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摘 要：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1 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的作用和推动下，中国乡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整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然而，由于自然地理、区位条件等发展基础的差异，中国乡村发展的不均衡特征极其显著[2]。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依旧有大量区县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并面临着严峻的自然本底脆弱、设施配套滞后、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和挑战[3,4]，摆脱贫困成为这些地区乡村发展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城乡关系的转变，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补齐乡村发展短板、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这一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地区[5]。

贫困地区是一类特殊的地理空间[6,7]。在经历逾四十年的扶贫开发后，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决胜时期和乡村振兴的开局阶段[8]。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需要首先明确贫困问题的阶段性和长期性[9,10]，科学认知贫困地区乡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农旅文融合发展[11]、美丽乡村建设[12]等政策措施综合地推进贫困治理和乡村建设，从而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最终解决系统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深度贫困问题[13]。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精准扶贫则对现阶段脱贫攻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强调在贫困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基础上深化对农村贫困和反贫困的科学认知[14]，进而通过特色产业发展与利益联结机制[15]、系统化的制度建设与创新[5]、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6]等措施补齐乡村人、地、业等要素短板，为乡村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坚实基础。整体来看，精准扶贫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关于贫困治理的指导思想，乡村振兴则是乡村在实现摆脱贫困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方略，两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价值上的一元性、功能上的互构性和主体上的共通性使得彼此存在一种紧密的共生共促共进关系[17]。然而，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剖析两大方略各自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路径对策，旨在从战略思维、体制机制、建设实践等方面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17,18,19]，缺乏关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

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20]。统筹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于推进中国“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一步地基于当前贫困地区的主要精准扶贫实践，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维度剖析了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措施如何统筹推进其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进而为推进贫困地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战略基本内涵2.1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

1949年以来，经过低层次的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主导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八七”扶贫攻坚以及新世纪整村推进等反贫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9,10,21,22]。按照人均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为2017年的3.1%（图1）。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基本上都已实现了稳定发展，剩余贫困人口多远离城镇、道路等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日益向生活、生产、生态条件恶劣的高寒区、生态脆弱地区、深石山区等地集聚，由此形成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孤岛效应[4,23]。通常，这部分群体往往身患疾病、受教育水平低、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其带动作用极其有限。同时，由于扶贫资源的边际递减效应日渐突出，这部分群体呈现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等特点[4,23]。由此，需要强化新形势下减贫与发展政策的针对性，实现精准施策、精准发力，这也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方略的意义所在。

图1 1978—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演化

Fig.1 Evolution of poverty headcount rate in rural China from 1978 to 2017

精准扶贫是相对于“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贫而言的，旨在根据不同地区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发生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建立起有内生动力、有活力的贫困人口长效发展机制[24,25,26]。从内容来看，精准扶贫主要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减贫成效精准考核。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旨在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告公示、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程序把真正的贫困户识别出来，并摸清导致其贫困的关键因素；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的关键，重点在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根据识别的贫困对象致贫因子确定帮扶责任人和措施，从而消除关键性障碍因素；精准管理是保障，旨在根据扶贫对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动态管理，重点在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精准考核是重要手段，旨在建立量化考核贫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责任人扶贫工作成效的机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效果。总的来说，精准扶贫重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机制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从而切实减少贫困人口和消除贫困[27]。

2.2 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重大飞跃[28]。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统筹解决农业生产结构、人居环境、城乡关系、粮食安全等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乡村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可以归结为“五大建设”，即产业兴旺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生态宜居是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乡风文明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治理有效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生活富裕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2]。这五大建设目标相互联系，统一于乡村振兴战略之中。

不同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续、发展和超越[29,30]。具体来看，“产业兴旺”强调产业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重在夯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从而构建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体系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农村经济更加全面和繁荣发展。“生态宜居”突出生态安全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重在通过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农村景观、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乡村。“乡风文明”注重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思想观念转变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增强乡村文化软实力，从而充分发挥乡村作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功能。“治理有效”的核心要义在于强化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权益。“生活富裕”体现了对农民在乡村发展演化过程中主体地位的肯定，通过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等措施切实增强农村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村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纵观乡村发展演化脉络，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以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为重点，以激活乡村要素活力和内生动力为抓手，以提升乡村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通过推动乡村转型发展重塑城乡关系，最终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3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以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问题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文、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组合失调所引起的一系列不良表现，是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出现矛盾冲突的结果[9,10]。因此，乡村可持续发展重在优化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一方面提升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系统的耗散结构实现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耦合协调[31]。乡村地域系统的历史演化脉络表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面向乡村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提出的针对性战略选择。其中，精准扶贫面向的是贫穷落后的乡村，旨在通过对农村贫困的多维治理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三保障），解决的是农村居民基本的生存需求；乡村振兴则着眼于破解乡村转型发展面临的“乡村病”等突出问题和矛盾[32]，通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建设增强农村内生动能和造血机制，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由此可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内在逻辑上存在着紧密的顺承性，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图2）。具体来看，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也即乡村振兴必须建立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之上；乡村振兴通过增强乡村内生发展机制提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能力，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33]。

