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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无知有畏在哔哩哔哩专栏的原创文章，已经得到作者授权，有修改，禁止二次转载。 明朝末年，女真（满）成了其心腹大患，相比当时的蒙古骑兵，他们似乎更加英勇，《明神宗实录》记载“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可见网上所谓后金以步兵为主，纯属谬误，应该是错将攻城时候，步兵登城的史料错误解读为野战史料），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与西北虏，精锐居前，老弱居后者不同。” 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之战，也表现出了巨大的战斗力和一定的战术、装备优势，黄一农先生曾总结：明兵的披甲乃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则披纸甲， 其以柳条为之， 而后金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甚至马匹亦披甲（冲锋之用）。加上后金铁骑机动灵活，将萨尔浒的数路明军一一击破。所以，当时明军依靠的只能是火器为输出为主，依靠战车，步兵、骑兵、车兵相互配合的战术，即戚继光的所说的：“御冲以车，卫车以步，而车以步卒为用，步卒以车为强，骑为奇兵，随时指麾，无定形也”，如此布置，面对敌人骑兵时，火器可以持续发挥作用，依靠此战法，戚继光在北方对抗蒙古骑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满洲实录》中描绘后金攻克辽阳的情景 但是，此时明朝火器问题很大，具体如下： 一是火器缺乏，如浑河之役，戚继光之侄戚金的浙营，曾一度遏制了后金军的进攻，《明史》：“记载大清兵（其实当时应该称其后金）尽锐攻浙营，营中用火器，多杀伤。”但最后由于弹药用尽，最终被消灭（“火药尽，短兵接，遂大溃。”）。而相比其他明军，浙营火器已经算充足的，《明神宗实录》记载京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就是萨尔浒之战那年）火器枪炮原额屯七万九百九十二具，内查堪用者止四万六千余，近以辽左舍急，借发三千六百具，止存堪用者四万二千余具。”缺额率达40%； 二是火器粗制滥造，还是上文所提到的京营火器清查，“内库所胆铜铸火器如灭虏炮、佛郎机之类，略一试用便即炸碎”。对于明朝后期火器的质量，戚继光曾“吐槽”：“（火器）成造本拙，工尤粗恶，身短体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无定制，不堪击贼”； 三是士兵缺乏训练，还是以京营为例，“今京营将士教战之法，月凡三次操练。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过数日。通计一岁，不过数十日耳。”每次训练时间还短，“质明而入营，未午而归家。”这种军队打起仗来，不能正常操练火器算正常情况，每次遇敌“装放无法，不请远近么宜……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甚至还会伤到自己人，“（大将军）每遇试放，多炸破伤人者，放之无法也”； 第四就是明末后期火器整体技术实际上并不强于同时代的西方，徐光启评价：虏多明光重铠，而鸟铳之短小者未能洞贯，“快枪、夹靶、三眼枪之类”却射程短、浪费弹药。所以，明军火器难以应对后金骑兵的冲击。 三眼铳 我们都知道袁崇焕提出了“凭城用炮”的策略，取得了宁远等大捷，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此役立下大功的正是从葡萄牙购进的西洋火炮。由此可见，引入西方火器，甚至是采用西方练兵，可以说是救大明的一种策略，而明廷也的确是曾经向葡萄牙求助，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 从对抗到合作想要搞清这一问题，要先说到明朝和葡萄牙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可以说是“从对抗到合作”。 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连为一体，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目标，和中国接触比较早的就有葡萄牙人，他们也较早和中国人发生了冲突。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葡发生战争，结果是盘踞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除少数人逃回马六甲外，其余被明朝水师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的军队全歼。正德十七年（1522年），300个葡萄牙远征军在新会西草湾与明军发生遭遇，明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仍然大获全胜。然而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廷居然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葡萄牙由此攫取了澳门居住权。 但是，为什么明朝朝廷在有能力的条件下不曾引兵驱逐葡萄牙人呢？其实这是一种借助“夷力”以守海疆的策略。当时海盗猖獗，明廷想要以澳门的居住权来让葡萄牙人帮助围剿。在此事之前，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中葡组成联军进攻海盗林剪的老巢——双屿（浙江），终于彻底剿灭了这个海盗集团。这才有了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把澳门租给葡萄牙的举动。从此，中葡开始了一种特殊的同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粤东柘林兵变（士兵与海盗集团联合），叛军包围了广州，但中葡联军很快就将叛军镇压了下去。 明嘉靖年间的子母铳 明朝还针对西方殖民势力采取了“以夷（葡萄牙）制夷”的策略。