参加。(信息来源:《回望北大山鹰社02年山难》刊于《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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