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虎本人的性格可用达观来形容，该做事做事，该睡觉睡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有时候他的朋友碰上事，管虎就说多大点事啊，其实他心里也知道，对当事人来说是挺难的，但是态度上还是要达观一点。要不然怎么办呢？ 尤其是电影这个行业，每天都会经历各种过不去的事，他把自己的这种性格也带到了电影制作中，“我认为默默地拍我想要的电影，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一点都不难，很舒服，根本感觉不到坚持。我只不过做了一件事：我不喜欢，我可以不做。”比如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便有这样的态度。 《电影》杂志：准备采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故事，戴立忍某次兴高采烈地跟您说，他有钱了，有钱搭景拍片了。结果景其实就是几个集装箱子在那里摆来摆去。 管虎：我说这事儿是觉得台湾电影人条件比我们艰苦多了，但是他们从业的态度，吃苦的精神比我们强太多，我们还在这里抱怨。还有他们互相帮忙。因为台湾电影太弱，他们从心底里都希望台湾电影好一点，今天我给你做监制，明天我给你做演员。 我针对的是大陆的电影圈子各立山头，面和心不合，还有竞争感，没有真的攒起来干一件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华语电影，得留存台湾电影一支。重视人、重视人文的情怀，我觉得特别好，受咱们玩了命从人兜里掏钱的影响还小，还挺羡慕人家的。 《电影》杂志：可以说国内现在其实是很大很有优势的一个市场。 管虎：连好莱坞都跑来中国要饭吃，这根本不用说。我倒是觉得最大的劣势也在这里，这其中的电影产量比重有多少是我们自己从业人员的？有多少是依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能立住的？这就要跟韩国比，韩国市场并不大，但90%都是韩国电影。人家也开放，从来不限制，连“保护月”都没有，但韩国民众团结，电影观众成熟，制作成熟。 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实现不了的。现在唯一可能实现的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我们不能不自信，大家都跟着做《画皮2》就死定了。坚持下去，阵痛肯定会有。我估计也就今年明年，当好莱坞电影成为常态，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了，观众也不会大呼小叫地去看，也要选择了。  《电影》杂志：从制作者角度而言，您觉得中国电影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或者换种积极的说法，最需要的是什么？ 管虎：基本上什么都缺吧，没有不缺的。我是觉得最最缺的是从国家体制到观众态度玩命鼓励中小成本，千万别把中国电影盲目地拱向泡沫的局面，一年几百亿的票房，这不是中国电影。咱还是举例《画皮2》，我就觉得它不是中国电影。 《边境风云》是，有人关注它么？我觉得各方面都应该有个态度。好莱坞大片既然是大制作，就得是高票价，这是必须的。同时，《边境风云》40、30元这是正常的。要给它这个区间，鼓励中小成本。多关注往自己文化、自己叙事、自己人心里走的电影。现在所有人都图一个好看，我真不觉得那就叫好看，都从了，我觉得这点比较可怕。其实在一个慢慢培养，但是不是真的有人有勇气冒着损失培养？ 《电影》杂志：《斗牛》算是比较早地开始这么做的电影了。 管虎：我最近也在看，很多有才华的电影和导演受关注很差，拍完一部戏再做下一部的时候都很难，靠个人能力特别艰难。因为我是这样过来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一蹶不振了。但凡受到一点关注、鼓励，他都有可能走向下一步。这个我觉得得去号召，你没办法就这么忍着等着。 《电影》杂志：以前的采访中说您在拍完《西施眼》之后失去了拍电影的机会，是这样么？ 管虎：拍电影的机会我从来就没缺少过。那几年的电影市场变成了卖拷贝了，不是经济体制的还是计划体制。很多次都证明，电影拍出来就扔在水里没声了，不是走正规的发行上映这个路子。无数的煤黑子，海南的房地产商都找过我。 到《西施眼》的时候是因为太喜欢。从拍之初我就知道，没市场，拍完了也没用，但我还得试一下。我心里隐隐约约有种感觉，等，会走上一个平台。我看到法国人排队买票，就想等中国有这样一天，我先积累手段积累经验，好好磨练做准备。 因为毕竟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脑子里想的是电影是崇高的，至高无上的。这是真话，但是一直朦胧地等待，等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这事成为一个生产流程，不得不随着波浪向前滚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手练坏了，或者说为了挣钱乐在其中了，这就坏了。最开始的吸引力不存在，变成干活挣钱的状态就不行了。  