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遥国际电影展第一场大师班就是《为了电影的每一秒》，张艺谋导演从恢复高考后，自己拼了命考进电影学院回忆起，到《红高粱》《代号美洲豹》《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直到开启中国大片时代的《英雄》，一部一个脚印儿，台上的他没半点“大师”的庙堂气，反而以“我们这代人”的质朴劲儿，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令人兴味盎然，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四十几把唢呐齐吹！ 我觉得处女作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处女作受他（导演）所处时代的影响。 我们那个时代，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关心文化，进行民族、历史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那时候产生大量文学作品，美术、诗歌，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势必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呈现了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思考，因为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处女作跟导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我自己的性格是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总希望有创新，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有时候创新就体现在不顾一切的勇气中，创新很难，尤其今天创新更难了，什么都被人做过了。 所以处女作嘛，我觉得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色彩、画面，包括音乐。赵季平最早吹的是一把唢呐，我觉得不过瘾，我说，季平，你是不是把那几十把唢呐搞到一块儿去，他说那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咱就要吵。最后四十几把唢呐齐吹。《红高粱》很刺耳的呐喊，就是要吓你一跳。所以很大程度上，你个人的性格，在那个时代碰到一起，处女作就呈现出来一种本质的东西。 全世界的导演，你看他的处女作都呈现一种独特感，我很在意处女作，我看到里面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就好像是那个人一辈子不会改变的样子。 三十年前拍商业大片！ 拍完《红高粱》，顾长卫的一个朋友要投资我们的下一部电影，张罗了一堆，想拍王朔《我是你爸爸》那一类作品，就是跟《红高粱》不一样，但剧本不成型，我想放弃。顾长卫说，不能放弃，筹备都花了三十多万，当年是很大一笔钱，必须再给人家拍一个。 这样我们一个朋友的剧本拿给我看，劫机的，还有台湾的背景，商业电影。其实谈不上商业不商业，没有什么概念，就感兴趣，就拍了，钱也花得不多，一百多万吧。 今天看起来，《代号美洲豹》就是商业电影，是一个新的尝试，搁到今天可能还挺成功。我们那个时代，大家要思考，要深刻，没有人讲娱乐，娱乐这个词都没有。所以电影拍出来，评论界一片骂，觉得是个商业电影，没有思想，导演怎么拍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没面子，觉得拍砸了。所以后来多少年都不提这个事，感觉走了麦城。 现在想起来，那个电影挺好的。葛优、巩俐主演，还有于荣光很复杂的动作戏，牵扯到台湾的背景，因为飞机是台湾飞过来的。 我当时印象很深，我们需要一些台湾街景，又去不了台湾，怎么办？我托朋友帮忙弄一点台湾的照片做背景。然后有一天有人跟我说，张导，你知道吗，我听说现在全台湾的记者都在帮你拍照片，所以后来我们用了很多台湾街头的照片做背景，也用了快速剪接，手持摄影机的方式，照片、字幕的配合，现在看起来其实很时髦。 让苏童颇有微辞！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小说写得很好，发生在南方大宅院的故事。本来是要在南方拍，我在山西拍过《老井》，对山西比较熟悉，看了乔家大院以后很震撼，这个院太好了，不拍可惜。我要不拍，后头肯定别人就拍了，就把故事改到这来。那真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死活就改过来了。后来听说苏童对我颇有微辞，南方作家的南方味道，被改成了乔家大院。 那时候就是被美吸引，山西的古建很有特点，民居很有特点，被吸引了来。当时的乔家大院没太多游客，我们达成协议，不封，在哪个院拍把哪个院稍微关一下，偶尔还会把游客带过来，看我们拍电影。 但是当你真要开始拍的时候会想，拍成什么样。我就在院里转，乔家大院上面有一层像平台一样，全部是通的，好像当时是为了看家护院。有一天我坐在二层往下看，想怎么拍，画面怎样构成。突然看到那种方方正正的透视线，特别严谨。“没有规矩哪来方圆”这八个字就浮现出来。那我们就拍这个规矩吧，就把这个故事彻底改了。 规矩就要有情节，点灯封灯，每天晚上仪式化的转、循环等等。那时候胆子也大，把这个故事全部改成用氛围和仪式感的象征、隐喻的视觉造型风格。摄影师是我的同班同学赵非，我跟赵非说，摄影机搁这儿别动，看过《最后的晚餐》吗？永远有透视线，咱们就这么方方正正拍透视线。就这样一直用一种极端的风格去拍。 侯孝贤是我们的监制，他来这里看我拍电影，说院里怎么没人？在哪儿吃饭，打水？卫生谁打扫？没有生活场景。因为我们设计很简单，一个太太带一个丫鬟，一个大院空荡荡，没人了。后来侯孝贤跟我说，他不会这么拍这个电影。 那时候跟我说我也听不进去，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造型风格，让它成为故事的承载，一种仪式感，完全绘画的方式去拍一个隐喻和象征的一种故事，一种氛围。今天看起来它有点像《红高粱》的反面，如果《红高粱》是自由、狂野、不拘一格的天性，这就是规矩、压抑和对一成不变的挣扎，很不同。 今天我也许不一定拍这么极端的作品，虽然说每一部电影都要寻找突破，创新，但其实人有了阅历，顾虑总是比较多，或者你自己知道过于极端，会刻意避免。那时候还是很极端，抓到一个东西就极致地做，不顾一切的追求体现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上，呈现出一种大胆和勇气，很可贵。
刘恒的剧本白写了！ 秋菊的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请刘恒做编剧。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故事的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很好。 不是人家剧本写得不好，是我这个电影没特点，没有创新。有一天，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我们几个主创在一个小宾馆，突然扯扯扯，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很兴奋。当时刘恒也在。 我马上给投资方打电话，问可以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马上换。大家整理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的味道，开始有各种想法，怎么样偷拍什么的，想了好多。兴奋地说到差不多中午一点左右，准备吃饭了，我印象很深，一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站起来说，“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