对葡萄牙商船，明朝只收取其他西方国家三分之一的商税，以挑起殖民国家的矛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与葡萄牙发生战争，葡萄牙马上向明政府求援，广东地方政府立即派遣水师增援（实际没有真正参战）。 所以，当边疆出现危机的时候，引进葡萄牙火器与训练方式是个不错的选择，以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开明士大夫建议：“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李之藻和杨廷筠出资购置西洋炮，天启元年（1621年），4门西洋炮被运至北京。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他们又购置了英国沉船独角兽号的26门炮，并招募24名葡国“铳师”，但是这次引进西方战法的尝试，遭到了保守人士的反对，这批“铳师”最终以“水土不服”为由解散，即便如此，这批炮的一部分还是在后来的宁远之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满洲实录》中描绘宁远之战的情景 明朝第二次引进西方战法的尝试是在天启七年（1627）九月，原两广总督商周祚将2门红夷铜铳、8门铁铳运至北京。与此同时，皇帝还命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逢节从澳门征募20名“铳师”，但是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正面临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威胁，这次招募因此也失败了。 崇祯皇帝的尝试转年，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继位。崇祯皇帝重新启用袁崇焕、徐光启、孙承宗等人，开始了引进西方战法的新尝试。当时崇祯得知澳门的葡萄牙人从荷兰船上缴获了10门火炮，便命李逢节去购置这批火炮，同时命令他从澳门招募20名“铳师”。而当时葡萄牙商人在与广州的贸易过程中屡遭地方官员盘剥，加上荷兰人的威胁，葡萄牙人在澳门陷入了困境，甚至考虑放弃澳门。所以，崇祯皇帝的圣旨被澳葡官员视其为摆脱困境的良机，并打算派遣一位统领，让他兼任使节，与中国官方交涉，为葡方争取利益。 最终，统领一职由葡萄牙人公沙·的西劳担任。公沙带领的这支队伍薪俸十分不菲：1名统领年支银150两，另有伙食费每月15两；4名铳师每位年薪100两，另加伙食费每月10两；2名通事每位年薪80两，外加伙食费每月6两；13名傔伴年薪40两，另加伙食费每月3两。这支队伍的人数众说纷纭，最有可能的是，葡国人只有7人，剩下的是黑人、印度人等。 不过这支队伍算得上尽职尽责，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绕过关宁锦防线，发动入关征明战争，史称“己巳之变”。因冬天结冰，公沙等人舍舟登陆，昼夜兼程赶路，十一月二十三日，公沙等人到了涿州并赶制弹药，准备御敌。得知明朝当局有火器前来救援后，后金也不敢怠慢，当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北京，另一股朝涿州进发。为了将火炮运到北京，前阉党人冯铨自费招募一支3500人的步骑兵来护送西人西铳（或欲趁此机会重振仕途），可惜的是，这支队伍竟在途中一哄而散，公沙等人被迫退守涿州。葡文文献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后金曾得到过葡人的一门半蛇铳，但当后金得知这门炮是明军所携炮中最小者时，便因恐惧而撤退了。对于这个故事，我认为应该是虚构的。 明崇祯年间的红夷火炮 这支队伍和他们训练的炮手在当时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崇祯三年（1630）五月，明军在收复滦州一役中大获全胜，西炮即曾在攻城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光启门生孙元化称：“臣依西法制护炮器物，全付参将黄龙，授以用法，分以教师，卒用复滦。” 崇祯四年（1631）六月，赞画副总兵张焘督率公沙等部队，以西洋大炮在东江一带击败后金。事情的转折出现在这年八月，大凌河城被皇太极包围后，孙元化令原皮岛总兵毛文龙部下孔有德率领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当时天降大雪，而辽兵与山东兵向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又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导致其部队给养不足，孔有德部于是滋扰地方。事后，孔有德受同为原皮岛总兵毛文龙部下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发动了叛乱，史称“吴桥兵变”。 叛军很快就发展壮大，获得了大量的西洋大炮和西方训练的炮手。叛军攻取登州城时，公沙率领葡萄牙人英勇作战，公沙等13名葡兵阵亡。崇祯皇帝念这支队伍尽职尽责，谕旨厚葬公沙等捐躯之人，统领公沙被追赠为参将，其余死难将士也被追赠为游击、守备、把总等职位。可悲的是，杀死他们的凶手正是他们培养的炮手。 虎蹲炮 吴桥兵变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大量西洋炮和训练有素的炮手在孔有德的率领下投靠后金，这引起了后金巨大的重视。虽然汉人佟养性从天聪五年（1632年）正月起就已经开始督造红夷大炮，但数量有限且操作技术不精，这些火炮难以弥补后金攻城方面的不足。孔有德投降后，皇太极曾亲自出郊十里相迎，对孔有德施“抱见礼（满族一种郑重礼节）”。徐光启的训练成果最终被后金所得，此后后金（清）的火器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在后来的数次的战争中，装备了多于明军的火炮。 明朝朝廷后来还有几次引进西方战法的尝试，甚至有过招募300—400人的军队助战的想法，但由于保守人士的反对和明朝国力进一步的下降，都不了了之。崇祯十六年（1643年），两广总督为抵抗李自成的农民军，向澳门征一名炮手和一门大铁炮，另有三名澳门“铳师”应征至南京效力，这成了大明最后的一次征募。 但是，故事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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