《电影》杂志：您曾经说电视剧有一点功用就是社会影响，那您觉得电影的功用在哪里？ 管虎：我觉得现在电视剧都没有功用了，完全是不要脸地拍完了。电视剧成功很简单，就是收视率，但是这个收视率跟脑残率差不多。一定你别说事儿了，我都屈服了，要不然就别做了，要做就别琢磨跟人讲点什么道理或者说是有点什么影响。我现在完全把注意力转向电影。毕竟时间不多，好不容易赶上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对谁来说都是挺幸福的一个事儿。 《电影》杂志：据说您在片场是一挺专制的导演，都得听您的？ 管虎：现场没有什么专制，必须得有人说了算，有反对意见没关系，我告诉你你不对。为什么不对？一二三四说清楚。一定得听我的，这是没有商量的。没听说一个电影是一堆人共同讨论好了的。对我来说就算是错了，坚持到底都是对的。我从20多岁就跟陈道明合作，依然如此。要不然要导演干嘛？ 《电影》杂志：黄渤是您带进电影圈的，又前后合作了8部戏，您怎么评价黄渤？ 管虎：其实我特别不同意黄渤是个喜剧演员，都是别人冠名的。我特别了解他，黄渤从根儿上没一点喜剧，他跟喜剧就没关系，只不过碰巧演了几个戏。黄渤是个内心特深邃的人，他是一个大悲情人物，那才是他真的呢，你们看的都是假的。他作为演员最好的素质都没展现出来，假如有一天愿意，他是个很好的悲剧演员。 对于新戏《厨子，戏子，痞子》，他没有延续《斗牛》带来的好口碑，也放弃了《杀生》里“更进一步”的念头，“这个戏跟前两个戏是割裂开的，其实是我想的，不能再这样拍下去了，树立这品牌干嘛啊，我不觉得是好事。” 他不愿意被归类，所以他的每部电影几乎都不太一样。“这事儿你要说我不擅长没关系，但你得允许我尝试。就像你说的我电影中的隐喻似的，看不懂没关系，但不能不让我从最开始设计。”或许未来有那么一天，电影对他真的只有一种形态了，但那也不是现在。 《电影》杂志：您觉得自己拍的是类型片么？ 管虎：类型是别人说的，从学校学的，欧美电影市场成功了，说这叫类型。凭什么他说的就对的啊？严格按照他说的拍，在中国成不了。 中国老百姓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口味不同，你得去尝试什么叫类型片。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在尝试类型片，所有的经验和教育只能参考而不是盲从。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算什么，至于它像什么，你说它“四不像”都成，这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期望从开始就努力去做一个什么类型。 《电影》杂志：那会不会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电影一出来，观众就说，这是管虎拍的。 管虎：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好事，但可能没本事做到。即便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依然认为也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首先我认为从事这件事，没有太违背自己，有我自己的喜好在里面，不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就够了。 你得允许我尝试，比如说你认为《杀生》是我的一种品质，我突然弄别的去了，你就说这怎么变了？不一定，它是我骨子里的另一面，只是换了不同的方式方法风格。也可能这个成那个败，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是这个。  《电影》杂志：电影学院毕业，但现在看来电影风格其实挺先锋实验，跟 “学院派”的出身不是挺矛盾一事么？ 管虎：也没有吧，我们特别巧，入校的时候正赶上苏联体制，就是大师体制，还有美国和欧洲的新电影形态。前一个是延续的，后面的是新来的。我们进来的时候正好在一块。简单说，就是怂恿了你内心的一种躁动，在电影上实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不是因循。 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旧有的东西打倒，新的东西也没建立，全是涉猎，涉猎之后就变成茫然，自己主观的东西少，就去探索。那个不值得骄傲，当时唯一的好处是培养了一种秉性，不因循的秉性。这种勇气就是在上学期间培养的，我觉得是给我最好的一个东西。 《电影》杂志：之前曾说，这部新片会是一部更轻松的电影，轻松在哪里？没有《杀生》的寓言式表达了么？ 管虎：讲故事，不是喜欢这个么，就玩这个。常规叙事，好看好玩，我也有喜好在里面。《斗牛》和《杀生》基本上延续了一个品质走，关注人、关注命运。这个戏跟前两个戏是割裂开的，其实是我想的，不能再这样拍下去了，树立这品牌干嘛啊？我不觉得是好事。 电视剧我做了8年，好多收视率都特别高，为什么？它给了我什么经验？就像二人转，你必须第一时间有喝彩，不然就麻烦了。这么多年经验对观众心理的摸索，就是可看性、好玩儿，这在《杀生》和《斗牛》里是没有的，我要试一次，用电影的形式。 我要走特殊品质的商业电影，是我的品质。