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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民国是个神奇的时代，好像一座沙滩上的城堡，时事席卷下所剩的根基与断壁残垣，激起了所有人的创造欲和破坏欲。大家前所未有的自由，前所未有的兴奋，也前所未有的怀疑。民国的文化，文言夹洋话；民国的衣服，宽袍换窄袖；而民国的家具，则难辨了东西。民国家具，形成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从萌芽到成熟，不仅仅是这二三十年的光景，而需上溯到清晚期。 
最先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机会与西方人接触的买办、官僚、富豪、商贾；另一种是长三这类人群（烟花业者）。譬如在上海滩，长三们才是引领潮流的标准，她们的经常与城市的西洋式公共设施与西洋器物联系在一起,例如洋房、弹子球房、西洋家具、西洋敞篷马车、汽车、电话、街灯、西餐馆、咖啡厅、舞厅、电影院等等。她们常常以这些外来物来树立自己所属群体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的形象。受人追捧的名妓房间里早就摆上了西式大镜子、欧式圆茶几和线条利落的铁床了，像这三种都是民国家具爆款中的爆款。没钱的人选择用钢管床漆上古铜色来当铁床使用，社会地位高的人使用的材质规格则会高点，比如铁床换铜床，就连徐志摩和张爱玲家也免不了俗：徐志摩房内全部为西式家具，家具漆成粉红色，床是铜床，墙上有梁启超题词。——《海宁徐志摩故居》王晓杰，庄燕萍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张爱玲《心腹话》凡是旧式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凡是传统的，就必定要打破。西装、西餐、白话文，都是文明的，小脚太太、父母之命、儒学老庄，都是无用的。这是黑与白的对立，界限分明，没的商量。舶来品就是比国内货好，人人争“洋气”怕“土气”；当年西方的中国热仿佛颠倒了个儿，变成了中国的“西方热”。有记载说：“自泰西互市后，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无不以洋为贵。甚至有非洋而冒为洋者，如髹漆本出扬州，故曰扬漆，今则改为洋漆矣。以至洋松、洋菊、洋鸡、洋犬之类，无不以洋得名。”但在家具上，由于观念的滞后性，仍旧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元素，形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风格。《续海上繁华梦》三集第三十三回中这样描述当时“精致的房间”:看房内陈设一切半中半西,甚是精致:靠壁四张红木交椅,两张红木茶几,中间一张红木方桌;靠窗是一只红木洋式写字台,一只红木螺丝旋转圆椅。写字台上供着两个外国花瓶,瓶内栽着两株外国水仙,尚未着花,那叶子却青葱可爱。
写字台的两旁,四张柚木洋椅,横里头是一只柚木沙发;壁上边一面大着衣镜,正对外国双人大铜床,床上边的菜花铜梗擦抹得金光耀目。床前一只红木外国式妆台,台上摆着一只时钟,又是两个外国花瓶,瓶内插的是两枝罄口腊梅,可惜已开泛了,并无香韵。妆台边的壁上挂着一帧贾第的时装放大小照,衣饰布景俱用绸绉制成,乃春生轩新发明的。交椅边的壁上悬着四幅裸体美人,用红木框镶着。地表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内部的家具永远是如影随形的，民国时期各国“租界”上各类西洋建筑的出现，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在“广作”改良的基础上，在上海、天津等地，民国家具以自己的面目批量出现,呼应着洋楼、洋房。清人王韬1848年初到上海在《漫游随录》中说的：“一入黄歇浦，气象顿异……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设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洋建筑已成规模，有妓院门口广告甚至以此为招徕：“本院房间宽大。西式装潢。”比如对西方建筑上柱形的模仿，还有各类机床镟出的各种镟木腿，像方锥式、凹槽式、弧弯式、纺锤式、圆柱式等，还有各式纺锤形栏杆、拱形结构也是洋风在家具上的一个投影。民国时期，玻璃和水银镜子的出现，使得大衣柜、梳妆台、陈列柜、橱柜类民国家具成为家具类中的主项。在民国家具中，陈列柜的样式很多，都离不开玻璃，而且都是5毫米以上厚度的，沿玻璃边沿磨成坡口，视觉上感到了玻璃的厚度，增加了装饰性，显得家具珠光宝气富丽非常。在一些柜、橱和梳妆台的柜门上，装上彩色玻璃，使家具色彩发生变化，同时将视线加以阻隔，不让柜门内的凌乱透显出来，既俏丽活泼又有私密性。配有水银镜子的大衣柜和梳妆台，更是成为时髦女性必备的日常用具。民国时期中产以上的人家聘闺女，陪嫁少不了大衣柜、梳妆台。原有的讲究对称的高墙大门庭院式传统建筑，被西式或半西式的楼房所替代，如上海的石库门、花园洋房等。民国的客厅、卧室、餐厅、洗浴严格分开，家具的功能愈趋独立，分工愈加明确。原先常放在大厅的罗汉床、太师椅等需整体陈设的家具，逐渐不适应居住空间变狭窄后民国人对于实用实惠的需要。卧室家具大量涌现，多以西方风格为主，如大衣柜、五半橱、床边柜、镜台甚至沙发，且大多成套。富裕的人家一套即可有12件、15件，甚至24件不等。民国家具大量引进欧洲的装饰，比如说肥厚的涡卷纹、垂花蔓草纹、夹穗纹、花卉纹和具象的动物纹等。
西番莲本是西方生长的一种植物，茎干匍地而生，花朵如中国牡丹，也可称“西洋花' “西洋莲' 或'西洋菊'，花色淡雅，自春至秋相继不绝。根据这些特点，既可做大面积的板面装饰，又可做枝花纹用于边缘装饰。像广作的椅子靠背上和柜子基座的纹饰上很多都雕有西番莲图案，显得隆重富丽。同时，葡萄纹的出现也大为增加，本土明清家具上葡萄纹基本只是偶然的出现于民俗家具上，主流使用的多是葫芦纹。而清中晚期后，由于受到西洋影响，葡萄纹则更为多见。动物纹更是如此，中国人爱用虚构的动物，如龙、凤、麟、螭等。现实的动物则多取福禄寿喜等吉祥的谐音寓意，如“蝙蝠（福）”、“鹿（禄）”等。西洋家具中的动物图案是写实具象的，更强调纹样的真实感和视觉冲击力，这一点在民国家具中也有体现，兽头、兽爪、羊蹄腿、狮足等，无处不写真。和前代相比，民国家具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舒适性上的改变。一方面材质的多样，皮质、针织、绒布等软包材料的加入使得民国家具在接触面上更为贴合人体，“柔软”的颠覆了原本的硬度。另一方面，在坐具与卧具结构相较之前往更贴合人体结构的方向调整，比如造法上椅背出现超过10°的向后微倾这种倾向，款式上还出现了各式活动的转椅。甚至有的木匠做出了一种“双面椅”，一面是木的，一面是皮的，冬天翻过来用，既解决了温度问题，又解决了柔软度问题。虽然未必是成功的尝试，但这也说明工匠们挖空心思使家具更适合人体结构，也是一种西方思维。到了解放初期及五十年代，民国家具的余香尚在，但由于整体水准平平，精品虽有但稀少，艺术性与实用性上的成就并没获得太多突破，很快也就逐渐式微了。
孙中山上海香山路故居内景 如今随着复古风潮的流行，民国家具则更多的作为一种情怀，出现到了大众的眼前。张小彤、万辉：《西方美学思潮对民国家具风格形成的渗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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