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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卫八处士》是杜甫诗中的经典名篇，但其写作的确切时日已经难以查考。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曾引清初朱鹤龄的注指出：诗中提到的“卫八处士”可能是当时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内）著名隐士卫大经的一位族人。杜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靠近潼关、蒲州等地）任参军时，曾去拜访过这位处士，因此朱鹤龄推断这首诗是乾元二年（759）杜甫在华州时所作。也有学者认为这首诗应该是乾元二年春天杜甫探访洛阳陆浑故里后西返华州途中所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说法，这里都无须赘述了。总的说来，以上各种说法都没有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而从诗歌本身也找不到确切系年的证据，不过，认为这首诗作于乾元二年春天杜甫在华州任上的说法应该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杜甫在乾元元年（758）六月因为房琯事件牵累被贬为华州参军，这一年冬天他从华州回洛阳故里探访；至乾元二年（759）春天他从洛阳返回华州，七月即因“关辅饥馑”而辞官西去，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华州这一带。而《赠卫八处士》这首诗里描写的乃是春天的风物，这个春天只可能是乾元二年（759）的春天，应该正是这个春天杜甫在返回华州的途中或回到华州以后（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拜访了住在离华州不远处的蒲州一带的这位叫做“卫八”的朋友，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感人至深的名作。 在知道了这首诗写作的大致时间与地点之后，我们便可以大体得知其写作的具体背景了。而了解其具体背景，对我们更深入地体会这首诗的情感意蕴也是大有必要的。在杜甫写作这首诗的时日，几乎将大唐王朝推向毁灭边缘的历史浩劫“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作为唐王朝核心统治地域的洛阳至长安这一带地区也正是安、史叛军与唐军反复激烈交战的地带，在杜甫被贬华州的前一年（至德二载，757），长安、洛阳才相继被朝廷收复，叛军退至洛阳西北部的邺城（今河南安阳）。758年，唐军全力围攻邺城，取得多次胜利，但至759年三月以后，唐军却因吃了一次大败仗，致使形势急转直下。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杜甫正奔波在从洛阳西返华州的路途上。一路上，他亲眼目睹了经过战争蹂躏之后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人民生离死别的一幕幕悲惨活剧，连续写出了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哀悯民生疾苦、具备重要“诗史”意义的经典诗作，也写出了《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等抒发个人乱离悲苦感受的优秀之作。《赠卫八处士》这首诗的写作自然应该与这些诗歌的写作相先后或相交错，因而也与这些诗歌具备着共同的时代大背景了。 跟“三吏”、“三别”这些哀民生艰难的悲苦之诗相比，《赠卫八处士》一诗充满着乱离时世中的温暖的人情，但在温情之中也融凝着沉重的酸辛。在一个战事犹酣、连亲人都不免流离失散的年代，分别二十年的老朋友竟然还能邂逅相逢、把酒夜话，坐在烛光之下，简直就像是一场梦幻，这自然令人又惊又喜；二十年的别离，时间已经改变了彼此的容貌，也在悄然安排着人事的代谢与生命的流转，而那场相距并不遥远的战争也正不知还要如何地改变各自的生活、如何地改变这个时代？人生原本就聚少离多、别易会难，即使在太平时世，要得到彼此的讯息也并不容易，更何况当此乱世，一别之后，风流云散，长天茫茫，音耗莫通，岂不更令人黯然神伤？在汉魏六朝古诗与唐代诗歌中，我们看到过大量抒发友人、亲人之间离情别绪的经典之作，都无不悲切哀伤，让人不能自已，对于通讯极不发达时代的人们来说，让人“黯然销魂者”确实莫过于离别了。而我们很少看到表现久别重逢的惊喜与辛酸之情的佳作，因为重逢毕竟是欢喜更多于悲哀，而这种欢喜之情写入诗中，却不太容易深切动人。但杜甫这首诗却主要就是写的重逢，而且后来他还写过很多次的重逢，也无不动人心魂。比如他在夔州的奉节城中遇到当年公孙大娘的女弟子表演剑器浑脱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他还在江南的潭州城里遇到旧日长安的老相识李龟年（《江南逢李龟年》），但这些重逢之中都已经完全没有了惊喜与温暖，只有沉重的感伤与悲凉。