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个故事与嵊州文化的解读

一方水土有一方文化，一方水土有一方故事。嵊州和其它地区一样流传着很多故事，这些故事诉说着一方水土的内在涵养、风俗习惯和人文个性，有的已成了本区域的特殊文化符号。今天，我从众多的嵊州民间故事中选取三则有代表性故事，试图通过它们来解读嵊州特有的文化品性。所谓代表性，是指这三则故事在时间上有其久远性，流传范围上有其广泛性。这三则故事是《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鹿胎草的故事》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三则民间故事概述

一，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简称《刘阮》）

这则故事最早记录于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内，故事全文如下：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掺，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欣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

刘晨、阮肇都是当时的剡县（嵊州古称剡县）人。阮肇的家乡即是现在的嵊州市三江街道阮庙村。据传刘阮是为医治村里的瘟疾而入天台山采药的，所以村里人建了阮庙，以作纪念。刘阮入天台山的故事经过千百年的不断演绎、广为流传。历代名流以此为题材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还作了《刘阮上天台》的杂剧，影响深远。

 

二，鹿胎草的故事（简称《鹿胎草》）

这则故事最早记录在宋代高似孙撰的《剡录》卷八中，其文为：

猎士陈惠度射鹿此山，鹿孕而伤，既产，以舌舐子身死，而后母死。惠度弃弓矢，投寺出家，后为名僧。鹿死之处，生草，号曰“鹿胎草”。

这个故事后来被收录在明代的《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三“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这一回中，现引录如下：

话说会稽嵊县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为何叫得鹿胎山？当时有一个陈惠度，专以射猎营生。到此山中，见一带胎麀鹿，在面前走过。惠度腰袋内取出箭来，搭上了一箭射去，叫声“着”，不偏不侧，正中了鹿的头上。那只鹿带了箭，急急跑到林中，跳上两跳，早把个小鹿生了出来。老鹿既产，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干净了，然后倒地身死。陈惠度见了，好生不忍，深悔前业，抛弓丢矢，投寺为僧。后来鹿死之后，生出一样草来，就名“鹿胎草”。这个山原叫得剡山，为此就改做鹿胎山。

    故事的发生地则是现在的嵊州城隍山一带，当地人对这个故事口传不绝，嵊州城隍庙和鹿山公园也均有以此为题材的雕刻作品。

 

三，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

    梁祝故事在晚唐张读的《宣室志》里就有记载：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鄮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之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也。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明代的传奇《同窗记》，写的也是这个故事。梁祝是流传很广的传奇故事，它也曾作为脍灸人口的剧目，保存在许多剧种之中。这中间，以越剧为影响最大。据越剧男班艺人马潮水、张云标和白玉梅等人回忆，早在落地唱书时期，艺人们就根据流传在民间的传说编成了《十八相送》、《楼台相会》等折子戏到处演唱。小歌班进入上海后发展成大戏《梁山伯》，这是男班名伶王永春、白玉梅在原有的基础上，参照《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团圆记》唱本以及《英台宝卷》、《梁祝哀史》改编创作的。1945年，袁雪芬等人又整理成《新梁祝哀史》。新中国成立后，由袁雪芬、范瑞娟口述，徐进等改编为《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年，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摄制成彩色戏曲艺术片，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参展获奖的影片，是一个可以代表国家又够得上国际水平的剧目。梁祝故事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基本剧情为：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有一女子叫祝英台，是祝员外的掌上明珠，她自幼习诗文，因向往访师求学，故女扮男装前往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草亭结拜，同窗三年，形影不离；祝父催归，梁祝分手，十八里相送依依不舍，英台又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喻；当梁山伯明白过来，前去提亲，但二人只能楼台相会，美满姻缘，已成泡影；梁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出嫁时，山伯墓前祭奠，风雨雷电大作，英台跃入坟中，梁祝化碟，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梁祝故事虽然发生在会稽山一带，但梁山伯是不是剡县人已无从考证。所以，很难断定它是嵊州的本地故事。现在把它列在这里，其理由有三个：一是这则故事在嵊州流传已非常久远，且家喻户晓；二是梁祝故事的演绎和传播要数越剧最为成功，它凝结了嵊州众多艺人的聪明才智；三是从文化角度讲，这个故事与嵊州因缘最为深厚，其中的原由如《周易·乾》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事的文化内涵和嵊州人的文化品性有其不可言传的同一性，虽不能说是已所出，但确实如同已出。更何况，它的表现手法和思想内涵已经注入了嵊州特有的文化血液。

               解读故事里的嵊州文化

上述三则故事虽然时间跨度大，故事内容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它们在深层次中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嵊州特有的文化个性。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解读。