纯粹没有深刻命题，不去做命运、内心，是个浅层次的东西。但这是不是就是要变了？也不是，我尝试。回头根上我还得回到最想表达、类似《杀生》《斗牛》这种电影上，早晚得回来。 《电影》杂志：新片是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套拍的？包括以前说《斗牛》是跟《沂蒙》套拍的？ 管虎：没有，其实没有一个戏是可能套拍的。一定是这个戏拍完了，演员全在，服化道全在，有意去这样操作，实际上就没有套拍这回事。  《电影》杂志：《斗牛》的影像很朴实，《杀生》就华丽了很多，这次的新片从预告片看又是另外一种风格。这倒是挺符合之前说的不断尝试。 管虎：《斗牛》是一种刚烈，比较阳气，男人的一种风干物燥的沧桑感。《杀生》是有点阴阴郁郁的，险峻的西南的女性色彩在里面。这次（指《厨子、戏子、痞子》）的舞台感特别强，不可能用华丽或是朴素去形容。这种舞台感是这部电影想要的，成心造就的。 如果每次都让我做《斗牛》那样的电影，对我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绝对接受不了。不能说简单朴素是唯一的电影形态，而且我觉得现在还不成熟，应该是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状态。真到有一天成熟了，非做不可的时候，可能就像你说的，电影于我只有一种了。其实骨子最深处，每个人都有一种最想做的电影。只是我目前心态没有那么沉静，不满足于只做一种，年龄也不到，那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把我想要的尽量多的做一些尝试。 《电影》杂志：在《厨子，戏子，痞子》的媒体见面会上说，这是第一次独立制片的形式制作的电影？ 管虎：可以这么说，这个戏的构成不严格符合好莱坞独立制片的方式。但至少做到一点，没有一个大老板颐指气使。所有投资者共同占有股份，坐一圆桌，平等讨论。老板、雇佣，没这种事。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这种尝试是成功的，尤其是对我这种个性的人，我特别抗拒操纵我的人。我认为这种方式于影片本身、于市场、于创作者都是特别好的尝试。当然不可能推广，不可能对每个创作者都合适，但它是一种方式。 《电影》杂志：三位主演都是“零片酬”入股来换取话语权？ 管虎：对，其实就跟手工作坊似的，大家凑在一起做个事儿。也不到不拿片酬的程度，我们会把资金降到最低，期望值放到最高。如果期望值没有达到也没事，因为没有损失。 《电影》杂志：《虎烈拉》为什么改成了现在的《厨子、戏子、痞子》？从字面讲更陌生化，念出来也更上口，不失为一个好名字。 管虎：“虎烈拉”是我想的，从音译过来就是“霍乱”的意思，非常有劲儿。但是很多人听不懂，这次毕竟是商业操作，遵从市场规律改，当时还做了个调查问卷。我只能尊重市场，因为做的是这样一件事。如果做的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用征求你意见。我觉得就是做什么吆喝什么。 《电影》杂志：新片什么时候上映？ 管虎：定的是明年初，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美国电影什么时候上也不知道，所以得看，有点望风使舵。 《电影》杂志：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管虎：精剪，声音还没做，画面快弄好了。 《电影》杂志：这次还会剪很多不同的版本出来么？像上次一样？ 管虎：没有，都是他们宣传的，上次也没有剪不同版。上回就是长，一点点往回缩，删了好多戏，特可惜。版本我从来都一个，但是上次《杀生》的确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程度，迅速出炉。因为商业、市场的需要。我还没弄好呢，剪辑声音都没弄好。特别可惜。 我发誓，再也不这样了，绝别想让我没弄好就出笼。当时就是心软。我们录音师说得对，咱费尽辛苦地打半天木头，装了一挺好看的桌子，就差最后刷漆，你给弄出去卖了。我觉得挺对不起电影的。我当时就是犹豫了，觉得商业第一，必须得赶那个时间上，中间耽误的时间也是我耽误的，现在就吸取经验教训吧。 《电影》杂志：可以做个导演剪辑版啊。 管虎：我知道，但是我就没这么想，就是很难再回头了。人家让我改编《黑洞》做成电影，或者是《上车，走吧》拍成电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想做。人家还保证，一拍就火。我说我谢谢您，绝不再拍了。 《电影》杂志：谢谢导演抽出一个多小时剪片子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管虎：没事，正好咱俩聊会天，你们这不也是为了我宣传么，对这个戏也有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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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老骆驼4753 > 《影体娱星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