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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就读过唐浩明的《曾国藩》，此书曾经轰动一时，许多人读了《曾国藩》，被书里不偏不倚的描述所吸引，从中窥见这个人物的传奇一生，了解他做人和为官之道。《张之洞》是唐浩明的第三部长篇，之前他还写过另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杨度。 唐浩明写的历史小说自有他独特的风格，他长期担任岳麓书社的编辑，在阅读和整理晚清政治人物的奏稿、书信和日记上面，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从研究历史人物自己所撰写的第一手材料入手，相比去读别人的评述，还有大量的正史、野史和传记，无疑更能把握人物对所处历史环境的理解，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所以唐浩明所写的历史小说，能够深入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细腻、真实地从政治学、传统文化层面来表现其复杂的精神世界。 历史小说不同于正儿八经的历史研究，要讲究客观，不偏不倚。读《张之洞》，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作者肯定了张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忠臣和能臣，但也尖锐的指出了张的许多缺点，例如在汉阳铁厂的建设上好大喜功，在湖广总督衔上不能知人善用，任由小人作祟。正如作者自述：“我对主人公不做道德、功利的评价，也不想做翻案文章，只想还原我眼中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摒弃了表面的善恶好坏，反而更能让读者自己来做判断和赏析，这一点颇值得肯定。 “晚清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关联最大的一个时期，因为有晚清的剧变，才有今日中国之选择。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现实意义最强，最值得思想家去思索，历史学家去总结，小说家去表现，老百姓去回顾。”唐浩明始终没有偏离这段沉痛的历史，他不写帝王，也不认为自己笔下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是“名臣”，他们是中国传统“士人”，是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代表，唐浩明要用文学的手段探索他们在大变革时代的精神世界，肯定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探索富国强民之路的勇气。 作者总结了张之洞的几条为官之道，颇值得人深思。张之洞少年得意，中了探花，却直到43岁，才成为山西巡抚。在山西任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千头万绪，一时难以下手的烂摊子。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山西百姓大量种植罂粟和官员贪污腐败。铲除这些弊端，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莫大阻力。这时的张之洞是痛下了决心的。在他看来“一个从政的官员来说，面对一件大事，在动手做之前，先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能做的话，则一做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能做的话，则干脆不做。半途而废，比起不做来，后果要更严重的多。”这一观点即便从现在看来还是很有道理，在工作和管理的过程中，面对关键问题常常难免瞻前顾后，犹疑不定，以至于放不开手脚。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把握好大方向、考虑要点之后，应该要么下定决心去做，要么就干脆放弃，必须有成就的勇气和魄力。最终张之洞凭借着他的毅力和决心，在山西的治理上，向朝廷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一举奠定了他在满清政府中能员的地位。 成为两广总督后的张之洞，尤其是在镇南关大捷之后，开始变得骄纵，不可一世起来。这时他的为官之道是：“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不值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之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 这种思想无疑是非常要不得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造成了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上，不去调查研究，虚心吸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不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相反的，为了贪图虚名做出的种种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事情，为后人留下众多笑柄。历史无疑是公正的，确实是有人靠形象工程，耍小聪明，谋得高位。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和负面影响必将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晚清历史上，张之洞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挽救大清王朝而呕心沥血，是一个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上都有着自己突出贡献的人物；同时，百年来他的行为也屡遭人们批评，他为洋务运动所耗费的巨大财力、人力和物力，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富强。这一切又都与其思想的局限性息息相关。他的为官之道给他带来的成功与失败，荣辱与得失，值得我们深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张之洞进行的是发展生产力的变革，具有现实意义，是“最近的前车”，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明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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