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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诗歌翻译不同于小说翻译或者公文翻译，具有更强的形式特殊性。 而现象却是，从原文到中文的诗歌翻译，个别译者喜将原文译成类似的成语，然后自傲于殚精竭虑的过程。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缩减，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凝练，甚至错误地以之为诗歌翻译的创造性。 诗的某一定义其实就是赋予相同的事物以不同的言语表达。这种译为成语的做法，恰恰是将不同的言语表达统一起来，从而取消诗的正常追求。成语是写诗的忌讳，译诗更当明了这种忌讳的危险性。 不能否认，成语只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之下才能使用，比如引文或者为了突出表现某种类似的或规矩或陈腐的状态。不过，这是过于特殊的，并不在创造性的讨论之列。 类似的情况还有熟语。熟语同样是写诗的禁忌。这就考验译者，在不影响达意的情况之下，究竟应该怎样选择词汇。选择熟语是稳妥的，但是不应成为一种追求，当然追求过于偏远的词语，还是要冒相当程度的风险的。然而偏离熟语几公分可以做到。我一向鼓励大胆的选择，而对于谨小慎微的，固然尊敬有加，但是并不鼓励。 译本越多越好。权威可以有，但却不是杜绝新译本的堤坝。 尤其不能容忍将韵体一律译成古典中文的格律，即使是令人尊敬的盛成先生的译本《海滨墓园》。这固然与当时的中文诗歌缺乏有效的现代格律有关，更与某种保守的形式意识有关。其实通过揣摩韵体的方式，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中文韵体才是更有效果的。 熟语，成语，古典格律的问题焦点，还在于取消原本存在的文化差异，而保留差异对诗的效果，或者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异国情调，是有积极的建设性的。 与之相反的，是尽量用生语，陌生的语句；尽量用非成语，这可能失之于表面的简练，或者造成意义沟通的临时困难，但是为了更大的丰富性，必须如此；尽量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韵体——在此之前，无韵体和古典格律体都是过渡性的，有启发性，但不应作为追求。 庞德的创造性方式具有特殊的启示。它晓谕翻译之后的文本，在译本语言环境之中必须是诗。而今对表意的最大化谋求影响了这个问题，这已引起相当一部分诗人出身的译者的情感波澜和某些专业译者的理性反驳。在不能求全的时候，宁可选择有所欠缺的形式，也不选择片面达意，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严肃的诗歌翻译。 当然，要求诗人译者提高掌握原文的能力，并非过分之举，而且极为必要，正如要求某些非诗人译者必须掌握写诗的能力一样。 更主要的创造性，体现在为译本语言的诗歌本体建设增加新的元素，在具体的翻译中经常遇到这个，值得关注。而且其与译本语言的诗歌本体的高度与深度有关。这是基础。 2011．2．12． （应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国际交流背景下的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性和诗歌翻译的创造性”主题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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