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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劲吹 月初，东海岸起了一场风暴，然后是雪。我们到纽约时，雪已化了，但在街道上，在摩天大楼间，寒风仍在劲吹，刮得人脸上一阵阵生疼。我没想到纽约竟是这样的寒冷！ 因而我也注意到纽约的“一景”：在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们，许多人手中都握着一杯咖啡（它装在一个特制的带盖纸杯里，保温，也泼不出来）。很快，我们也学会了这一招，一天要到路边小店里买好几杯热咖啡带上，以这种方式来温暖自己。 这一次我们一家住在布鲁克林区一个艺术策展人的公寓里，年轻的女主人到瑞士出差去了，留下一叠熨过的浴巾和床单，等待我们的到来。小公寓处在一座砖木结构的老楼的二层，木头楼梯和家里的地板一使劲踩就会吱吱嘎嘎响，而且楼层似乎还有点倾斜，朝沙发上一坐，还真像坐船一样！ 真没想到这次来体验上了纽约艺术家的生活！我们的兴奋自不待言，因此一放下行李，就和带我们来的女诗人简妮佛一起下楼去，沿着坑坑洼洼的青石街道，在凛冽的寒风中，去逛破破烂烂而又充满魅力的布鲁克林了。胡敏说下一辈子，就在这里租一间小公寓吧。 回来的时候，这才认真看起了起居室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画面为纯黑色，只有一排隐约的老式电话线杆通向远方。也许，人们就是通过这个在一个黑漆漆的充满巨大寒意的宇宙里进行交流？ 诗人学院 傍晚，应邀去“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做朗诵录音。我早就听说过这个“美国诗人学院”，在人们的想象中，它可能是一个高贵、典雅的所在。去后我才知道，它处在曼哈顿百老汇街一座普通写字楼的六层。一进门，左侧是印有惠特曼和狄金森头像的T恤衫，右边是几十家美国诗刊的展示板。在这个多少显得有些凌乱的“诗人学院”里，到处都贴有诗歌招贴和诗人的照片。主墙最上面的黑白照片则是“现代诗歌教父”庞德的白发苍苍、目光锐利的肖像。在这些肖像中间，还有一张北岛的照片呢。 录音之前，自然要见诗人学院主任Tree Swenson女士。她五十来岁的样子，人很热情、亲切，一见面，就忙着到处找一些诗歌资料送我，并向我介绍诗人学院的情况。我谈到前一段曾访问狄金森故居，她则问我狄金森的诗是不是有点接近于中国古典诗歌？瞧，她就这样善于找不同诗歌与诗人之间的共同点！ 别看这个诗人学院只有那么六七间连成一片的办公室，但它却为诗歌和诗人办了那么多事！它创办于1934年，主办有《美国诗人》双月刊，它还主办有诗歌网站，设有诗歌音像档案馆。自1994年起，它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华伦士·斯蒂文斯奖，奖金高达10万美元，奖给对诗歌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诗人。此外，它还设有其他五、六种奖：每年奖给一位中年实力诗人的“学院奖学金”、奖给诗人第一本诗集的“惠特曼奖”以及诗歌翻译奖、大学生诗歌奖，等等。 最“壮观”的，是自1996年起，该诗人学院组织了一年一度的“全国诗歌月”（National Poetry Month），据说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参加了读诗、参观诗歌展览、听诗歌朗诵及从事创作实践等活动。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活动。这个“全国诗歌月”每年4月份进行，瞧，它就这样把艾略特的“四月是残酷的月份”变成了全国人民读诗的月份！ 说起来，美国还真是一个“怪怪的”国家，一方面它很商业化，另一方面它对诗歌有一种奇特的热情。前不久看电视，在新闻频道中居然有西点军校学生读诗的报道，在记者的现场采访中，一位耶鲁博士毕业的女教授说她给学生们教斯蒂文斯的诗，甚至还有中国杜甫的诗！她告诉她的那些穿军服的学生们（其中男生们大都剃着光头）：诗歌比武器更有力量！ 旧书店 今晚是《圆周》（Circumference）国际翻译诗刊创办三周年、出刊六期的纪念仪式和朗诵会。这份诗刊由女诗人简妮佛·柯洛诺薇（Jennifer Kronovet）等人与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翻译中心合办，由纽约艺术基金会资助。它在去年的一期上曾发表有我的《田园诗》，新的一期上即将发表我的诗片断系列《变暗的镜子》。 朗诵会就在美国诗人学院背后一条街的“Housing Works”老书店里进行。一些纽约的老书店很有名，比如Gotham Book Mart，那里曾是先锋派诗人和作家的聚集地，当年人们曾到那里偷偷地买从欧洲偷运来的在美国被禁的乔依斯的《尤利西斯》。这家书店的历史我不了解，但一进去，就感到这是一家很好的书店。它只有地面一层，但却有着带楼梯的半环形厢台，这使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老剧院。书店最里面是咖啡角和朗诵场所，朗诵台后面的书架上已摆上青翠的圣诞花环。看得出，这里经常举办朗诵和讲座活动。 趁朗诵会还没有开始，我到厢台上的诗歌专架迅速地浏览了一遍，这里的诗歌旧书真是又多又便宜：两美元一本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心灵》、四美元一本弗罗斯特传，我所喜欢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选只有六美元（很“可惜”，这本诗选前几天我已在哈佛大学旁边的诗歌书店以高出三倍的原价买了）。我翻看着，心里一阵阵狂喜！以后如到纽约，我有个“去处”了。 朗诵会即将开始，我到门口抽支烟，这时一位穿长呢子外套的中年女士边抽烟边在严寒中匆匆赶来，一到门口就问我朗诵会是否开始了，我说还没有，“那好”，她对我一笑，喘了口气，站在门口把最后一口烟抽完。她那兴奋的神情、匆匆赶来的身影，还有屋外笼罩的严寒，不知怎么的，让我想到了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想到了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 我想，仅仅为这样一位听众读诗，也就够了。 