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斯有民和有民斯有土

作者简介：田余庆（1924—2014），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战国至西汉初年，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资料并不多见，但不甚典型的资料却有一些。我们从这些不甚典型的资料中探寻其共性，并与稍后依附关系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大体上还能把依附关系开始发生的状况辨认出来。

《韩非子·诡使》谓：“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这是研究最早的依附关系的常用资料之一。《诡使》篇是韩非晚年之作，当反映战国末期的情况。逃亡附托的人是士卒。《商君书·境内》：“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士；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商君书》与《韩非子》说到的士、卒是一回事，大抵指爵级低或无爵的人。秦制，无爵者通称士伍。较早出现的依附关系，似与军伍有关。士卒逃亡以避徭赋，必然对所附托的“有威之门”负有一定义务，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其详不得而知。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黥妾爰书，谓某里五大夫的家吏公士某，奉五大夫之命缚其妾诣官，告以妾悍，请求黥妾。按公士，一级，低爵；五大夫，九级，高爵。疑公士之为五大夫家吏者，就是士卒“附托有威之门”一类的实例。家吏的职掌从爰书中大体可见，士卒之附托者应当也差不多。秦简及《史》、《汉》均有“舍人”，《汉书·高帝纪》秦二世三年注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后遂以为私属官号。”舍人之于主人具有公私两方面的关系，与家吏之于五大夫，当大体相似。不过根据现知资料，以上这类关系在那时还没有被发现于生产过程中，还不能证明是典型的封建依附形态。

《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谓秦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这是常用的认为秦代农业中已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资料。“见税什伍”是一种对分制的租佃制，不论有没有依附关系，它都可能存在。但是“豪民”的出现却具有时代意义。秦以前史籍似不见这种豪民。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 （率）敖’？‘ （率）敖’当里典谓殹（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谓 （率）通帅，敖读为豪， （率）敖即帅豪，而帅、豪同义。里典以帅豪为之。秦始皇讳正，此简称里典不称里正，知为秦始皇时物。《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何休此注，反映的不仅是东汉情况。《魏书·食货志》：邻长、里长、党长“取乡人强谨者”。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秦汉以降，乡党之长例以强健豪民为之。豪民以力雄张乡里，他们与按对分制耕种其土地的人之间，自然不可能纯粹是自由租佃关系而无其他强制和束缚。所以从“或耕豪民之田”的记载中可以推断秦代农业中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引《公羊传》注文系于“初税亩”之下，并谓里正受倍田，可见称豪民者，居里正者，事实上都与土地、与农业生产有关系。“附托有威之门”的附托者以及家吏、舍人等的出现，大概也都是生产中人身依附现象在非生产领域的反映，而生产的与非生产的依附者都主要从低爵或无爵的自耕农转化而来。还可以推断，尽管最早出现的拥有依附者的人原是战国时各国有高爵的贵族，但稍后的地主应当主要出自这些豪民。旧贵族要继续获得生命力，也必须成为豪民。

战国以至汉初，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中新出现的事物，数量不多，还处在走向定型的过程中。所以它一直不为社会所重视，以至于在《秦律》中见不到直接反映。只是下列几处关于匿户、匿田的秦简资料，似乎与依附关系的发展有些关系。

匿敖童，及占 （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 （迁）之。傅律。（《秦律杂抄》）

按此数事主要指里典、伍老办理傅籍不如法，登记废疾不实，以及其他作伪者，当受罚。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 （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 （也）。（《法律答问》）

按此二事主要指里典、伍老作弊匿人及当傅而不傅，以避徭役、户赋。

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〇〇为匿田。（《法律答问》）

按此谓部佐匿民田而民不知者，与民无涉。至于部佐责任，其已租者当属部佐干没，以匿田论；其未租者当指已匿而未至租期，不以匿田论。租指田租。匿田指干没田租。

傅籍不实，匿户匿田，往往牵涉徭使、户赋、田租。这类现象，后代多属豪强占夺；《秦律》所见，亦不能排除豪强作弊的可能性。但从责罚主要不在民而在典、老、部佐看来，官府认为问题在于乡官作弊。这表明豪强直接占夺在那时还没有成为重大问题，只要加强对乡官的监督就行了。不过，乡官大体都是豪强。

与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大体同时，秦国施行了民数（户籍）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献公十年（前375）“为户籍相伍”。《商君书·境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六年（前356）“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其时户籍制度著民生卒，重在什伍相连，目的是为了“告奸”而不是其他。秦始皇时户籍制度趋于完备。始皇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分见《秦始皇本纪》及《集解》）。户籍记载了年纪、土地等内容，其作用就远远超过“告奸”，而成为官府控制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据睡虎地秦简，户口迁徙要诣吏“更籍”；庶民与官府交涉，须具“名（姓名）、事（职事，爵级）、邑里（籍贯）”。这些项目应当都见于户籍。

