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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800余年前南宋初年的名刻佳椠；是200余年前乾隆帝案头的品鉴御览；是近百年前失散于故宫昭仁殿的珍藏；它在国家图书馆（下称国图）中虽仅存三卷却贵为一级文物，属海内外孤本举世罕见。它失散的卷60多年前于宝岛登岸，几代藏书人梦想着它能剑和珠还。
一本专著引出的失散国宝悬案
1994年，供职于国图的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择馆藏上千册宋版选善本之善，国宝之宝60种而著《宋版书叙录》（下称宋录）一书。仅存三卷的残本，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得以入选。李氏道：自《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出版以来，其经部春秋类所著录的此本，却仍有这三卷残书，且只有北京图书馆（国图前身）收藏。其余卷仍未见下落。不知是公藏秘而不报，是私藏秘不愿报，还是已横遭天灾人祸而久已不在人间！实难揣度。之所以三卷残书要长文介绍，固然是其版本珍贵。但亦希用此举引世人重视，使藏有此书的能公之于世，令其剑还珠合，影印行世。别使两者均为残圭断璧，永为憾事。至今李氏之疑已过十八年有余，失散的国宝你在哪里呢？面对李氏良苦用心和满怀期待，天壤间还能有令他所期待的奇迹吗？
失散国宝的版本价值与著录
《宋录》的著录是：《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南宋抚州公使库刻本；存三卷(一至二、十九)。李氏认为：该书是自《春秋经》、《左氏传》行世以来，第一次为经、传作注解的解经之作。其学术价值甚高，历代治《春秋》之学者，无一敢置杜注于不顾。该书宋代曾有几刻，此本是其中较重要的一刻。透过名人对此书的校勘，足使世人知是本之珍善。
晚清以来版本大家傅增湘，曾有《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跋》颇具见地的论述。跋称：“此宋刊《春秋经传集解》，为《天禄琳琅后编》著录之第二本。存第一第二，凡两卷。补刊各叶有‘癸丑刊’、‘壬戍刊’、‘癸酉刊’等字。原版刻工为黄珍、陈中、余定、郑才、周辛、余彦、周新、余安、邓成、阮升、陈辛、刘永、陈祥、张太、李高、俞先、李三。癸丑刻工为高安国、凡从、陈浩。癸酉刊工为詹奂、伯言、黎明、志海。壬戍刊工为王彦、祝士正、吴仲、思敬、余章、刘明。宋讳殷、让、玄、匡、胤、贞、吉、桓、构、慎皆为字不成。收藏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与《天禄后目》所载都和，为天禄琳琅旧物也。”
同为版本大家的李盛铎亦有跋文，考证了比较精确的年代：此本避讳至慎字止，自是乾道、淳熙间所刊。虽残17断壁，以当球图视之。此书的版式、行款为：宋抚州公使库刻本，为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
为寻其下落，多年来笔者几乎翻遍了国内外藏书机构的藏书目录，却仍无所获。最近偶得台北故宫博物院（下称台故宫）1968年元月编辑的《宋版书特展目录》（下称台宋录），看到这失散近百年的国宝古籍的身（书）影，它竟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该书记载：《春秋经传集解》；存二十七卷；宋淳熙间抚州公使库刊配补乾道江阴军学本暨明覆相台岳氏本；晋杜预注。是书卷三至十八（作者注：缺卷一卷二）、卷十八（原文如此）、卷二十（作者注：缺卷十九）至二十四等二十卷为淳熙间抚州公使库本。板框高二十一.四公分，宽十五.三公分。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十七字不等，小注夹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双栏，版心白口，双鱼尾（间作双横线）。中缝上记大小字数（偶记于版心下方），次标春秋几，余下偶载补刻年代，再下标页次，最下方署刻姓名。刻工依刻板先后可分为四期：原刻为潘宪、周昂、叶发、吴山、聂居、周辛、高安国等，壬戍补刊为官元、陈忻、陈英、余俊、阮于、陈祥等，癸丑重刊为李大亨、吴茂、余元、高安富、虞大全、黎有直等，癸酉刊为志海、高荣、于茂、伯言、占焕、惠文等。宋讳玄、弦、敬、殷、匡、恒、贞、徵、属、竖、让、琐、吉、瑗、完、构、慎诸字缺末笔。随后查到台故宫博物院收藏这部书的最全面数据资料，这记录它身份的“密码”可为鉴别版本提供依据。
分藏两岸的《春秋经传集解》版本对照
