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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者唯天:气候紊乱,动荡了中国300年

 花小鼠 20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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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帝国对匈奴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罗马帝国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竟然会在200多年后成为他们的噩梦。

东汉永元三年(91年),汉朝大将窦宪率领大军再次出击,并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经过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持续两百多年的打击,在这场大汉帝国与匈奴部落的战争中,最终以大汉帝国的胜利告终,而协助汉朝在背后战胜强敌的,有一种秘密武器就是:

气候变化。

此前,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在剧烈的气候变化和灾害打击下,匈奴随后内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到了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向东汉称臣乞求救济,对此光武帝诏赐“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

从大气候而言,地球存在大冰期与小冰期的间隔,而在小冰期之中,则存在与暖湿气候相间隔的冷期,自从公元0年开始,新千年的第一个冷期即将光临北亚大地,而他们即将摧毁的,是当时盘踞北亚高原的游牧部落:匈奴。

随着冷期的降临,蒙古高原的气候不断剧烈演化,先是不断发生旱灾,而旱灾之后则是接连而至的蝗灾和饥荒,汉明帝建初元年(76年):“南(匈奴)部苦蝗,大饥,肃宗廪给其贫人三万余口。”

到了东汉明帝章和三年(89年),“北(匈奴)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

至大者唯天:气候紊乱,动荡了中国300年

▲干旱往往伴随蝗灾

对于匈奴来说,在汉帝国持续两百多年的打击下,加上自东汉初期开始的剧烈变化,眼下,他们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昔日“控弦三十万,牛羊无数”的强盛局面更是一去不返。

随着南匈奴的归附和南迁,眼看北匈奴在连年的自然灾害前日趋衰落,于是公元89年和公元91年,东汉名将窦宪两次率军出征北匈奴,并先后在稽洛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和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招降北匈奴各部近三十万人,从而为大汉帝国最终彻底击溃北匈奴奠定了基础。

在气候变化和汉帝国的双重强势打击下,在历经公元91年的最后一次大战后,北匈奴一部分南下投降汉朝,一部分则向西逃窜,导致蒙古高原一度出现“漠北地空”的局面。

而向西迁徙的北匈奴人,则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匈奴人向西方发起了进攻,他们先是将阿兰人(某个高加索部落)驱赶到西边,从而打翻了摧毁罗马帝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匈奴人的打击下,阿兰人被迫向西迁徙将东哥特人赶到西边,东哥特人又将西哥特人赶到西边,西哥特人则向西迁徙到意大利,当时,由于气候长期偏冷,以致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使得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成为不设防地带,在大量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后,这些彪悍善战的蛮族骑兵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越过冰河,并屡屡击败罗马帝国的大军,并最终在公元476年彻底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此后,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而追究这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根源,则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北匈奴部落的持续打击。

除去大汉帝国和蛮族西迁等人为因素的持续打击,可以说,正是干旱和严寒,从东到西彻底摧毁了北匈奴和西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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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即将掀起摧毁西罗马帝国涟漪的东汉帝国,却事先倒在了气候变化的浪潮之下。

在这场从公元0年开始预演的气候变化中,到了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开始接踵而至,从公元181年开始至公元540年,中华帝国开始进入了新千年的第一个冷期,从而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汉末魏晋南北朝乱世。

而掀起这场暴.乱的,则是东汉末年开始的黄巾军起义。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在连年的大旱、庄稼绝收和瘟疫之后,太平道教主张角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纬传言下发起了黄巾大起义,从而掀开了此后三百多年乱世的序幕。

根据气候史学家研究,追究这场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乱世可以发现,这场从公元初年就开始的冷期,先是从北亚开始蔓延,在给蒙古高原带来频繁自然灾害、摧毁匈奴的同时,这场从北向南的冷期,最终又蔓延到中华帝国区域,带来长期的气候变化,掀起了此后长达三百多年的乱世,并在4世纪-5世纪时达到了最低点,气温平均下降达2.5-3摄氏度,而平均气温则比现在低了1.5摄氏度左右。而有学者更是研究认为,在这场从公元初期开始,并在181-540年达到最巅峰的冷期中,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偏低2-3摄氏度。

尽管气候变化貌似不大,但实际上,在中国北方的农业与游牧交错地带,如果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中国各地气候带相当于向北推移了200-300公里;如果降水减少100毫米,则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公里,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

简单来说,如果气候变暖变湿,则意味着中国农区将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则将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将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

而从秦汉以来,中国东部地区气候经历了多次暖湿、冷干的交替变化,农牧交错带也相应地出现了多次明显的北进和南退:其中秦汉时期气候温暖,中原农业文明甚至远进到当时还不是沙漠的居延海和乌兰布地区,这也是秦汉帝国强盛的农业基础;而从东汉末年开始的这场冷期,则使得北方的农区大幅度向南退缩,牧业甚至挺进到华北平原。

对于这场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冷期,当时人也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以后,曹魏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亲自率领水军循涡水入淮水,不料当时天气大寒,淮河在历史上竟然第一次出现了结冰的记载,“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到了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由于渤海严寒、出现了大规模结冰,前燕慕容毁甚至率领数万大军踏着海冰、越过渤海讨伐慕容仁,当时,从昌黎海岸(今辽宁锦州市)到今天的山东营口一带的渤海海面全部结冰,因此才能承载数万大军步行穿越。

根据北魏时期的农书《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华北地区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长时间,均比现在晚了15-28天,而当时要到农历三月桃花才开,一月之后枣树生叶,与今天对照,整整迟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外,当时石榴树露地栽培需要包裹过冬,否则就会冻死;而在现代河南、山东等地石榴均可以露地安全过冬。

