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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名臣张之洞，有关其办教育、修铁路、御法寇、兴洋务、倡变法诸事，皆已广知于世，因避而不论。今且以其一生中最得意同时也最能反映其政治和教育思想的《劝学篇》为标本，以反思那段历史，并理解那个历史时期具有先进思想的开明官僚关于国家富强的不懈探索。 1898年5月5日，张之洞正式发表其精心撰写的《劝学篇》，全文共24篇，4万余言，前后贯穿“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纽约版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发行于海外。 现录《劝学篇》序言全文以飨诸君：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导致西方之强，中国之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是由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重大区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说来，注重治道人心，延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伦理秩序有重大作用，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张以西方宗教取代儒教，以西方“民权”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只能使“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因此必须从文化与教育方面做固“本”建设，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本体”固存，并且永远作为中国政治之基础。 《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一部教育名著，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思想与措施，是值得肯定的。《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一贯之道”，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封建制度之“阙失”，医清廷统治之“顽疾”，试图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作为开明的洋务派，张之洞并不像早期洋务派和当时的“国粹”守旧派那样，完全抵制和否认西方文化与教育。相反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与教育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落后因素，大胆地学习西方的文化与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劝学篇》的“中体西用”主张，是中国近代封建统治集团推行改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论，尽管它只强调了中西文化与教育的肤浅的、表层的、硬性的结合，但是它确实把中西文化与教育的可融性、共同性及特殊性作为中国政治与教育建设的基础，首次系统地提出以中国旧文化作为主体建筑的骨架，把西方新文化作为可资利用的成分，力图通过教育手段来建构一个“中体西用”的新文化体系，并通过这一新文化体系的建设来改良国家政治，“富国强兵”，“保教保种”，在实践上超越了顽固派死守“中学”、“旧学”的偏见，并避免了维新派“全盘西化”的失败和超越历史现实的幻想，成为清末统治者可接受的改良思想，影响了当政者文化政策方面的修订，促进了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造和近代第一个新学制的诞生，从而推动了旧教育内容的全面改革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对于《劝学篇》的评价，历来不同学派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持有不同看法。如梁启超说：《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严复指出，《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论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等人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所有这些，反过来都证明《劝学篇》所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我们必须承认张之洞作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他所著《劝学篇》之所以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除了中国传统教育与旧文化作为它的生存土壤存在外，还应该承认《劝学篇》作为向西方学习和力图保持本土文化生命力方面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给僵化的封建文化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保守主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初步提出了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建设融通中西的文化模式与教育体系的设想。所有这些，表明它在理论上有超越守旧派和早期洋务派的地方。而本书自《劝学篇》中，更见到张之洞所怀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惟知亡，则知强矣”，忧患意识是其思想最原初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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