也许下面这段文字叙述读起来太过干枯和专业，但这是做出正确结论所必须的。现用一个较通俗的比喻，为确定两个人的血缘关系，必依亲子鉴定。我们也不妨认为是给书作版本的亲子鉴定，看其血缘关系。比较如下
1:书名、年代、刻书地点、刻书机构，《宋录》与《台宋录》著录一致，
2.版式：行款原则一致；
3.版框：《宋录》与《台宋录》著录相同；版心：《宋录》与《台宋录》著录简详不同。
4.补刻年代：《宋录》与《台宋录》著录一致。
5.刻工：多有相合的，证明两书为同一批刻工所为，即所刻为一书版。
6.避讳：下限都避到慎字，可确认为同年代所刻。
7.递藏、藏书印：《宋录》与《台宋录》同著录为“天禄琳琅”（故宫）旧藏，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六玺。
8.卷次契合度：《宋录》著录为存三卷(一至二、十九)。《台宋录》著录中独缺卷一、卷二、卷十九三卷。这恰为国图所藏的三卷，可谓天衣无缝。
结论：现国图所藏三卷和台故宫所藏二十七卷，毫无疑义是曾为清宫所藏的同一部宋版古籍。在失散近百年，分藏两岸60余载的今天，千古名椠得以血脉相续、珠合剑还、天遂人愿。
前日笔者携鉴定稿件和结论，专程赴京拜见国图专家李致忠先生，报告这一失落国宝的新发现，圆李老多年的心愿。李老只看一眼，当即抚掌相庆，好，寻找多年的国宝终于有下落了。你的文章尽快发表，题目就叫千年国宝失散记。
国宝百年颠沛流离风雨路
1.宋代的名椠佳作
此书的刊刻背景是，宋室南渡后，到宋淳熙时，政权已逐渐稳定。政府鼓励公使库、转运司、漕司等地方机构自行出版书籍并予定售价，以自营自销的方法，补贴经费不足的情况。此书正是来自公使库出资刊印的官方书籍。公使库是宋代地方官府中一个并不重要的机构，其设置主要是为了给来往官吏之差旅住行提供出差补助，其职能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及各部门办的招待所。公使库可以经营获利以补充接待经费，所以卖药、开当铺等手段无所不为，财力随之雄厚。公使库除接待也有出版印刷的任务，所以公使库下往往设立雕造所，刻印书籍除完成政府任务外，也经营谋利。公使库刻书是地方政府刻书中具有特色且精良的。抚州公使库在淳熙四年所刻印的《礼记注》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刻印的质量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本书与《礼记注》同时同地所刻，版式相同，质量也是不相上下。
按前述该书为宋淳熙间原刻，宋淳熙为1174-1190年。后来版片有些损坏，经绍熙四（癸丑）年，嘉泰二（壬戍）年，到嘉定六（癸酉）年（1212年）三次补刻，此书历经四个朝代，前后约20-30多年方善。可见，该刊刻投入的时间、金钱和人力之巨，知善本所成非一日之功。此举唯有官方有力能为，非一般坊刻所及。也正因如此经良工精刻，能进藏清宫入皇帝眼也理所当然。
2.国宝的入宫与流落
依台故宫所藏的第十七卷藏印，可知最早由清朝官吏杨灏收藏。杨灏，乾隆中官湖南布政使。生年不详，死于1757年，这在史书有载：因时以湖南仓谷济江南当籴补，灏发谷值百取一二，得金三千有奇。巡抚陈宏谋疏劾，谳实，坐斩。此官虽为官手脚不净，因罪获斩。但喜蓄古玩，精鉴赏。工书画、鼓琴，于艺事无所不精。也算是个大的古董书画玩家。为官一方财力雄厚又精鉴赏收藏，藏一套宋版名椠，不足为奇。此书何时由他流出难以确定，但死后的可能为大。官员获罪问斩后家被抄，古董珍玩充公上缴。乾隆喜欢藏书官员皆知，进献此书以讨好皇帝。幸运的人去书留下，入了皇宫。所以有了乾隆的五玺，一度上了乾隆的龙案。物与人同，一入皇宫便身价倍增，但这是福是祸呢？嘉庆皇帝登基后，对这部书也是青睐有加，钤上“天禄继鉴”玉印。然嘉庆二年，珍藏善本的故宫昭仁殿遭受火灾，图书损失殆尽，此书神奇的逃过一劫。太上皇的乾隆诏令重建昭仁殿，“天禄琳琅”重汇善本600余部，此书便位列其中。
此书何时被拆散流出宫中，由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可见端倪：癸亥岁得之东华门外冷肆。“癸亥”是1923年，宣统尚在宫中。因自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末代皇帝溥仪以1922年7月起，溥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偷运出宫。因为善本书与溥杰兄弟携带的课本大小相类，方便携带。傅增湘这一时期得自宫外，这不仅有时间的巧合，更有溥仪盗运事件的背景，被人盗出是肯定的，窃书者怕多拿被人发现，只抽走最上面一册（二卷）。
3.余残卷国宝由辗转迁移到漂洋过海
