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奖曾庆存院士感恩自述：《我的人生》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是国家最高科学奖曾庆存院士感恩自述文章，言真意切，推荐给大家：

我永远怀念着我的双亲、兄弟和启蒙老师。没有他们的抚养、栽培和教育，我是不可能成长的。对于他们，我常有负债的心情，总希望能在他们在世时报答万一。可是时不我待，我的双亲、兄长和绝大部分启蒙老师都已辞世，想报答已无时日了。每想到这里，追悔莫及，悲不能已，只有默默鞭策直励，一生都不要辜负他们的辛劳。

我的父亲曾明耀、母亲曾杨氏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我小时候家贫如洗，拍壁无尘。双亲率领我们这些孩子力耕垅亩，只能过着朝望晚米的生活。深夜劳动归来，皓月当空，在门前摆开小桌，一家人喝着月照有影的稀粥——这就是美好的晚餐了。然而双亲不怨天，不尤人。父亲只读过点私塾，母亲还是文盲，他们算不上知书之辈，却是达理之人。虽然家徒四壁，然而慷慨大方、道礼乐济。每遇村里婚丧，父亲总要格外奔波数日，尽量礼厚一点前往庆吊。屋园果熟，从不摘挑上市，一任村中男女老少采食。碰到小孩急从树上爬下时，父亲也着急起来，连忙柔声语道：“随便吃吧，不要慌！莫跌下来，要不爹娘要难过的”。种得特别好的稻谷和蔬菜，父亲总要选来育种，并把种子分送乡亲们，盼来年有好收成。面对父亲种种憨痴，母亲从无半点愠容。父母躬身力行，潜移默化，就这样在我们儿女辈的幼小心灵中深深铭刻着为人的道德规范。需要说明的是，上面诸如“拍壁无尘”、“朝望晚米”、“月照有影”等词语，绝非我现在的杜撰，而是儿时由父亲把乡间民语提炼而成并由我在小学时写进日记中了的。

记得父母亲和诸叔婶分家那年，父亲愁上加愁，好不容易从外面借到一石谷作为全家尤其是抚育我们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的全部安家费，可是我哥哥曾庆丰已届入学年龄，于是双亲毫不迟疑，想尽办法送哥哥和我上小学。其实，我那时还小，只是双亲日夜在田间劳动，无暇照顾，也只好让我哥充当起学生兼“阿姨”的角色，带着我上学堂——就这样我以非正规的方式进入了学生时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在读小学课本，只不过是业余的，他是多么向往着读书而又无计求学的呀！我们放学回来，先到田间和双亲、姐姐们一起劳动，待到太阳西坠，或至夜黑满天星斗之际，或是朗月当空之时，才收工回家。晚餐毕，我们早已困倦不堪，然而双亲却精神抖擞。母亲操作家务和准备明天的劳动；父亲手执火把，和我们一起温习功课，督促我们做作业，这对他来说，应该说是在上自修夜校。看到我们的语文作业或造句不满意，他会提出他的见解，点拨我们；在做算术题时，他则操作算盘核对。有时我们困得不由自主，下巴突扣桌面，他就在我们头顶上给几个“菱角”，无奈的痛楚又让我回复到清醒状态（“菱角”是乡下语，意手指屈曲敲击头颅时发出象掰菱角那样的清脆响声）。就这样，我们上交的作业是一笔不苟、一题不错，而且在小学程度的学堂生的文句中还带着点贫苦老农的思虑。对于这对打着赤脚、衣裳褴褛而又循规蹈矩、学习用功的学生，教师颇为疑惑，于是他（她）们不顾自己的身份体面，突破当时界限分明的成规，亲自到穷乡家访。当了解到真情之后，惊讶、感动、同情，随之而来的就是给我们以关心和帮助，师生间的感情已像水乳交融在一起了。期末，老师对我哥哥的书面评语是：“老成练达，刻苦耐劳。”对我的评语是：“天资聪颖，少年老成。”虽有过誉，不过大概也是老师的真实感情流露，多少客观地反映出我们当时的某种情态吧！“老成”、“老成”，我们那时还只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呢！后来，我父亲还得到别的某种恩遇，可以几乎无偿地到学校里挑肥——这对农夫来说是非常实惠的，当然，这是后话。