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风格，后来刘恒的剧本没有用，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去偷拍。 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要早得多。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差不多半夜四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孔拿黑布挡着，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中国城乡结合部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挂在那儿，半夜挂。 这些是在外边环境的偷拍，村里怎么办？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怀孕。但村民都没见过摄影机，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拍，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熟悉。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说效果怎么样？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说现在没人看镜头了，说连狗都不理了。 偷拍的时候，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要钻一天。我只能在汽车上跟他们用对讲机联系，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回来看样片，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剧组看样片是多神圣的事，全剧组都来，盼星星盼月亮，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人全走了，没一个人看，就是摄影师放，我看，俩人看一夜。
为什么？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都是专业电影人员，不敢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全组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可以归纳到纪实纪录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当然那时候也不像今天法治严格，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电影是商品，你拍了，发行，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了她一个大概两三秒钟的近景，她说对她里造成很大心理伤害。那时候正上班时间，不知道怎么，她出去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法治社会。那时候偷拍很开心的。
给100匹马焗黑油！ 今天看起来《英雄》好像是按部就班地到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变化，那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一直喜欢武侠小说，男的嘛，都幻想当英雄，武艺高强，仗剑走天涯。就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自己编，也看了古龙、金庸。后来觉得港台都拍了那么多，自己编就拿了荆轲刺秦王这样一个传统典故编故事。编得差不多，剧本成型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横空出世，我们都很沮丧，咱还拍吗？再拍怎么都是跟风，多没面子，我就想放弃了。 我们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眼光，他跟我说，导演，拍啊。我说这个没意思，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因为他发行的《卧虎藏龙》，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好卖。 其实严格意义上《英雄》是按文艺片准备，像《罗生门》的四段式、五段式结构，讨论一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该不该杀，天下是什么，又悬又大的主题，完全是文艺片的方向。
江老板很有商业眼光，他觉得机不可失，市场好，国外都愿意买。就说你要不要梁朝伟？要不要张曼玉？最后问我，你要不要李连杰？我说这可能吗？这么大的咖。没问题呀！拍摄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配角，我印象很深，江老板问，你要不要甄子丹？后来我看媒体评论说，这个阵容恐怕史无前例。 我说可以拍一个这样的场面吗？可以，我说可能有15匹马到20匹马差不多了，（江老板说）太少了，80匹吧，100匹吧，就这样一步一步，一开始就是极致。 秦尚黑，可那80匹马，100匹马各种颜色都有。花钱，给马给焗油，真是，《英雄》所有的马都是焗出来的，请了好几家理发店，理发店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从来没给马焗过油。刚焗出来，马师骑出来，黝黑黝黑的，漂亮。但是很遗憾，到开拍的时候都褪色了，焗早了。 当时就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大制作，这么多大演员，也是按自己的风格去拍。包括动作也尽量设计与中国文化相关，像诗词一样去拍风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树叶，一个箭的高速等等，拍了很多这样有美感的东西，就是按自己的爱好和理解去拍。 也没料到，真没料到，上映之后居然成为一个大话题，占了中国当年全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是不得了的，一年票房八亿多，我们两亿五。要用今天的票房成绩来看，那都是一百多亿的单片票房，不得了的。 席卷而来的就是批评，批得体无完肤，我自己觉得也有点很沮丧，那时候对票房没概念，卖那么好，跟我有啥关系，我不觉得票房高就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在意大家的评论，首都文艺界我们俗话说叫“首文”，我很在意“首文”的评价，结果人家都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很沮丧。像今天出这么高票房，我肯定睡觉都会笑起来，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票房论成败，这是一个阶段，我们都说好电影不会以票房论成败，但在大众那里还是票房高就好。所以《英雄》其实也是无心插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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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老骆驼4753 > 《影体娱星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