对当时已经步入人生晚景的诗人而言，这样的重逢只会让他无限痛苦地感到自己魂牵梦绕的那个伟大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自己跟那个伟大时代血肉相连的生命时光也已经永远地消逝了。但对于写《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时的杜甫而言，他当时还只有四十八岁，正当盛年，虽然也已饱尝生活的艰辛，又遭逢战乱流离，但他的心中毕竟还没有积淀那么深厚的岁月的灰尘，因此在这首描写老友重逢的诗中，我们便看到了真正动人的悲喜与温馨，也听到了诗人从这次重逢之中所发出的普遍性的人生的感叹，而对于时势的担忧也还比较深地隐藏在他对于人生的感慨背后。 杜甫的很多诗歌在普遍具备强烈抒情性的唐代诗坛表现出鲜明的叙事性特征，但这种叙事性不但没有削弱其抒情力量，反倒可以加强其抒情性，这似乎体现出叙事与抒情因素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比如这首诗，除了前八句具有抽象、普遍的抒情特征，其余十六句都具备很强的叙事性，而从这些对日常生活的细腻叙述中反而流露出更强烈、更深沉的感情抒发，同时在具体的叙述中，也隐含着更普遍的人生感悟与更细微的生活体验。在杜甫这首诗中，最震动人心的叙事部分大概乃是这十句：“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二十年未见的朋友，如今都年近半百，突然重逢，发现彼此都已经老了，这自然在情理之中——故“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慨叹也十分自然、在见面之先就会在各自的心理上有所准备的。但唯有生儿育女这一件事，却是令我们难以清晰地加以揣想、也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人生的重要变化。二十年前分手时，杜甫（三十岁时才结婚）与卫八彼此都还是单身的年轻人，现在重逢，却发现卫八已经“儿女忽成行”，一个“忽”字显出杜甫巨大的惊诧，仿佛这一群孩子是突然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出来了，仿佛他们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诗人的面前——从“昔别君未婚”到“儿女忽成行”，那期间的二十年时光一瞬间如此强烈地在我们面前晃动起来，像一道光芒刺痛我们的眼睛。原本只是白驹过隙而已，现在才觉得这二十年间，彼此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这群孩子的出现，是不是还会觉得二十年前跟老友的分手仿佛就是在昨天？这样的句子自然是叙事，但这一叙事却以其高度的概括性指示出极具普遍性的人生经验，蕴含着深沉的感叹与感人的力量。只要人类还会有长久的别离，即使再过一万年，人们也还是会经历类似的场景、发出同样的感叹与共鸣，还是会被这样的诗句所深深地打动。在杜甫的心目中，卫八这一群“儿女“的出现乃是老友最令他感到新奇的变化，因此杜甫花了很细致的笔墨继续叙述他们在自己面前的言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这看似十分平凡的叙述，仍然显示着杜甫的惊讶与感慨之情，自然，杜甫也是要从这一侧面来表现卫八对杜甫这位老友的深挚情谊。这比直接写卫八自己如何热情地款待杜甫具备更强的感染力，也更能表现生活的温馨与人情味。至于“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自然也是包含着卫八与他的孩子们待客的一番热诚，这“春韭”也该是做成菜肴后跟黄粱米饭一起摆上桌来的，但诗人却说“夜雨剪春韭”，让我们仿佛看到室外夜色中闪闪发亮的一畦翠绿的韭菜在春雨中摇曳，正因为这“夜雨”，平添了这道原本极平凡的菜肴的无尽的风味，以及这热情待客者情谊的朴质与淳厚。也正是这样两句，让这因为战争而变得动荡纷扰、困苦艰难的时世突然获得了短暂的静谧与安宁，似乎进入了桃花源一般，有了安全感。而这，应该也正是此刻诗人自己心境的一个写照吧。此外，这两句放在这里，总令人觉得还另有深意：这一畦春夜雨中被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的韭菜，难道就没有一点特别的比兴的意义吗？杜甫的诗，是经常运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比兴技法的，让人乍一看，以为不过是普通的叙事和描写而已，实则暗含深意，而如果你实在看不出这一点深意，却也并不会遭到多少损失。 杜甫实在是诗歌艺术的精致手法的大师，这表现在字法、句法与章法的所有层面上。前代诗文中的成句，一经他化用之后，便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获得自己独特的生命与无比动人的效果。