这众多的启蒙老师中的一位是陈淑贞老师。她是日本军队侵占广州后逃难回家乡阳江的。她学问渊博，对学生的眷眷之心和循循善诱，使我们班每个同学都从内心深处喜欢她、佩服她、爱戴她。特别是她开明、不拘泥于成规习俗。有一次，她藐视早上升旗、训话仪式，带着全班同学，顶着晨雾，一路上有说有笑，豪迈地登上附近的最高峰“望瞭岭”（其实是一个山丘，只因那时年纪小，眼前事物无不高耸庞大，自然是高峰了）。站在山顶上，旭日东升，晨雾消散，那山脚下不远处的县城，大街小巷，楼房树木，如栉比一般，历历在目；村外有村，山外有山，绿野平畴，江流如带；还有那高耸入云的远山，空阔连天的大海。得见这样广大的世界，大家指点江山，跳呀，唱呀……现在我已无法形容当时心胸的突然开拓所带来的快乐。忽然间，陈老师指着遥远天边的一个黑点，说那是船，要我们细心凝视它的变化。渐渐地黑点由细变粗，开始露出船桅，终于显出船身。于是她讲起了地圆学说，还讲了岛屿、海盗和日军的侵略，告诉我们轰炸县城和学校的炸弹就是由海上飞来的日本侵略军水上飞机投下来的。诱导自然而生，在我们的幼小的心灵播下自然科学和民族义愤的种子。可是至今我也不知道她这次犯了校规而是否受到处分。还有一次，是重阳节，她不带我们去热闹的北山看纸鸢比赛，而是到附近山丘，寻找那早已荒芜的“流杯池”，给我们讲述王羲之、兰亭集序和曲水流觞的故事。也许她在抒发思古之幽情，也许意在熏陶后辈的风雅——那时我班同学大多数的习字格（北方叫描红）正是“惠风和畅，……，曲水流觞！”遗憾的是陈老师只教了一个学期，便又因时局吃紧而匆匆西迁去了。当我得知时，难过了好几天，上课也无精神，梦里频频出现她的身影，真是余音绕梦，迷迷糊糊，喃喃念着“惠风和畅，……”，似诗非诗，似叹非叹。确实，她和畅的惠风，经久地吹拂着我脑海的清流，从童年到现在，时而皱起阳春的涟漪，时而掀起连天的波涛。我永远怀念着敬爱的陈老师。可是那次一别，就杳无音信，至今不知她在哪里，祈求上苍赐她长寿！

穷学生的生活确实酸辛。“做牛做马”大约是个形容词，而对于我们（至少是我哥哥）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春耕时节，家贫无牛，哥哥就执行牛的任务，在前头背荷并手拉着绳索，父亲在后面扶犁倾铧，我则随后伛偻搬泥块。冬天，作为全家主要生计来源的是在一块旱地上种菜。放学回来，兄弟两人的任务是从很远的水塘一担担地挑水，再一勺勺地淋浇到一棵棵的菜根上。水冷衣单，就是黑夜星光照路，兄在前，弟在后，前呼后应，或者背书有声，也不知经过几十个来回，终于可以收工回家。我是用父亲为我特制的矮桶挑水的，而那护菜用的疏木栏杆式的园门坎，高几与胸齐，要挑着水跨过它不是易事，我难免有人仰桶翻之时，双亲知道了也难于加责，而我膝盖上的累累伤痕更是数不清。然而贫也不减其乐，我们可以享受“三余”。一是“夜者日之余”：每当我们做完作业之后，父亲就拿着小柴枝，在地上练起大字来，他晚晚如此，一直坚持到辞世前不久。如若我们还未疲倦已极，他还一边练字一边讲解如何运笔用力，甚至把手示范。尽管那笔势是他匠心独运的功夫，不见于经传，我却是得益匪浅的。二是“阴雨者时之余”：特别是台风过境之日，狂风挟着暴雨，把全家人封锁在屋里。漏串千行，父亲若有所思，忽然说道：“久雨疑天漏”，要我们对对，我随即应声道：“长风似宇空”，父亲虽不无赞赏地说有几分少年英气，却嫌对欠工整，说：“迅雷讶地崩”也许工整些，不过他自己也不满意。继续研谈下去，从自然到人事，父子兄弟竟然联句得诗：“久雨疑天漏，长风似宇空，丹心悬日月，风雨不忧穷。”三是“冬者岁之余”：家乡冬耕忙碌，本无余暇，不过时有寒潮，偶有霜冻。风扫寒林，脚踩霜地，身随风栗，脚痛撺心，别有一番风味，不觉成句：“寒风刺骨的冬天，各种虫儿地底眠，翠木繁花皆冻死，苍松挺立在山边。”这当然不能说是诗，完全是孩子的幼稚造句，还文言白话混合，不过它是我的第一个习作，也凝聚了父亲多年的心血。

父母爱子之心，至深至微，可是我小时候不够体会。新中国成立了，县人民政府派车送我们全班毕业生去广州考大学，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大家的豪情快意不言而喻。清晨，大家在车站列队，等候上车。突然间，我发现父亲在远远的对面站立着，很久很久，他终于移步走到我面前，说声：“这是你的墨砚，你忘带了。”便把墨砚塞进我衣袋中，然后低头走开了。当时我竟然语塞，只是傻低着头。车开了，我看到父亲仍然木立望着我们，直到车转了弯，才见不到他的身影。我和哥哥上了广州，又上了北京，一去五年，无忧无虑，我的身高也由不到1米50长到超过1米70，却不知爷娘思儿心碎、望儿心切。1957年留苏前月，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回乡省亲，傍晚到家乡，只见父母倚门而待。我疾趋而前，这才发现双亲已经白发苍苍了。双亲抚摸着我的头，好久才说了句：“你都长这么大了，好想你呀！”他们的声音是控制着的，倒是我忍不住失声哭了起来。我对不住你们呀，双亲！我这时才明白，没有双亲对我异乎寻常的抚育教养，多病、多灾、多难的幼小的我不可能数度化险为夷，生存下来，更不可能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而后来我也得知，父母亲也曾患过重病，唯以不断呼叫着哥哥和我的名子而自慰，用极不寻常的坚强和毅力，制服了病魔。父母亲的坚韧不拔永远激励着我。每当我生病或者遇到困难时，父母亲的形象就出现在我面前，总是咬紧牙根，硬顶上，否则就不是曾明耀夫妇的儿子。（梁峻荣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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