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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儿嘎，拉大锯，拉倒姥姥门前大槐树。破到板，做到船，载着宝宝上江南……”在我胶东老家，这首儿歌不知传了多少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出生的人，没有不知道这首儿歌的。说是歌，却没有曲调，也不是哼唱，而是像顺口溜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叨。其中的宝宝，泛指乳名，可以随机置换，长辈唱给谁听，就用谁的乳名。 于今想来，那时节“江南”二字，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里，就像《天方夜谭》里的“天方”一样，朦胧，飘渺，遥远。念叨儿歌给我们听的长辈们，闯关东回来的倒有几个，却很少有人到过江南，说不清江南什么样。好在家家户户都挂画，画中的江南，多半有粼粼的水面，悠悠的小船，船上有摇桨的蓑翁，岸边有飘拂的杨柳，柳下有犄角曲张的黑水牛。除此而外，便一无所知了。 当我定居南京并生活了四十年后方知，所谓的江南是很难界定的。从区域上说，江南就是长江之南，而位于江之南的省份多达十几个，其中有大半是不被看作江南的。在地理学者、气象学者、物候学者、民俗学者、方言学者和文化学者们那里，也各有各的划分。江浙淮扬地区可以称为江南，湖湘闽赣地区亦可称作江南。 即便在文人墨客眼中，江南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古往今来，描写江南风情的诗文不知有几多，单是以江南为题的名篇，一时也难以备述。江南好、望江南、忆江南、梦江南等，已沿袭并固化为曲牌名，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苏东坡、周邦彦、李后主等等，都曾有赞美江南的名篇流传后世。在李白的吟哦中，江南的景致离不开江浙皖一带。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地点是在长沙。“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在杭州做过刺史，他所思念的江南，当在杭州及其周边。而在杜牧的诗中，长江之南的金陵是江南，长江之北的扬州也是江南。“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韦庄笔下的江南直指南京，他避乱的地方包括金陵、润州、婺州等地。宋代虞集之名，知之者不多，可他那句“杏花春雨江南”却名满天下。其实，有杏花春雨的地方又何止是江南呢？《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自称是江南徐州人，让人大惑不解。查考之后方知，他所说的徐州，是南徐州，即古之丹阳，今之镇江也。 细说起来，江南之称的辨析，在于广义之分和狭义之分，或者说，在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分。据有人考证，江南一词，在先秦时期就有了，比如，屈原《九章》诗云：“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到了汉代，江南的称呼已开始正式入典。汉乐府中因有“江南可采莲”起兴，后来就以《江南》为篇名。及至六朝时期，江南一词的使用愈益广泛。南朝齐谢脁的入朝曲，一上来就唱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脁在宣城做过太守，且大部分诗篇是在宣城写就的，因而被称作“谢宣城”。以宣纸闻名的宣城，在安徽东南部，紧靠江浙两省。可见，他眼中的江南也是在江浙皖地区。唐贞观年间，曾将天下置为十道，其中就有江南道，后来又分为东道、西道，江南东道所辖地域，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江浙皖地区，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是狭义的江南。江南文化起源于吴越，发散至周边。其中心究竟是南京、苏州、杭州，还是别的地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一个象征性传统文化符号，与其明确其地理位置，不如明晰其文化基因。 南京生活久了，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大气与包容。苏州、杭州及其周边古镇，我也曾流连过时日，感觉上与南京不大相同。从风光景物上说，在周庄、同里、甪直、西塘、南浔等古镇，粉墙黛瓦青石街、小桥流水乌篷船、头巾围裙蓝花布、旗袍团扇油纸伞，几乎随处可见，其园林也尽显小巧别致、幽雅闲适之美。这些景致虽然在南京的偏僻街区也偶尔得见，但从总体上看，南京的古迹和园林格局比较大气。如秦淮河、玄武湖、孝陵卫、夫子庙乃至中山陵、雨花台等，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视野开阔，气势宏伟。 南京虽说也属江南文化圈，但在言谈举止上，同吴侬软语的江南古风相距较远，较之苏杭地区显得有些粗犷，民风和气质也非常大度。南京的地理位置，说南不南、说北不北，却能兼收并蓄。不论你来自长江以南还是长江以北，乃至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南京人都不歧视，一律欢迎。 身在江南，却不似江南，这是个问题，而且近乎悖论。想来想去，大概还得回到谢朓所云的“金陵帝王州”上。赞叹金陵是帝王州的其实非止谢脁一人。诸葛亮评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庾信赋曰，“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李白诗云，“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民间的传言，则出自风水大师，就是说南京这地方有帝王气。由此人们推论，南京的口音和民性与当年统治南京的朱元璋有关。有人说，南京方言与皖北土话相近，并进一步考证说，朱元璋把家乡凤阳的土话带到了南京，与南京方言杂糅在一起，形成了蓝青官话，也就是当年的普通话。归结起来，就是因为帝王之都的大气，浸染而成了南京人代代相传的大气。就像现今的北京人，在皇城根下生活惯了，说起话、办起事来，或多或少有些牛气一样，南京人的民性大致也是这样形成的。（文/王兆贵） （原载《新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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