来自“山鹰之国”的诗人 朗诵会来了四、五十个听众。听众虽然不多，但是氛围却很好。简妮佛致词并介绍朗诵诗人后，我被安排第一个朗诵，第二位是一位法国诗歌女翻译家，第三位是一位阿尔巴利亚诗人。 阿尔巴利亚，这大概是文革期间中国人最常提到的一个国家了，“欧洲的最后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嘛。而诗人Moikom Zeqo就生活在这盏明灯下的黑暗里。在1973年，他的作品遭到批判，被指责为“隐晦、受现代主义影响、危险、异国情调”，他本人从他担任编辑的文学杂志《光明》，被送到农村改造。1985年，霍查下台后，阿尔巴利亚开始发生变化。1991年，诗人曾被起任为文化部长，但在后来的政局跌荡中，这给他招来了不少麻烦。1995年，他和他的考古学家的妻子一同到美国生活了两三年。回到地拉那后，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现在，他又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诗人了。他的英译诗集近期刚刚由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 Zeqo有着一头灰白的卷曲头发，目光锐利有神，穿着也十分有“派”，而且由他的漂亮的小女儿陪着。朗诵会前，我和他没有来得及认识。在我朗诵完回到我的位置后，他从我的右侧隔着座位远远地向我伸出了手来——两位来自曾是所谓“战友般的国家”的诗人就这样握手了！ Zeqo朗诵时，我特别注意听。他的“山鹰之国”的语言我当然不懂，但我的手中有他的诗的英译。他的诗，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简单，但却让人感到亲切。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首《眼睛的颂扬》（1973年）： 每一个露珠是我小小的眼睛。 这里，山坡和树木以百万的眼睛看着你 当你从远方的那片海和地平线上来到。 只有死亡没有眼睛。 死亡没有眼睛，因为它已无所不在！不过，我所欣赏的是，在艺术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纠缠中，我眼前的这位诗人仍保持着他的诗人气质和自由人格。朗诵会后，我们热情地攀谈起来，我的大学同学胡晓晖则忙着在一边拍照。晓晖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现在是一家中文报纸的主任编辑，他边忙乎边兴奋地说“啊啊，好久好久没有听诗了！” 奥顿 其实，对我来说，纽约一直是和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诗人奥顿。这不仅因为他从英国移居美国后主要生活在纽约，更因为他的一首诗《1939年9月1日》。1939年9月1日是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诗人坐在 “第五十二街一家下等酒吧”里写下了这首名诗。 因此，这次到纽约，我不仅多次到52街一带驻步、漫游，还特意到诗人居住多年的曼哈顿“东村”一带寻访。其实，不一定能找到什么，喧嚣的纽约已淹没了一切（诗人曾在那里寄居多年的Mark’s Place旅馆，现在整个楼房已被罩了起来，将被改造成一个商业性画廊），也许，我所沉迷的是这种寻访本身？ 我想是的。正是处在纽约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他们大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和节前购物的人们，一个人才直接地感受到时代生活本身。在这里，一个诗人也不能不思考他与时代的关系。“死亡那不堪形容的气味／冒犯了这个九月的夜晚”，这是《1939年9月1日》开头部分的一句诗，当诗人在纽约街头嘈杂的酒吧间坐下，他无法排解德国大举进犯波兰给他带来的忧患，他感到在纽约和地球上到处传送着“愤怒和恐惧的电波”。那么，今天呢？ 今天，无论时代如何，我们似乎都已无法从总体上来把握它了。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也只是面对他的内心。而这，同样困难。几天前我在东海岸的康州学院朗诵完后，在一酒吧里，一位当地的老艺术家走近我，说我的《变暗的镜子》有一句诗是怎样地触动了他，说着，他给我看他当时在小本子上记下来的英译，这句诗是：“活到今天，要去信仰是困难的，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 也许，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处境”。正是出自这种体验，我理解了奥顿为什么会在《1939年9月1日》的最后说他“愿献出肯定的火”。如果对时代和人类的文明没有深深的忧患，如果不深入到精神内部的那些艰难命题中，一个诗人就不会如此祈愿！ 但这次在纽约的寒风中，我更多想起并受到撼动的，是《1939年9月1日》中的这样一句诗“我们必须相爱并且死”。这句诗的初稿为“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但在多少年后，它被改为“我们必须相爱并且死”。这就是说，当初诗人还以为他可以选择，而到了后来，他明白他已别无选择——知天命的诗人，已听到一种更高意志的召唤。 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天路历程”。它让我颤栗，让我无言。我只能带着这样一种内在的撼动，带着满脸的生痛，在风雪来袭的纽约的变暗的高楼间，进入一片启示的天地。 我明白了，纽约的寒风劲吹，是为了让奥顿再次来到我们中间。 2007，12，于纽约州柯盖特大学 【来源：作者惠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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