一，嵊州故事很有生命感，崇尚精神升华。

嵊州故事的生命感，也是嵊州文化的生命感，这是从总相而言的，嵊州故事非常注重生命状态的真实转化。所谓生命感，一是注重生命本身的实际感受，二是善于把外在的非生命因素转化为生命因素。《刘阮》传达的是从凡入仙的理想追求，是一种生命状态升华为另一种生命状态的形象表述，它追问的是生命的永恒性话题。刘阮在仙洞中仅仅住了半年时间，而外面的凡世间却已经过了七世。这种时间的相对性也说明了生命的相对性，它告诉人们生命是可以提升的，而提升的方法与途径在故事中都作了形象的表述，当然这也是它的密意所在。如故事中的几个数字就不是随意而为的：二男二女似曾相识、十三日粮尽殆死、十日、半年住洞和七世等都是有所指的，从道家的观念来说，它对应的是生命状态的内在规律，而这些规律又与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有关。因为本文的主题不在这里，故不作详细讨论；《鹿胎草》讲的是在孕育生命和杀戮生命的极端反差中让人们觉醒，它既呼唤对生命的尊重，也传达了如何转换和提升生命的方式。猎士陈惠度的猎杀和出家是两种生命状态的转换和提升。母鹿死和小鹿生是生命状态的转换方式。故事讲的就是关于生命的话题；《梁祝》从草亭结拜、十八里相送、楼台相会和梁祝化碟这一系列情节中，传达了生命的真情，诉说的是关于生命的价值问题，当一种生命状态得不到尊重的时候，它可以转换成另一种生命状态（化蝶）来加以实现。这三个故事产生的年代虽然相差甚远，但它们都站在生命的立场中对生命进行思考与追问，这种思考与追问是精神性的，是超现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在嵊州，像涉险探宝和夸张非凡能力的故事不是重点，重点的多是关于生命的话题。这种文化特征，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小黄山文化。小黄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在众多的遗存中，有一件石雕人首的小石件，它证明了早在一万年前嵊州祖先已经在很有限的劳动空闲里，关注着自身和打理着自己的精神空间。让无情的石块变成了有生命感的艺术作品。

有生命感的文化是鲜活的文化，注重当下的生命感受。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嵊州这方水土曾吸引了王羲之、戴逵父子、谢灵运等一些名士归隐定居，史载“东晋十八高僧和十八名士或居或游于此”。从文化的深层次来说，这些人来嵊结缘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个原因正是唐朝的白居易所说的“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这些高僧名士均喜老庄玄学和佛学性空般若之理，他们比较清高，重视个性的自由张扬，不愿受缚于社会的等级规范和习惯思维。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王子猷即王羲之的儿子，他在绍兴时，有一大雪之晚，忽然想念起了家乡剡溪边的好友戴安道，一时兴起，连夜坐船前往造访。小船行了一夜，当王子猷来到戴安道的家门口时，忽然转身回府。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嵊州人有一句口头禅，叫“争气不争财”，就是为坚守生命的某一种认定可以放弃外在的一切物质利益。因为尊重生命，所以对精神的提升和情感的宣泄变得十分迫切。嵊州人很重情义，体现在越剧上，也特别看重这类剧目。早期男班艺人学艺很多科班都是从《仁义缘》开始的，此剧讲的就是仁和义；越剧的许多剧目如《梁祝》、《白蛇传》、《情探》、《劈山救母》、《碧玉簪》等都是情感成份很浓的戏。另外，在辛亥革命时期，嵊州的许多仁人志士像谢飞麟、竺绍康、王金发、张伯歧等为正义而动，就是为了一种理念的追求，救民众于苦难，伸大义于天下，体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