精准扶贫克服了传统扶贫开发方式的缺点和不足，将各项扶贫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以确保帮扶到村到户，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为推进这一贫困治理思想的落实、保障2020年减贫与发展目标的实现，党和政府对精准扶贫进行了详细的顶层设计，形成了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四支队伍”“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十大工程”等。其中，“四支队伍”从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包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入手，突出不同层级帮扶主体的能动性和力量整合，使得党组织成为脱贫攻坚的“源动力”和“助推器”。“四个切实”要求落实领导责任、做到精准扶贫、强化社会合力以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从而确保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推进，最终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五个一批”是在锁定农村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及其脱贫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建档立卡和分类施策，通过生产发展、异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发展、社会保障等方式实现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六个精准”在于强化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和脱贫成效的针对性，为扶贫开发指明方向，同时也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十大工程”则旨在通过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等十种主要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发展生产，构建起适宜的、根植于贫困地区要素资源禀赋的产业体系，最终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精准扶贫战略指导下的农村减贫实践通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推进贫困地区乡村兴人、兴地、兴权、兴业，促进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耦合协调，从而克服长期存在的产业弱小、人才外流、文化消逝、生态破坏、组织涣散等问题，有效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实现组织重建、产业重塑和空间重构，构建起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机制，推动贫困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目标。

图2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Fig.2 The internal logic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乡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外流，由此造成乡村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落后发展状态，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产业缺失、特色丧失等问题。面向不同时期乡村发展的主要问题，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成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指导性思想。整体来看，精准扶贫以解决农村居民基本的温饱问题为导向，乡村振兴则以促进乡村全面发展为宗旨。着眼于不同成因下的贫困，精准扶贫在科学认知区域和个体贫困的基础上，通过发挥政府、市场、个体等多元主体的作用调节区域要素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进而补齐贫困地区人、地、业发展短板，构建起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扭转乡村发展面临的以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衰败局面，从而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农民收入提升和农村健康发展，为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4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

贫困地区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薄弱的环节[34]。为此，当前中国贫困地区正在积极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方略的落实，脱贫攻坚成为统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纲领，旨在通过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强化农村脱贫致富的根本支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城乡关系的转变使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同样地，随着农村减贫的不断推进，贫困地区“三农”工作的重心也逐渐由摆脱贫困向乡村振兴过渡，以推动乡村向更高层次发展。从根本上说，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内容、目标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7,18,19]，因此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实践不仅实现了乡村最低层次的发展目标，解决了贫困人口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还通过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要素的良性演化助推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4.1 贫困地区的主要精准扶贫实践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要求地方整合和优化配置扶贫资源，实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从而确保帮扶到村到户。从村域层面来看，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受多空间尺度因素的综合作用[35]，其中道路交通配套不足、自然灾害、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状况不佳等是主要影响因素[36]；从个体层面来看，2013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显示，因病、因灾、因学、因缺劳动力致贫的人数分别占总贫困人口的42%、20%、10%和8%。基于不同尺度贫困的主要形因，各地精准扶贫实践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救济式扶贫、社会扶贫等（图3）。由于贫困问题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单一的扶贫开发措施难以彻底实现减贫与发展的目标，因此贫困地区的减贫和发展实践往往是囊括多种措施的综合体系，通过不同措施之间的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稳定脱贫并防治返贫。

图3 贫困地区的主要精准扶贫实践

Fig.3 Ma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产业发展扶贫立足于贫困地区的要素资源禀赋，在充分发挥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体系，提升贫困户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和科技扶贫等多种形式。转移就业扶贫通过加强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一方面保障已就业贫困人口的稳定生计，另一方面推动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但未就业的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扶贫以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基础欠缺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的贫困人口为对象，在充分尊重其意愿的基础上有序实施搬迁安置，并保障其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教育扶贫瞄准的是基础教育发展薄弱的地区，通过完善教育基础设施、降低贫困家庭教育负担、发展职业教育、强化高等教育供给等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贫困家庭劳动人口的技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健康扶贫着眼于贫困地区供给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通过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实现贫困人口大病、慢性病得到有效救治，另一方面切实降低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从而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和返贫问题。生态扶贫通过建立健全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增设生态公益岗位等措施使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实现脱贫，同时强化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治理修复以夯实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救济式扶贫重点在于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三留”人员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实现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的有机衔接。社会扶贫旨在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主要形式包括东西部扶贫协作、定向帮扶、企业帮扶、军队帮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帮扶、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4.2 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实现机制4.2.1 产业发展

