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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李诗”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 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五言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汉末的建安时代直到唐初，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以擅长五言诗为主。即使到唐宋以后，七言诗的地位显然提高，五言诗也并未衰歇。然而，五言诗这种体裁究竟兴起于何时？却是历来研究者聚讼纷纭的问题。 一般来说，这种诗体在西汉时代已在民歌中流行，如《汉书·五行志》所载成帝时民谣“邪径败良田”；《贡禹传》所载民谣“何以孝悌为”及《酷吏传》所载民谣“安所求子死”等，均系民歌。这说明最晚到西汉中期以后，这种诗体已经出现。但是这些民谣恐怕还不能算最早的五言诗。因为在《汉书·外戚传》中有一首李延年的《李夫人歌》也全属五言。此诗作者本是朝廷的乐官（协律都尉），既非著名文人，也不是一般百姓。他创作这首歌时，很可能采用了当时民歌的形式，所以说五言诗的形式，应该出现于汉武帝以前。事实上现存的史料中，确有一些更早的五言诗，如：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项羽本纪》中引项羽的宠姬虞美人《和项王歌》：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 又：《汉书·外戚传》引汉高祖姬成夫人所作《春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这两首诗中，前者是纯粹的五言，后者则首二句为三言。历来学者对前一首曾持怀疑态度，对后者则似乎并无异议。不过，人们对前一首的怀疑，主要就因为它是五言体，与项羽所作的《垓下歌》文体不同。这看法亦难视为定论。因为虞美人和戚夫人两人时代相去甚近，而戚夫人之作既无可疑，而其体又基本上属于五言，那就很难说虞美人之作出于伪托。何况《楚汉春秋》是汉初陆贾所作，其书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说明唐代尚存，更难说此诗必不可信。所以说五言民歌的兴起，恐怕最晚也得在汉初以前。 然而虞美人、戚夫人和李延年之诗，都属口头创作，古代的评论家们并不把他们当作文人看待。所以像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讲到五言诗时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钟嵘《诗品》序则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诗眇邈，人代难评，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唱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诵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好，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根据刘勰、钟嵘的话，似乎文人之作五言诗，始于汉代的李陵和班婕好。然而两人的意见不尽相同。刘勰对李、班之作，似在半信半疑之间。另外，他在《明诗》中又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在这里，又提到了现存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里，有枚乘的作品，枚乘生活于汉朝文、景时代，至武帝初便死去，比李陵又早了几十年。尽管刘勰对那些号称枚乘所作的古诗也是疑信参半，而在南朝，恐怕确有此说。所以稍后的徐陵，在编《玉台新咏》时，就把九首古诗归到枚乘名下（其中“兰若生春阳”一首，不在《古诗十九首》中）。此外，在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和徐陵编的《玉台新咏》中又出现了所谓苏武的作品。这不但是刘勰、钟嵘所没有提到的，而且根据钟嵘的话，还可以认为他不承认苏武诗的存在。不过钟嵘所信以为真的“李陵诗”，在他以前就早有人认为是伪作。如刘宋颜延之《庭诰》：“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颜延之的时代较刘勰、钟嵘为早。钟嵘和稍后的萧统、徐陵对颜延之、刘勰的文章，不应该不知道。但颜延之说“非尽陵制”，刘勰说“见疑于后代”，都非肯定的语气。所以萧统等人仍然题作“李陵诗”或“苏武诗”，恐怕也只是以疑传疑。此后在一段时期内的文人和学者，大抵信从《文选》、《玉台新咏》，以“苏李诗”为真。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曾怀疑所谓李陵《答苏武书》“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但并未怀疑李陵的诗。宋代的苏轼，却又对“苏李诗”的真伪提出疑问。他说： 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萧）统不悟。 苏轼提到所谓“苏武诗”中“俯观江汉流”一语，认定不是苏、李在长安赠别之作的口气，这很有见地。但说是齐、梁人伪作，却难以成立。因为颜延之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他已提到李陵诗：江淹在刘宋时作《诣建平王上书》，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语，用的是所谓李陵《与苏武书》中典故。