据统计,从三国初年到两晋的200年时间内,今天的中国区域出现的严寒灾害次数就有46次之多。其中最寒冷的气候条件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275—279年)和太康年间(280-289年),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严寒灾害,在这种持续数百年的严酷自然灾害影响下,北方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南迁和侵袭历程。

至大者唯天:气候紊乱,动荡了中国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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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记载中,在西汉时期,内蒙古阴山一带、河西走廊等地区还遍布着大规模的森林,然而到了三国时期,在长期的干旱和人为开垦等因素影响下,这些地方已经到处都是戈壁沙漠了。

以甘肃天水、陇西一带为例,西汉时期,这里“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而广大河套地区则从原来的水草丰美之地,变成了遍布戈壁沙漠之地了。

在剧烈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下,东汉初期,南匈奴在东汉王朝的允许下南迁到今天的内蒙古五原等地,而鲜卑则在兼并蒙古高原的匈奴残余部落后,由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方向迁徙,在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定居下来。

在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影响下,由于北方气候严寒、草地枯萎、游牧业难以维持,因此,各个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当时,除了南匈奴和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中原腹地,《晋书·匈奴传》就记载:

“(晋)武帝践阵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在从东汉初年开始的这波游牧部落大规模南下的浪潮中,到了西晋初年,江统在上给晋武帝的《徙戎论》中就指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以往汉民族长期占据绝对多数的关中地区,当时少数民族竟然占到了人口的50%左右,其中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

对此,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在迫使魏帝封其为晋公、相国时所下诏书中,曾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者的数量作过估计,称:

“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稀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

至此,到了三国末年和西晋初期,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已经和北方汉人的数量相当,对于曹魏和司马家族而言,从东汉初期以来大规模南下的少数民族,是他们与蜀汉和孙吴对抗的重要资本,而乌桓骑兵等少数民族武装,更是成为曹魏和司马家族最终平定天下、结束三国之乱的重要武装。

尽管在武力强盛时有把握控制这些少数民族,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南迁少数民族不断飙涨,在西晋建立后,这种人口构成已经成为了北方动乱的重要诱因。

对此,西晋初年侍御史郭钦就尖锐指出:

“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栩、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在郭钦看来,曹魏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灾荒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因此曹魏不得不大规模引入少数民族以充实人口和赋税,但这种人口形势到了西晋初年,已经成为西晋朝廷的一大隐忧,一旦动乱,西晋内部将几乎没有设防的战略纵深空间与时间,因为敌人就在内部肘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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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最终成为毁灭西晋王朝的重要推手。

当时,早在曹魏时期,严重旱灾就已开始频繁侵袭中华大地,《宋书》记载,“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7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时晋文王围诸葛诞……初,寿春(城)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早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为天亡。”

司马家族篡魏后,从西晋初年到东晋初年的公元271年到337年的短短67年间,中华大地上有超过半数的年头(35年)发生旱灾。其中,从271-274年、280-282年、284-290年、309-311年、325-327年、333-337年更是连续发生旱灾。

到了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早,疾疫,关中饥,米解万钱。因此氏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其九月,郡国五旱。”

在残酷的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旱灾下,西晋政府不得已甚至允许民众进行人口买卖,以解决民众的谋生问题,而到了西晋永宁元年(301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

而大旱之后,往往伴随着蝗灾。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到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19年间共发生了10次大规模蝗灾,其中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的蝗灾更是遍及整个北方地区,甚至出现连牛马身上的毛都被蝗虫吃掉了。

在这种常年大规模的旱灾侵袭下,西晋内部却纷争不断,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当时,北方长期大旱,在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生计维艰,而西晋各个权贵力量却仍然严酷奴役他们,使得内乱隐患日益堆积。

于是,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的名义,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发动南匈奴部众起事,建立汉政权,此后各个少数民族力量也纷起响应,北方局势一燃即爆。

在这种残酷的局面下,毁灭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悄然来临。

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有史记载以来的一件千古奇事,当时由于长期大旱,当年夏天,长江、黄河、汉江、洛水水流竟然接近枯竭、水量少到人可以涉水而过,“江、汉、河、洛皆干涸可涉”

至大者唯天:气候紊乱,动荡了中国300年

▲谁能想象浩瀚长江在1700年前竟然一度濒临枯竭?

就在长江、黄河濒临枯竭的这一年,刘渊利用西晋政权失去大江大河等天然屏障的千载良机,倾巢而出先后击败晋军,轻易突破了黄河天险,“败王师于河南”,尽管在进攻洛阳时遭遇晋军阻击,但刘渊等少数民族势力却趁机而起,从一个割据晋中的地方性政权,一跃成为进军中原、能够威胁西晋政府生存的强大力量,从而掀开了此后南北朝乱世的开端。

对于当时这种西晋的末日乱世,西晋时人描述说:“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努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耀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而平民百姓更是“其幸而存者盖十(分之)五焉。”

在这种旱灾与蝗灾和内乱的交替打击下,西晋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解体,长江、黄河枯竭的第三年,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又派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兵攻晋,并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当年,刘聪军队最终攻破洛阳,并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就在刘聪的军队攻破洛阳前,晋怀帝“羽檄征天下兵”,但各个地方州郡却“莫有至者”。因为在残酷的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前,整个西晋社会在北方已经濒临解体。

洛阳城陷后5年,西晋建兴四年,南匈奴刘曜又率军攻入长安,并俘虏晋愍帝,消灭了迁都至此的西晋,至此,从汉末魏晋时代开始的气候变化,彻底掀开了两晋南北朝乱世的大幕。

而窥探历史暗藏的奥秘,气候变化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开始了支配中国历史的又一履程,并在其他因素的交织下发酵壮大。

至大者唯天。

参考文献:

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北魏的兴衰》

章典:《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_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

徐德克:《2000年来气候周期性冷暖波动与中国朝代更迭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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