二，嵊州故事极富浪漫性，坚守理性支撑。

这是从故事的表达方式而言的。浪漫是其表，理性是其里。就是把深邃的道理和宏大的愿望转换成轻松、浪漫的话题，这既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能力。《刘阮》讲述的是浪漫而美好的仙境奇遇，而传达的是人们对生命永恒性的认知和追求。刘阮为了拯救村里的瘟疾而入天台山采药，人生的危脆引发了对生命的更高向往，通过进入仙境而得以实现。仙洞内外的时间差别，引发了对生命长度的觉知。而仙洞内的居住环境和与仙女的喜悦相处，更是对生命存在状态的理想描述。这些浪漫的表述，其根本的理念出自道家修道成仙的终极追求。《刘阮》所揭示的理性是通过两个层面来传达的，一是通过故事情节暗示其理性意义，即是言外之意。如刘阮入山遇仙暗示的是脱俗成仙，二男二女的似曾相识和相遇是暗示阴阳平衡与阴阳互为其根的道理等。二是直接说理，如刘阮入仙洞，仙女说是“宿福所牵”，揭示修道须先行善培福；半年后，刘阮求归甚苦，仙女说这是“罪牵君”，即生命品质的降低是自身的恶业所为。这些都是在传达不同生命状态的因果关系。《鹿胎草》揭示的是人心的本质和对善的归依，它的理论支撑是佛家的出世解脱观念。故事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与《刘阮》的那种清新脱俗的感受有很大差别。其原因是道家注重自身的生命改造与升华，顺天地之机来达成人与天地合一；而佛家是倡导以慈悲为本怀，坚守自身与众生的共同解脱。在佛家眼里，人生是无常、苦、空和无我的，众生的苦来源于内心的贪、嗔、痴，而众生的生命本质又是同一的，所以佛法修行者会发起同体大悲之心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拔救众生从苦的现状中解脱出来，以实现大自在的生命状态。这则故事虽是悲痛的，但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观照到世间的痛苦根源，进而从痛苦无常的世间跨越到解脱的出世间境界，这个境界佛家比喻为“圣胎”，而鹿胎草正是“圣胎”的浪漫象征；《梁祝》演绎的是曲折而浪漫的爱情故事，它颂扬的是人间真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束缚。故事是现实的，因为它在否定旧的婚姻制度；故事又是浪漫的，因为通过这种浪漫的方式来实现人们内心的那份期盼。

这三个故事的表达手法，让我们看到了嵊州文化的浪漫性和理性思考，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无奈与迫切的超越冲动，它隐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后来被别人称之为“嵊县强盗”。不过我们认为这个“强盗”是有道的，是理性的。蒋介石曾骂马寅初（马是嵊州人）为“嵊县强盗!”马寅初回击说：“我不是‘强盗’，是‘强道’，强大的道理。”

嵊州文化的浪漫性引发出了思维的自在性，不喜精神的束缚。这种文化心理与嵊州的地理状况也有关系。嵊州的“嵊”字就说明了这一区域的地理特征。嵊者，从山从乘，“乘”古作“四”解，“嵊”有四面环山之意。四面环山造成了群体思维的藩蓠，在信息与交通不发达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封闭与超越的对立思维。封闭性体现了习惯思维严重，超越性体现了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嵊州之所以会成为“围棋之乡”，就是因为这种思维与围棋的思维程式有其相对应之处。围棋的基本意蕴是阴阳理念，白子为阳，黑子为阴，对弈以占地多少或得子多少为胜负。就黑白子的个体来讲，其作用与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子都有发挥最大作用的可能，又没有严格的程式限制，不像象棋那样有君臣等级关系，且地位、作用和行为方式也是规定好的。所以围棋比较自在，但又不失深邃，所以很符合嵊州人的文化特性。

三，嵊州故事最具灵动性，善于绝处翻身。

这是从文化心理的思维特征而言的。灵动是因为它少有死角，即使到了某一死角，也有转身之一着，绝处中自有不绝之地，大有柳暗花明之妙处。《刘阮》讲了刘阮入山后粮食乏尽，饥馁殆死之时，从永无登路处见桃而得以充饥，又见二女子而得入仙境，它揭示了生命的改造，是从凡俗生命的绝处中超越出来的；《鹿胎草》是陈惠度见了母鹿将死时仍把小鹿身上的血舐净，这一情景感化了他而抛弓为僧，它讲了一个绝处的生命唤醒和孕育出了另一个新的生命；《梁祝》的爱情虽然不能在实现生活中实现，但有转身一路，让它们双双化蝶，在另外的世界里得以如愿。生命的形态变了，生存的世界变了，但有一种东西不会变，它可以超越生命形态，可以跨越不同世界，这种东西就是真情！

三个故事的“绝处”是生命行进到极度边缘的状态，而不是一般的困难状态。我们可以举一个另外的故事来对比一下这个“绝处”的程度，这个故事就是很有影响的《桃花源记》，故事讲的也是两个世间的不同状态，与《刘阮》是同一种类型的。它说的是一个渔人在桃花林里迷路了，因见景色鲜美而欲探究林之源头，“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个故事也有一个“绝处”：即是“山有小口”，虽极狭，但可通人。而《刘阮》是“绝岩邃涧，永无登路。”两者相比，《刘阮》的“绝处”比《桃花源记》更有张力。同样，嵊州的另外两个故事也是如此：《鹿胎草》的“绝处”是母鹿之死和陈惠度的出家，《梁祝》的“绝处”是两人入墓。这种行进到生命极端处而另起一路的情节是嵊州故事的魅力所在。

