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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耀华先生手迹 上海银行(海光)月刊 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创刊 至一九四九年七月终刊， 共出版一百四十二期。 他从“海光”中走来……（下） ——读《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 兼谈资耀华先生的金融学术活动沈建中 “热闹”的“赴美考察” 读“初编”还让我有一收获，就是读到《欢送资耀华先生赴美考察记盛》（《海光》第十二卷第四期），此文详尽叙述资耀华先生第二次赴美进修前夕，银行同人携眷属约二百五十位假银行公会俱乐部，举行盛大欢送同乐会。其实这次他能“堂而皇之”赴美，起因是他支持学生示威运动又帮助学生秘密外逃。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已处于危险境地，“我就动用了本行的密码，急电上海陈光甫，告诉他我的处境已很困难，要求赶快用出国考察名义暂离天津”，“不几天，上海总行向天津分行发出明电，派我出国考察，并要我立即出发。我接到这个电报，故意到处告别”。现在从这篇热热闹闹的“记盛”文中，即能印证一二。 “在此国内经济动荡、社会不安、工商凋敝之时”，会上，同人公推李克坤首先致欢送词，其中说道：“资经理在离开此大家庭之前，一切早有布置，并曾屡次安慰我们，叫我们细心应付，不必担心。依照目前的经济及时局情形看来，以后的变化正多，资经理在时，我们一切都有仰赖，只要依着指示的方针仿去。但以后惟有各同人彼此合作，相互努力来维持这现成局面。”“我们要抛弃依依惜别之念，而应当欢送。”在“请资经理临别致训”中，身为华北分行和旅社区经理的他颇为含蓄地谈到：“去年董事长因战后国内外经济工商均有重大的变化，作为银行的人应该去研究如何改革，如何应付，国外如何，国内如何，其他较重要的同人，都负着重大责任，处理日常事务，以兄弟较为空闲，故派到国外去考察。”“但此为总行之命，不能不去。好在华北行如青岛、济南、北平以及天津都各有负责人主持，兄弟去后绝不致发生丝毫影响。” 现在看来，当年陈光甫作为稳健的银行家，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始终能应付自如，不仅使得上海银行历经风险而都能化险为夷，而且当他的部下资氏义不容辞地“虎口拔牙”——在敌人心窝里反对敌人时，他利用南京政府国务委员的关系，很快为其办妥出国护照，使资氏顺利踏上了避难之路。 《海光》之意义 我从这部“初编”选录的该行行员文章中还读到资耀华先生操持行务之点滴，如《津行拾零》，尤其是《津行鳞爪》（《海光》第十一卷第十期）和《故都畅游》（《海光》第十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从中能看出这位银行家对同人娱乐、健康的关切。在他倡导下，行内先后成立了篮球队、国剧社、乒乓队；并“对同人福利素极关怀，关于同人眷属宿舍一层，闻正已相机设法中”；“资经理为慰劳同人终年辛勤，特命组织游览团，在不妨碍公务之原则下，轮班作故都之游，借以荡涤胸襟，增加服务精神”。这不仅反映出当年上海银行如何使员工实现“银行是我，我是银行”、“大我小我化为一体”的职业归属感的部分情况，还有助于了解资耀华先生的治行业绩。 这些材料使我联想到我国近代银行向来重视公务档案归存，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可以说应有尽有；而相比较，银行各级职员的平常言行、职场情态、业余生活，包括银行业务外的事务性个体材料却罕见留存，此类具体的资料更为稀缺。而作为“非卖品”的上海银行内部职员读物《海光》，确实如这部书的编纂者刘平君所言，“具有‘原生态’的特征”，所刊稿件几乎都为该行各级职员写作，包括众多高层管理人员，连陈光甫都亲自撰稿。该刊包罗万象，举凡从银行业务，包括营销推广、网点服务、吸存放款、征信调研，直到专业理论、企业文化、行员思想，也涵盖同人们职场与业余生活的丰富“消息”。《海光》二十年，真切记录了上海银行的大量金融业务、活动资讯及经历事例，是一份史料丰富、细节数据相对可靠的刊物，也是我国银行发展史上的一部分鲜活记录。它为研究上海银行在旧中国外商银行和旧式钱庄夹击中如何艰难成长，乃至研究整个民国时期银行生存发展的历程，提供了难得的有声有色的，也可说是有血有肉的第一手研究资源。 别具只眼的“初编” 如上种种，也显示了金融史学者刘平君的学术才略，他能别具只眼地把《海光》列为开拓性研究的切入点，充分运用民国时期一家银行内刊所载文稿作为素材编选，并将其置于金融史料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研究的视野之中，加以整理辑录成一部《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以此发掘拓展研究近代中国金融史、银行史的崭新领域。这也是他继2011年的著作《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后的又一次从金融史料再出发的研究新成果，为金融史学科基础性项目的建设作出了扎实的奉献。 众所周知，史料工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从金融界与银行业的历史发展方面来审视，我们或许可把银行史料工作称为“千秋大业”。但这项工作需要有安心坐冷板凳的定力，容不得有半点急功近利的浮躁。刘平君身为银行业高层管理人员，在繁忙行务之余，耗费大量的业余时间，甘于寂寞地流连于近代中国金融史研究领域，钩隐抉微，笔耕不辍，尤其致力于对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银行与银行家的社会责任等课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我从他的重要著述《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以及这部《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中，仿佛再一次欣赏到了银行家前辈资耀华、洪葭管等老先生的学术责任、理论担当和研究作风，看到了刘平君作为银行业界中国金融史研究继起者的气质与风度。 最后，我不得不提本文前面所叙资耀华先生回忆录中说到的给上海中国征信所的一个“简单报告”。刘平君近日来函指教：“我在整理中国银行史料时，发现了《述蓝鹰运动》一文（《中行生活》第二十四期），其中披露了资耀华1933年12月10日致中国兴信社（征信所初期名称）祝仰辰（中行）、章乃器（浙江实业银行）两位先生的一封完整的信，大约有千字左右，谈到了到美后的一些感想，与‘一封信’（《资耀华先生的一封信》）有许多内容相似，估计是那篇报告的可能性更大。”使我受益良多，切身体会到刘平君治学的一贯严谨、扎实和深入，其学术奉献精神，尤为令人钦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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