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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和王实甫两人好比诗坛李杜、文苑韩柳，他们是我国古代戏剧峰顶上肩并肩的巨人。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王实甫和关汉卿一样，“士林中等辈伏低”（贾仲明挽词），也是一位剧坛的领袖人物；《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人”作剧十四种，今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高会丽春堂》三种和《韩采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二种残曲以及一二小令。其中以《西厢记》最为杰出可以说，共处一个相同的时代，都是元代前期杂剧作家，又都是剧坛的领袖人物，这是关、王的相似之处。 《西厢记》人物剧照 关、王来自社会下层，对百姓的疾苦有真切的体会，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关汉卿是一个“躬践排场，面敷粉墨，……偶倡优而不辞”（减晋叔《元曲选序》）的书会才人；由于史料的极端缺乏，除《录鬼簿》的零星记载外，我们对王实甫的生平知之甚少，只能就其作品进行一些推测。《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末尾【鸳鸯煞】曲云： 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鸣咽。斜月残灯，半明半灭。唱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 《西厢记》人物剧照 《西厢记》每一本戏末尾一曲，由场上说唱者司唱，作为与下一本之间的连接（因为古代戏曲演出没有下幕）这虽是沿袭金院本的旧例（见《西河词话》），但这支【鸳鸯煞】的曲子，“除纸笔代喉舌”云云，显然是作者口吻，可以想见王实甫胸中郁结、别有块垒的坎坷人生；结合他在《破窑记》剧中所流露出来的“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的感叹，和他通过红娘之口理直气壮地为“寒门”“穷民”争气看来，王实甫可能就是一个沉郁下僚的儒士“穷民”，这和关汉卿通过窦娥发出的“人命关天关地”的呼吁是一样的。他们两人的身份境遇，谅必是比较接近下层人民的。王实甫和关汉卿有许多不同点，首先表现在剧作题材的选择上，关汉卿一生写了约六十种杂剧，他一不写神仙道化，二不写隐居乐道，除此之外，剧作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形式多种多样，如公案戏、历史戏、风情戏以及悲剧、喜剧、正剧等均有杰作，尤其是描写下层妇女的戏曲，成就更为突出。 《西厢记》剧照 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今存仅《闺怨佳人拜月亭》种。王实甫则不同，他擅长爱情剧的撰作，从《录鬼簿》所记的杂剧名目或今存剧本看来，爱情剧占多数。他也写过《才子佳人拜月亭》（今），他的《贩茶船》写双渐苏卿的故事，《破窑记》写吕蒙正的故事，《娇红记》申生王娇娘的故事，这些都是宋元时期勾栏伎艺著名的爱情题材。正像关汉卿在表现古代下层妇女的生活和她们的反抗精神方面独步剧坛一样，王实甫以《西厢记》一剧在爱情题材这个领域里，也取得了前无古人、后鲜来哲的卓越成就。关、王虽然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们提出问题的立足点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却不同。关汉卿是一位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实践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剧作无论悲剧或喜剧，都充满强烈的现实性，窦娥、宋引章、燕燕、王婆等的不幸遭遇，是元代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 《西厢记》红娘人物形象 他笔下的鲁斋郎、葛彪、杨衙内、周舍、张驴儿、桃杌赛卢医等，是一帮权豪势要、贪官污吏、流氓地痞，由他们组成了一幅元代社会的百丑图。关氏通过窦娥的冤案，对元代社会的法纪废弛、纲常沦丧提出愤怒的抗议，表现了关汉卿现实主义的战斗本色与人道主义的实践内容，这和前代杜甫、白居易基本上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情人民的痛苦生活是有所不同的，就是和王实甫比起来也有很大的差异。王实甫《西厢记》采用的是传统的爱情题材，一个唐五代和宋元时期勾栏瓦舍的“热门”节目，因此，《西厢记》中元代前期现实生活的脉息并不强烈。王实甫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他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元代社会的问题，而是上千年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封建礼教对妇女爱情婚姻的压迫。 《西厢记》人物剧照 虽然王实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样要求古代作家是不实际的），但是，他通过《西厢记》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礼教是多么虚伪，多么不合理，它的本质是多么虚弱，男女青年的爱情多么高尚纯洁，多么合乎人情物理。只要封建礼教在中国的土地上残存，《西厢记》思想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就不会消失。过去有的研究者指责《西厢记》缺乏元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是无视其传统著名题材的特殊性，也看不到王实甫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关汉卿是从元代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一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战斗姿态出现去解决社会问题；而王实甫却是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撷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通过诗情画意的爱情喜剧来提出整个封建社会带普遍意义的问题的。这就是关、王现实主义的最大差异。 《西厢记》人物剧照 关、王在艺术表现上蔚然大家，都是开拓艺术流派的大师。关剧人物塑造高度典型化，无论是弱小而敢于反抗的寡妇窦娥，老练而谙于世故的妓女赵盼儿，天真无邪的燕燕，还是权倾朝野的鲁斋郎，粗鲁凶暴的葛彪、好色狡诈的周舍等，无一不是现实主义典型化的人物。“斋郎”在宋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而关汉卿笔下的鲁斋郎却是炙手可热的随便抢夺妇女的权豪势要。作者显然只是借用前代的故事（如《窦娥冤》借用东汉“东海孝妇”的传说）前代的人物（如包拯）、官职（如斋郎），实际写的却是元代血淋淋惨酷的现实。 《窦娥冤》剧照 而王实甫笔下的人物，却是高度理想化的，张生的痴情志诚，莺莺的深情蕴藉，红娘的热情泼辣，很难说这是哪个朝代的人物，他们身上现实的脉息并不强烈，但理想的色彩却异常浓重，他们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铸造出来的理想化的艺术形象，是封建时代真善美的结晶。《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比关剧更为风行，原因就在于作者塑造了几个封建时代带普遍意义的艺术典型。可以说，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而带有浓重理想化的色彩，这是王实甫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大特色。关、王都是语言艺术大师，关汉卿是元曲本色派的杰出代表，王实甫则是文采派的一代宗匠关剧的语言特色是本色自然，肖似逼真。如窦娥在法场对蔡婆说的一段白：
《西厢记》人物剧照 窦娥把自身的冤枉对婆婆表白，然后提出了极其卑微的要求，这些要求还要对方“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这段说白十分贴合窦娥这个善良的小媳妇的性格，让我们看到封建时代婆媳关系的不合理，以及妇女地位的悲惨。这段念白就象生活本身那样自然朴素，几乎看不到艺术加工的痕迹，这正是关剧本色语言的艺术本色。王实甫是文采派的语言巨擘，《西厢记》词章华美，如天铺云锦，七彩虹霓，无人不爱。它那秀美的艺术语言，是构成“花间美人”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西厢记》人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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