那么其他剩余的书命运如何呢？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此时书仍存在故宫中。李氏文有：民国十六年（1927），傅增湘领故宫图书馆，清点图书则全秩固在，惟缺这两卷一册及卷第九（盖为卷第十九）。以后便没有关于此书流出的著录，那何时出北京故宫而入台北故宫呢？这就是一段国宝南迁的长长故事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活动加剧。1933年初岁，民国政府为保障国家文物不因战火而遭受损失，将精要文物迁地储藏。决定将故宫国宝奇珍运往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史称“古物南迁”。故宫参与南迁的有各文物类别的行家，时在故宫图书馆任职的古籍图书专家梁廷炜带着儿子梁匡忠参与，从而有了父子从此骨肉分隔，国宝也由此失散两岸的悲离故事。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南运文物从神武门广场起运，此后伴随着19557箱精品文物离开北平南迁，“天禄琳琅”珍籍随往，其中就有这部书的残卷。在台北故宫关此书的记载有这样一条：原始箱号：艺59，就是说当时它被装在“艺”类的第59箱中。第一站到上海，三年后又分批转运到南京新建的朝天宫库房。1937年8月开始从南京撤运西迁，工作人员分三队先后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这部残卷的《春秋经传集解》，就随着这些精品文物，穿越遍地烽火，躲过日寇轰炸，克服艰难险阻，开始万里跋涉。途中人员、古物遭遇翻车翻船，惊险无数，却又总是死里逃生安然无恙。护送人员那志良曾回忆说：“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否则大家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都平安无事？”1946年1月文物东归，到1947年末，残卷国宝随无数国之瑰宝由重庆回到南京。
东归不是失散国宝团聚的开始，它注定还要漂流。1948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存放的部分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1949年元月，父亲梁廷炜作了第二批运台文物的押运人，也押走了这二十七卷的《春秋经义集解》。儿子梁匡忠则留在南京，继续保管文物。料不到父子这一分离，却是他们的最后离别。更难料的是，这一去也把失散国宝带到了海峡对面，至今在宝岛“潜伏了”60余年。一朝分散两岸，海天茫茫，梁氏一家只能隔海相望。分处两岸的国宝，也是这样默默的相守着。
4.在大陆的失散国宝由民间再次入宫
在傅增湘手中存的二卷，后又辗转归于周叔17所藏，周爱不释手，题跋曰此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从周氏手中转出，源于周氏经历的一段书缘佳话。原来在1947年春，周先生以十余年之功悉心收集的一书，最后终成全璧，十分动情。因以君子之心，将自己所藏此二卷及宋汀州刻本《群经音辨》二卷，送给故宫，想使故宫所藏亦成完书。为此他写跋记；“然去书之日心意惘然，”“但仍以书之‘重圆’为重，不以一己之私，而致明珠拱璧惟照耀秘笈耳!”今天能在国图看到这两卷国宝，更仰周叔17先生的道德境界。但他送书返故宫之时还不知道，他成全失散国宝团聚善举，竟是一厢情愿。此时的故宫已是宝物尽去库房空空，国宝精华早已装箱车载而去，这部《春秋经义集解》已是劳燕分飞很难璧合了。解放初有关部门的意见是，对故宫天禄琳琅旧藏，拨入北京图书馆。因此，国宝转入国图，才有了李致忠先生寻书的专文。
5.失散的国宝，你在他乡还好吗？
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开始存放在台中山村北沟的老房旧舍中，这失散的二十七卷宋版古籍，就在“存台箱号”为院59号的箱中（附录一）。日夜经受着台风和暴雨的考验，又是一十八年。直到1965年包括这部国宝在内的所有文物，都运到了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该院并无专藏古籍的部门，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文献处。故宫运台的三千箱图书文献和从美国要回的善本书，成了最重要的收藏。
据现有资料，1986年以来尽管该书在台的近30年最少四次露面展出，但还没有伯乐充当红娘，为它们和国图的三卷续上前世的血脉。令人嘘嘘，令人扼腕。
壬辰年神龙见首也见尾，国图的三卷恰似龙首，台故宫的为龙身和尾。期待海峡两岸龙的传人，续写国宝首尾合龙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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