嵊州文化确有绝处翻身的特征，它不是简单的回避性翻身，而是一种超越和提升。这中间，既有面对绝境的勇气，也有灵活转身的智慧。嵊州文化有着很强的自立性，不怕艰难，说到做到。用嵊州人的话说，就是“硬头颈”。上世纪初，嵊州艺人坚信越剧要创出一番事业来，必定要凭借上海这个大舞台来发展。所以，男班艺人不怕多次失败，抱定信念，经过三次拚搏，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当男班艺人进入困境而难以为计时，又转身一路，发展了女子越剧，以最适宜的形态迎合了上海观众的欣赏习惯，从而形成了具有江南特色的全国一大剧种。

嵊州人的思维深处有一种灵活的转化功能，有很好的融通性，极具“救场”能力。融通性的文化特征造就了通才的人文素质。嵊州人的思维特征很像嵊州境内的山脉状况，嵊州东有四明山脉，南有天台山脉，西北是会稽山脉，不大的地域内竟能蕴含这三大地形体系，这一方面说明了它的融通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内在的多元性。复杂的地理关系造就了嵊州文化擅长在有限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自我调整与完善的能力。正因为有这种思维定式，嵊州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处于什么领域，都有很好的转身之处，且能转出非同一般的成就来。如马寅初、越剧姐妹、刘文西、丁仲礼、马晓春等就是典型的代表。

另外，嵊州人的这种灵活转化功能还能把一种无用或平常的东西转化出极具价值的东西来，嵊州根雕就是一个明证。嵊州艺人说，嵊州的根雕艺术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嵊州人能把深埋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江河湖泊底层的枯木残根雕琢出古朴厚重、高贵典雅的艺术作品来，这就是嵊州文化的精彩。因此，嵊州根雕已被视为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

四，嵊州故事不失开创性，勇于超越传统。

这是从故事的内在态势而言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是有周期性的，因此它有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是承前启后的，意义非同一般。而嵊州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点恰恰就是这个起始点。我们先来分析上述三则故事：《刘阮》讲述了两个生命领域，即凡俗的生命领域和仙人的生命领域，从一个领域跨入另一个领域，须有两股内在动力：一是对原有生命领域有扬弃和超越的动机，二是有勇气冲破生命边缘的最后障碍。刘阮入山采药以救民，这是超越个体生命（忘我）的前奏。当饥馁殆死时，攀藤登岩而得桃，这是一个关节点，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桃者，被称五木之精，即是仙果，这里意指初步获得超凡入仙之圣果。在绝处得桃，即是冲破最后凡俗障碍后进入的境界——仙界，这个过程就是开创新生命领域的过程。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就是人要得道成仙，必须要经过艰难曲折、绝处逢生的过程；《鹿胎草》所讲的故事也是传达这种境界，它从两个层面来讲述这个道理：一是猎士陈惠度的反省和解脱，抛弃世间的轮回杀业，进入出世间的生命解脱状态；二是在这个解脱过程中，必须从原有的生命状态中脱胎出来，所以母鹿的死成就了小鹿的新生命，鹿胎草又给予了孕育圣胎的象征意义。从文化意义上讲，就是扬弃旧文化，开创新文化。而《梁祝》故事说得更为直白，即是让一切不符合人性的社会现象进入坟墓，借美丽自在幸福的双蝶来呼唤理想化的生命境界。

从传统中开创出新境界的文化特征，是嵊州文化最为鲜明而有意义的一个特色。嵊州文化的开创性大多是建立在对传统的不满足，喜欢自立创新，自成一体。这种文化特征造就了嵊州文化的多元性，各路人才皆有，文化形态多样。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独具慧眼，发人之所未发；中国印刷史专家张秀民，经过50多年的精深研究，著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印刷史》，被誉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划时代巨著”；刘文西开创了“黄土画派”；马晓春造就了我国围棋界的“马晓春时代”；丁仲礼在黄土高原中摸到了260多万年以来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另外，区域面积不大的嵊州，竟拥有领带之乡、越剧之乡、茶叶之乡、竹编之乡、围棋之乡、根艺之乡、中国厨具之都、中国扬声器零件之都和中国丝针织服装生产基地等多个称号。

文化是人类生命状态的外在表现，我们透过这些外在表现，就能了解相对应的生命内在品性。故事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通过故事来解读嵊州文化生命的存在状态、认知能力和表达手法，其目的就是在生命的共相中理出不同文化特色和优势来，以此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当然，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上来观照这个局部区域的文化特色时，它只是大海中的一束浪花，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水的本质却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嵊州文化的所有特色，决然离不开我们共同的中华文化的这个大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