可见不论“李陵诗”或《答苏武书》，在南朝宋时已流行，并非出于齐梁人之手。 苏轼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高，影响甚大。自从他对“苏李诗”提出怀疑之后，许多人就不断提出疑点。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又提到了“李陵诗”中有“独有盈觞酒”句，“盈”字乃汉惠帝之名，为西汉人所当讳，因此断言李诗是伪。后来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从洪说，又提到《古文苑》中枚乘《柳赋》有“盈玉缥之清酒”句：《玉台新咏》所载枚乘诗有“盈盈一水间”语，认为均非西汉人语。顾氏的话，比洪氏更进了一步，因为既然“苏李诗”有“盈”字非西汉人作，那么枚乘诗中也有“盈”字，当亦非西汉人作。这样一来，西汉文人的五言诗，都成了可疑之作。这种用避讳来考定真伪的说法，看来很有力，然而仔细推敲起来，也未必能成为定论。因为古代皇帝的名字，虽然按理应予避讳，但事实上总有不少例外。即以汉代而论，避文帝名“恒”字，改为“常”，因此把“恒山”叫“常山”；把“姮娥”改为“嫦娥”。但《淮南子》中提到“嫦娥”，偏偏作“姮娥”。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淮南子》一书是曾献给汉武帝看的。文帝是武帝的祖父，《淮南子》的作者也并不讳。再说洪氏和顾氏认为西汉人必须避惠帝的名讳，那么东汉人该不该避讳呢？如果说东汉人因为世代久远，对惠帝的名字可以不避讳的话，汉高祖是汉代的开国皇帝，对汉高祖的名字总得避讳，该不成问题的了。但曹操的《气出唱》中却有“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句。曹操虽有“魏武帝”的谥号，生前毕竟是汉朝的官员，又何以触犯刘邦之名？再说历代帝王及其祖先之名，总是要避讳的。如唐代因高祖的祖父名虎，所以唐人照例讳“虎”字，而唐诗中“虎”字却数见不鲜。所以仅据一个“盈”字就断定这些诗非西汉人作，恐怕尚嫌证据不足。另外，相传的“苏李诗”，究竟是苏武出使时李陵在长安送别还是苏武归汉时李陵在匈奴送别，历来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李陵降匈奴以后送苏武归汉，那就更没有避讳的必要了。 除了洪迈、顾炎武从避讳的角度论证“苏李诗”是伪作外，清代钱大昕又从文体的角度来判断“苏李诗”与“枚乘诗”为伪作。他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 观《汉书·李陵传》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则知河梁唱和，出于后人依托，不待“盈觞”之语触犯汉讳始决其作伪也。枚叔又在苏、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诗，其为臆说，毋庸置辨矣。 钱大昕的说法，主要从文体着眼，他举出了《汉书·李陵传》中李陵别苏武时的歌是楚歌而非五言，又认为枚乘诗不见《汉书》，这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此说恐亦难为定论。因为同一作者能作“楚歌体”的诗，并不一定就不能作五言诗。至于“枚乘诗”不见《汉书》，这只是“默证”。据此论定枚乘诗是伪，不免证据不足。因为历来文人的诗文，不载于史传的很多，不能都因此断为后人依托。 关于“苏李诗”的真伪问题，到近人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更是集诸说之大成。在梁启超看来，“苏李诗”应该是汉末建安时的产物，并且认为相传的李陵诗出现较早，苏武诗则稍晚，“但最迟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梁说较之前人稍为精密，他既没有纠缠于避讳问题，也不说是齐梁人伪托。只是认定这种诗体不能出现于西汉。现代的研究者，大抵都从此说。 平心论之，梁启超的看法，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上的，即：相传为西汉文人所作的五言诗，都不可信。但这个假设至少不能算定论。因为除了“苏李诗”外，还有相传的“枚乘诗”。《玉台新咏》中所录九首“枚乘诗”，有八首在《文选》中列入《古诗十九首》里。《古诗十九首》并非一个整体，不能因为其中有一首提到“游戏宛与洛”，就认为一定全出东汉。（即使出于东汉，也不定必是汉末。）这九首诗，从刘勰、钟嵘和萧统看来，似都不认为是枚乘作。然而我们现在所能证明那九首“枚乘诗”出于假托的证据，仅仅在“盈盈一水间”和“盈盈楼上女”两句，而仅凭一个“盈”字即断定非西汉人的说法并不能视作定论，已如上述。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认定“枚乘诗”和“苏李诗”是伪作的根据在于其诗体不似西汉；判定西汉不能产生这种诗体的前提又是相传的“枚乘诗”、“苏李诗”乃后人伪托。这种论证方法至少在逻辑方面是不够严密的。 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史料缺乏，对“苏李诗”的真伪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还很难得出肯定的判断，只能依据刘勰等人的成说，认为“苏李诗”在南朝已有人怀疑，文人之作五言诗，始于两汉——究竟始于西汉还是东汉，也难断言。至于确切的结论，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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