产业作为发展的核心，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也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及实现持续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37]。在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产业作为核心驱动力，亦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只有乡村的产业发展起来，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推动乡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环境建设、人才建设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立足于自身的要素资源禀赋，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践中的产业发展宜以富民产业为抓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融合、夯实发展基础等措施，推动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切实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基础上，贫困地区应基于自身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瞄准市场需求，积极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建立起能切实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基于政府支持、企业运营、农户参与所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贫困地区积极与发达地区对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家庭手工业；同时，鉴于旅游业的强带动作用，牢固树立全域旅游观念，依托生态环境优势推动地区旅游业发展。调整发展方式方面，以规模化和产业化为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各种要素资源的组合，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以及企业化管理；与知名电商合作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和对接，一方面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推进产业融合方面，在强化传统优势农产品加工基础上，积极推动产业链条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推进现代农业稳步发展；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最终形成“一产强、二产优、三产活”的局面。以河北省阜平县为例，在确立食用菌为乡村发展的主导产业后，阜平县积极推动食用菌的精深加工和技术研发，形成了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于一体的食用菌产业体系（图4）。夯实产业基础方面，大力推进以水土保持、流域治理等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网络；实施交通优先战略，快速推进通村公路、县乡道路、区域骨干道路等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完善交通路网体系；创新金融体制机制，支持农民发展致富产业。

4.2.2 人才培育

贫困是一个多维的综合性概念[38]。从全国农村贫困的致贫因子分析可知，主体能力缺失及其造成的家庭物资匮乏和个体精神、行为能力的缺失是当前农村贫困的重要成因。同样地，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引发的主体老弱化、社会发展主体缺失等问题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面临的重要挑战。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扭转乡村不可持续发展局面的关键。为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推动农村贫困多维治理，贫困地区乡村在推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通过产业发展留人、政策制度派人、教育培训育人、美好家园引人等构建起一支满足农村减贫与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图5），同时也为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扎实的人才保障。

图4 河北省阜平县食用菌产业体系[21]

Fig.4 Edible fungi industry system in Fup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21]

图5 贫困地区人才队伍建设途径

Fig.5 Roads for the building of talents team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产业发展留人方面，一方面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助推农业多元化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以产业园区为支撑的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政策制度派人方面，依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方略建立起来的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制度，大量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有担当的青壮年党员干部被派遣到贫困地区，他们利用自身所学及拥有的社会资源在乡村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领头羊”；同时，于2008年全面实施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为基层选派了大量真正扎根基层、融入乡村的优秀人才干部。美好家园引人方面，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推进村庄搬迁整合和改造提升以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加大对河流水系的保护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统筹，以造林绿化和污染防治为重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着力构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利用“乡情牌”和“乡愁牌”吸引企业家与资本家下乡、青壮农民工返乡、农家子弟学成回乡，加快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教育培训育人方面，坚持把发展教育作为脱贫的根本之策，积极投入资金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条件，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难和教育条件差的问题，同时加强与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对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从而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4.2.3 文化传承

乡村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是其“根”和“魂”，没有文化的高度自信，就难以彻底实现乡村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长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以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乡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扶贫，对于丰富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其脱贫意愿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瞄准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的是农村居民在基本需求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着眼于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落后造成的传统文化衰落，贫困地区主要从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土文化、挖掘文化价值、拓展文化内涵等方面改善乡村发展的文化软环境，实现“志智双扶”，不仅“富口袋”，更“富脑袋”，从而繁荣乡村文化，为实现农村脱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保护乡村风貌方面，在对区域乡村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建设“最美乡村”为目标，贫困地区积极在文化价值突出、特色明显的村庄开展针对性的建设活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推进乡村景观的改造以提升乡村的传统历史风貌。传承乡土文化方面，着眼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精神文化的贫困和缺失，统筹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供给，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重构乡村人际关系和村民精神风貌，提升村民人文素质，同时引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进行自我管理。挖掘文化价值方面，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利用乡村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以文旅融合为契机，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民俗旅游等业态，提升节庆习俗、传统技艺、村规民约等乡土文化的经济价值，让沉睡的文化资源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文化资产和资本。拓展文化内涵方面，在深入挖掘乡土文化优秀内核的基础上，贫困地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不断推动着乡土文化的发展演化，另一方面通过文化的互动和交流实现兼容并蓄，不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理念等现代元素，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进而助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4.2.4 生态保育