傅籍是户籍制度的一部分。最晚到秦王政元年（前246），在男子书年之制施行以前，就有了傅籍制度。《汉书·高帝纪》注师古释“傅”，谓“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秦律》中有《傅律》，记有关傅籍事，《傅律》以外，还有一些秦简记傅籍资料。男子傅籍之年，据秦简《编年纪》是十五岁。《汉书·景帝纪》“男子年二十始傅”。提高傅籍年龄，就是推迟服役，是文景之治的一项惠政。《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为正即傅籍为正卒。《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律，当为武帝时制定之律，知二十三始傅之制创于武帝时。或当时未及施行，所以有《盐铁论·未通》御史之言曰：“今陛下（按指昭帝）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秦代傅籍不只是行之于良民，隶臣妾也在傅籍之列。睡虎地秦简《仓律》谓及龄的“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不过所傅的不是良民之籍。涉及户籍变更的事大概都在每年八月办理，所以东汉史籍所见算人也在八月。

户籍制度是国家控制户口人丁为编户齐民，并据以征发租赋兵徭的主要手段；也是国家阻止户口人丁流入私门，从而抑制依附关系发展的主要手段。

国家力图阻止户口人丁流入私门，从当时的赋税制度中也可得到消息。秦代赋税，有田租，有口赋（户赋），前者收谷，后者收钱。征收数额，以汉制度之，后者比前者要重得多。征收方法，田租当如汉制“以顷亩出税”（《盐铁论·未通》），口赋（户赋）则是按人头核实征收。《史记·陈馀列传》：秦“头会箕敛，以供军费”。“头会”是由官吏清点人口，随口计税。“箕敛”，《史》、《汉》注均谓以箕敛谷，敛谷之说是不对的。《淮南子· 论训》作“头会箕赋”；高诱注但谓“随民口数责其税”，不言税谷还是税钱，虽不武断，但失之笼统。实际上，随口而敛者皆敛钱。“头会箕敛”是指随人数敛钱的口赋（户赋）。《淮南子·人间训》也说：秦时“大夫箕会于衢”；高诱注：“箕会，以箕于衢会敛。”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箕敛就是“以畚受钱”。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头会箕敛似是人皆不免，还看不到有流入私门而侥幸求免的依附者的痕迹，可见人丁还是可以由国家有效控制的。

《通典·食货典》论及秦代赋税制度“舍地而税人”。其实，地未尝舍，只是重人而不重地，把控制人丁放在检核顷亩之上，以期阻止人丁流入私门，抑制依附关系的发展，所以《通典》谓之税人。

我们知道，古老的封君地位的取得，是以占有土地为前提的。《汉书·地理志》：“古有分土，亡分民”，就是这个意思。《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贾疏：“以其有地则有臣故也。”这里的地指封地，包括耕地而不只是耕地。古老的观念如此，但后来出现了变化。作为封地，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已经提出“安在无土不王”的疑问，这就是说，无封土亦可自王。《文献通考》卷二六五：“古分土而无分民，自汉始分民。”王侯分民以家计，有其民则有其封土。但具有政治意义的封土不是本文的着眼点。作为本文着眼点的耕地，从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看来，可以是有土斯有民，也可以是有民斯有土，而后者比前者要显著，魏晋南北朝更是如此。依附农民并不是绝对地附着于某一块土地上，他们可以脱离某一块土地而跟随主人迁徙，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获得土地。东汉魏晋时这种例子很多。这个时期，不论是国家还是私人，其封建权力的大小与其说决定于控制土地的多少，不如说决定于掌握人丁的数量。从这个意义说来，上举《仪礼》贾疏“有地则有臣”，实际上又成为“有臣则有地”了。

综上所论中国古史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归纳认识如下：

第一，早期人身依附关系似与军伍直接有关；

第二，早期依附者是从无爵或低爵的自耕农转化而来；

第三，豪民是生产领域中的地主，是凭借政权出现的；乡官大抵都是豪民；

第四，早期的户籍制度只是为了“告奸”，后来演化为官府控制人丁的最基本的凭借，是抑制依附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五，古老的封君制度是以封土为前提，有分土，无分民，有地者皆曰君。秦汉以来，“有土斯有民”的观念逐渐与“有民斯有土”的现象同时存在，后者有时比前者更为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发展。

——摘自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