且看这首诗的开篇十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几乎每一句都包含着前代诗文的成句，但被杜甫重新组合到一处之后，却让人觉得浑然一体，似乎它们就是为了这首诗歌而生的，我们还会觉得“今夕复何夕”是出自《诗·唐风·绸缪》中的现成句子吗？在“今夕何夕”的原辞中添上一个“复”字，再与“共此灯烛光”一句连接，便立刻流露出强烈的梦寐感与百感交集的深沉叹息！而“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这两句，则从汉武帝刘彻《秋风辞》的“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一句化出，同样显得天然未凿，而又情韵深挚。杜甫诗歌的章法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的形式之中、诗句顺序的排列之中都无不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内涵——“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这两句为什么放在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等开头八句之后？按照正常的顺序岂不是该放在这首诗的最前面才对？仔细想来，杜甫跟卫八当年分别的时候都还是年轻人，即使过去二十年之后老友重逢，彼此也正当壮年，说起当年共同的朋友，他们应该也都还健在，但没想到的是——“访旧半为鬼”，很多旧友竟然都已经离开人世、名登鬼箓，岂不令人心痛肠热！只有在这里，我们才隐约看到那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痛。于是诗人才又发出悲伤深切的叹息：自己跟卫八的这一次见面真的是一次惊喜的偶然与幸运的意外！“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在这样的时世，自己跟老友之间还会有另一个二十年之后的再次重逢吗？无论如何，人生总是别易会难、聚少离多的，就连这一层意思也从杜甫对此诗章法的精细安排中体现出来了——开头两句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最后两句则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在这二者之间的相逢的欣喜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已，杜甫自然是无比地珍惜这一次短暂的聚首、也无比地珍视这未因时空阻隔而淡去的友谊，于是也就有了这首歌颂相逢的欣喜与友情的温馨的动人诗篇。 曾有后代的著名学者指出：杜诗之伟大在于把杜甫自己全部的人生都放进诗里去，但又是日常生活，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他那忠君爱国的思想在他诗里其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却又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中最高的境界。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这就是杜诗之所以高明处。那些进入杜甫诗中的他的朋友，也大多是平常的人，有的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有的则没有名，这些人跑到杜甫笔下就都有神、有味、可爱。比如朋友请吃饭，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很平常，吃完拍拍肚皮很快就忘了。但杜甫写他在卫八处士家那一餐，不仅他吃得开心，一千年到现在，我们读他的诗，也觉得开心，好象那一餐，在我们心上也有份，也还有余味。平常的人和事，进入杜甫诗里就都可爱（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之《谈诗》诸文）。 其实，读《赠卫八处士》这样的诗，我们所感到的远不止是开心与可爱这一点，更有长久的感动与温暖。写日常生活细事的诗歌，在古代、现代诗坛其实也并不算少，为什么只有杜甫才让人有如此的感动？一粒种子只有落入肥沃的土壤才会长成参天大树，生活的素材，不管它是什么，也只有经过杜甫这样蕴含深仁厚爱的温厚心灵的滋养，才会变成真正优美动人的诗歌，否则就只能成为卖弄文辞的雕虫小技。 杜甫和他的伟大诗篇，与陶渊明、苏轼、曹雪芹这些伟大作家及其作品一起，都是历史暗夜中的人性闪光。在以后那些人心沦丧、世风不古的年代里，他们的存在，将会让人们长久地感动，觉得人类的前途还会有一丝希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史知识》2013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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