生态环境在乡村发展演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当人类活动的强度超过乡村的生态环境容量时，会引发乡村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下降、功能衰退等现象，制约社会经济活动开展，进而引发贫困。而发展的不足反过来亦通过人类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加剧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人口、贫困、生态环境三者的互为因果关系[39,40]。从这一角度出发，生态脆弱和环境恶劣的地区通常也是贫困问题突出的地区，因此减贫需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改善支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条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阶段，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依托，也是基础支撑。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乡村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加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乡村发展面临着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脆弱的生态环境背景下尤为明显。为此，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贫困地区通过环境整治、生态建设、设施配套、宣传教育、绿色发展等措施不断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环境整治方面，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强化对生态资源本底的监测和保护，同时扎实推进污损环境的治理和修复工作，阻断贫困地区乡村陷入“贫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再贫困-再破坏”的恶性循环。生态建设方面，积极开展造林绿化工程以提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探索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经营和利益共享机制，同时推进水土保持、应急抗旱等水利工程配套以支撑生态建设。设施配套方面，一方面完善城镇地区的市政公用设施，有效减少污染物由城镇向乡村转移，另一方面根据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等环卫设施建设，有效治理农村“脏、乱、差”现象；对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条件恶劣的村庄，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统筹规划和搬迁整合，创建“生态优、环境美”的美丽乡村。宣传教育方面，主要通过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村规民约中，提升农民的环保意识，同时挖掘乡土文化中的生态内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方面，转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统筹贫困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通过积极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最终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整体来看，生态资源为减贫和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生态产业则为巩固脱贫成效、实现更高层次的乡村振兴提供持久动力。

4.2.5 组织建设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组织是指由若干个人或群体相互协作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和一定“边界”的社会实体[41]，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力。贫困地区作为诸多组织的地理空间载体，在组织发展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表现为村级集体经济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农村居民参与性弱等，由此造成扶贫资源不能有效地满足贫困地区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难以构建起长效的稳定脱贫机制，进而推动更高层次的发展。针对长期以来青壮年人口外流、受教育水平低、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造成的农村组织不健全和弱化的困境，贫困地区在减贫与发展过程中将贫困治理与基层组织建设有效衔接，多举措推进政府公共组织、市场企业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建设，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法治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政府公共组织建设方面，强化以组织领导为核心的保障体系建设，依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建立起“县级领导包乡镇、包村、包户”制度，强化了县-乡-村的多级贫困治理体系，实现驻村工作组对所有贫困村和贫困户帮扶的全覆盖；在省、市驻村帮扶的基础上成立以县直单位为主的驻村工作队，形成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为主体的村级精准扶贫组织体系；建立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委会、村代会、村监会为决策执行监督机构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乡村的自我管理和服务水平。市场企业组织建设方面，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的方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下丰富和拓展企业进入乡村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渠道，积极培育根植于地方特色和产业基础的龙头企业，构建起“政府+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尤其是不同类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切实提升贫困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社会公益组织建设方面，一方面大量社会公益组织进入贫困地区开展扶贫活动，另一方面一些从贫困地区走出去的、热衷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也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积极参与到农村扶贫开发中；在村庄内部，农村居民也自发地成立各种村民组织，引导村民进行自我管理，以完善村庄内部治理体系。

5 结论与讨论

(1）精准扶贫是着眼于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孤岛效应和扶贫资源的边际递减效应而提出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旨在根据农村贫困的成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旨在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2）脱贫与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整体来看，精准扶贫主导下的脱贫攻坚重在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乡村振兴则旨在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实现状态的跃升，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重要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实现振兴的过程。

(3）基于致贫原因的减贫与发展实践通过构建起要素齐备、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其中，产业振兴通过优化结构、调整方式、推进融合、夯实基础等构建起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来实现，人才振兴通过产业发展留人、政策制度派人、教育培训育人、美好家园引人等形成多主体参与的乡村建设格局，文化振兴通过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土文化、挖掘文化价值、拓展文化内涵等增强乡村文化软实力，生态振兴通过环境整治、生态建设、设施配套、宣传教育、绿色发展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组织振兴则通过推进政府公共组织、市场企业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建设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由于经济发展的循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通过人地关系的优化和调控促进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的耦合协调，构建起乡村可持续的内生发展机制[22]，既实现了摆脱贫困的发展目标，也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文明进步。本质上，农村贫困是社会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由于二元结构和不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乡村发展滞后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2]，因此必须通过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深入的改革来解决。但是贫困地区乡村在发展中的天然劣势和不足决定了其难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扭转局面并实现发展状态跃升，必须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补齐其要素资源短板，进而推进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在即将实现脱贫摘帽目标时，着眼于更高层次乡村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统领新时代中国的“三农”工作也成为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在减贫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切实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